在汾陽縣城，只有郵局有一輛送信的摩托，賈樟柯和鄰居的幾個孩子經常站在路邊聊天，看郵遞員呼嘯來去，有個男孩子說要是我能買上個摩托就太滿足了。話沒說幾年，他就有了一輛......

　　賈樟柯連連解釋他的遲到，然后摸著有些憔悴的臉頰，說自己已經牙疼好幾天了，還要為裝修新的工作室勞神費力，這個33歲的男人一副生活擔子很重的樣子。

　　賈樟柯出生于1970年，雙子座。星座書中這樣評價雙子座：“從容不迫，和藹可親。常給人以永遠是局外人的印象。永無休止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敦促著他生活的腳步，激勵他不斷追求和探索。這是個迷人的和有些異想色彩的人……”我說雙子座的人還比較花心，“可能有點吧。”他笑得挺開心，然后斷然否定了某人是某個年代人的代表這個說法，“任何人都無法代表一個年代，而且每個年代有其延展性和包容性，很難有一個清晰的界定。當然，為了闡明一種理論而非得制造出這么一個概念也未嘗不可。”

　　有人說70年代人是空虛和迷惘的一代，在成長以后的某一天總是會突然發現前方不再有目標，發現自己一無所有。他們似乎總是活在夾縫里，經歷過國家的物質匱乏時期和經濟起步時期，思想的境界從禁錮走向相對自由，富于理想精神，有責任感。但論及崇高感、道德感和紀律性顯然不及60年代人，思維的活躍度和心靈的自由度又不能和80年代人相提并論。在年齡層次上，70年代人涵括了從剛走出校門、羽翼未豐的年輕人到逐漸成長的個性成熟、經驗豐富的中堅力量，是社會和家庭重要的載體。他們的愛情，內斂而不失瘋狂，深沉而不失執著。

　　出生于70年代、成長于80年代、成就于90年代的賈樟柯，作品無一例外地帶有深刻的年代烙印。

　　1990年，賈樟柯從家鄉汾陽到了太原學畫，離開原來安靜封閉的縣城生活，家鄉的人和事在他內心深處反而變得比原來要清晰很多。80年代汾陽的生活在以后的十幾年間一直縈繞于懷，1980到1990年，正好是他自己從10歲到20歲的過程，這個過程對每個人都是重要的：成長，開始懂事，開始觀察，開始自己的生活和選擇。同時，80年代對很多中國人來說，都是充滿了變數的10年。

　　就像當年的汾陽縣城里，只有郵局送信的有一輛摩托，賈樟柯和鄰居幾個孩子經常站在馬路上聊天，看郵遞員呼嘯來去，有個男孩子羨慕地說要是我能買上個摩托就太滿足了，話沒說幾年，他就自己擁有了一輛摩托。諸如此類的變化愈來愈多，人們在經歷著日新月異的生活，而思想也慢慢在打開。

　　當生活的經歷演變成經驗以后，賈樟柯開始想到要去做一部電影。早期選擇拍《小武》是因為他覺得自己內心有種不滿、有種生命經驗要表達，然而在當時的銀幕上非常多的人的生活狀況被遮蔽掉了，若干年后人們可能無法看到當時大多數中國人是怎么生活的。而電影，賈樟柯執著地認為，是一個留駐記憶的很好的方法。

　　拍《小武》時，賈樟柯能找到的資金非常有限，只好用16毫米拍，規模小，成本低，卻消耗了很長的時間。賈樟柯當時完全瘋掉了，越拍越長，很多東西都在現場改、現場加。1999年冬天的拍攝對賈樟柯和他的伙伴們來說痛苦得“不堪回首”，開始是因為沙塵暴，有一天取景的時候，風把電線吹到一起造成短路，一個火龍沿在電線飛竄，大家看得目瞪口呆，只好停機一個星期。工作人員全體呆在旅館里頭耗著，這對攝制組來說，簡直是一個災難。

　　沙塵暴過去以后，電影里頭要求有一些雪景，大家開始老怕不下雪，因為1998年的時候汾陽一年沒下雪，結果卻是一場接一場連著下，除了雪景沒別的可拍，只好把所有能改成雪景的鏡頭都拍了。然后大家繼續坐等，等雪停了融化了再接著拍，這些困難讓賈樟柯覺得拍攝漫長極了，60天的時間感覺像是過了半年一樣，是一次心力交瘁的體驗。

