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長霖(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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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3年01月28日 12:04 新浪財經(jīng) | ||
小標題:矯正中國口音 (同期):田長霖:這是我孫女凱莉。哥哥呢?凱莉不好意思了。 田長霖:在家里我們都講普通話,所以我這一點是很重要,我不擔憂我用普通話,中文講的話好像怕不好。有一次,朱總理來訪問白宮的時候,正好克林頓總統(tǒng)也邀請我去,吃 美聯(lián)社發(fā)表的一篇特寫中這樣稱田長霖——一個臉上總是掛著微笑的小個子。田長霖因為是個不害羞的Cal擁護者而在校園內(nèi)名聲顯赫,他是拉拉隊的頭兒,在柏克利進行的比賽和集會中,總能聽見他用帶有中文口音的英語高喊“Go Bears”,雖然他已在美國生活了幾十年,但他的“獨特”的口音卻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各類會議和演講中。 田長霖:我做校長的時候,大家已經(jīng)就覺得我的中國口音太重,尤其是還有湖北口音,口音很重。當然他們不知道中國口音、湖北口音之間的區(qū)別,但是總覺得這個口音不好。但是我做了一年之后,一個很好的校友,很有錢的校長,他來跟我進,非常好意的跟我講,他說田校長你實在做得太好了,我們都非常擁護、愛護你,但是你的中國口音實在是太重,而且這是你的一個缺點。他說我知道好萊塢有這些口音矯正專家,貴得不得了,都是電影明星,或者什么大的財閥要改正他們口音的時候就去找他們,他說我愿意出錢,雖然很貴,你不要花太多時間,最好地專家可以把你的口音改一改,把你的中國口音改掉。 然后他還跟我說,很滑稽,他說如果你要是希望的話,我還可以請那個人把歐洲口音加一點進去,這樣你聽起來不更好一點。我那個時候和他爭執(zhí),我就說這個我知道,他是我的一個好朋友,非常支持我的,完全處于一個好心,但是是一個偏見,雖然我就說我到底是不是應該接受他呢,就果真去改我的口音呢,而且他說免費,他全部花很多錢為我做,但是或者我就維持我的口音。 后來過了一個月,我給他打了一個電話,我說你的好意我實在很接受,但是我很忙,也沒有時間去改口音。