　　《小武》的成功使賈樟柯的制片環境、投資環境突然變得異常優越，他一直覺得自己在電影這個行業里很幸運，從拍短片到想拍長片，到拍了長片再到拍《站臺》，基本上沒有什么挫折。還有一個幸運就是他的兩個制片人，香港“胡同”的李杰明和日本的矢川尚三，他們給了賈樟柯完全自由的創作，《站臺》原來在合同里簽的是2小時40分的電影，最后的導演版本是3小時10分，多了40分鐘，日本制片說既然導演覺得有必要用3個多小時來展開他的故事，那么就尊重他吧。賈樟柯非常清楚，這樣的長度等于說放棄了商業上成功的可能性，因為在這個長度里讓一個普通觀眾坐在影院去看一個生命經驗的過程、來了解一部電影，是一個難度很高的挑戰。

　　在《站臺》里面，賈樟柯著意制造了兩個表現層面，一個是4個年輕人成長的過程，另一個就是文化的推進。這個片名來自于上個世紀80年代的一首流行歌曲《站臺》。其中的“我的心在等待，永遠在等待”幾乎可以和“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有得一拼。和第五代導演的“文革情結”一樣，被歸類為“第六代”的賈樟柯(他對怎樣劃分并不在意，就暫且這樣吧)有的是對80年代，改革開放的10年給中國帶來的巨大變動和對個人的強烈影響的深深思考。

　　每代人有每代人的活法，每代人有每代人不同的幸福和痛苦。賈樟柯似乎并不認同張藝謀陳凱歌所經歷的上山下鄉就叫痛苦，在他看來，經歷了改革開放的10年，人也是可以成長許多的。那畢竟是翻天覆地的10年，從一個體制轉向另一個體制，按歷史上的說法，這樣的轉變是要有犧牲要流血的，而那些流血犧牲的就是《站臺》里的那一代人。他們也是有理想的，也曾堅持過一段，最后還是放棄了。這是一個從起點還回到起點的故事，起點還是一樣的起點，只是都已物是人非了。

　　《站臺》講述了兩對文工團里戀愛中的青年男女，尹瑞娟和崔明亮，鐘萍和張軍。小日子一天天地過下去，直到有一天，廣播里放了，我們要改革開放，要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熱血沸騰的青年們積極響應號召，承包了文工團，開始了他們的四處走穴。明智的尹退了出來，在演出途中，鐘萍和張軍的愛情也走向了終點。在外折騰了一段時間，男男女女還是回到了小縣城，繼續著他們一成不變的生活。《站臺》是一代人理想的破滅，繞了世界一周，發現世界很精彩也很無奈，于是還是在老地方安穩過日子好。

　　《站臺》具有一種史詩的格局，跟80年代血脈相連。故事很明顯地有著賈樟柯的生活經歷。那個生他養他的小縣城，有著他童年少年時的所有記憶。在《站臺》里用了很多80年代流行的歌，如開場的歌《火車向著韶山跑》，那曾是他姐姐最擅長的一個節目。那個時候她是學校宣傳隊的宣傳員，拉小提琴，賈樟柯第一次見姐姐演出，她一個人站在那兒很用心地拉琴，觀眾或者坐在木頭板凳上，或者站著，那樣一種原始樸素的表演狀態曾經讓賈樟柯十分著迷。

　　也許他拍片只是要把他的記憶電影化，用他所擅長的方式表現出來，導演其實也是最自私的，他只表達自己內心的東西，任何人任何評論都不能左右他什么。賈樟柯說：“我們正經歷一場劫難。并不能講年輕的一代就比年長的一代幸福。誰都知道，幸福這種東西并不隨著物質一起與日俱增。我并不認為守在電視邊、被父母鎖在屋里的孩子比陽光下揮汗收麥的知青幸福，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問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惱，沒什么高低之分。對待‘苦難’也需要平等精神。”

　　曾有人對賈樟柯提出的業余電影時代即將到來歡呼，也有人認為他在否定電影學院的教學。對此，他的解釋是做電影這一行總要保持一個理性，文化選擇上的理性。包括看人看事，應盡量少地因為生命經驗中的一些挫折，而對待事物失去一個比較客觀比較公正的看法。這也是賈樟柯自己想堅持的一個方向，包括觀察電影本身。

　　下一部片子賈樟柯想拍一部風光片，配樂全部采用搖滾，“這肯定很好玩”，說這話的時候，他的眼睛里有一種孩子式的淘氣的向往。

　　文/楊志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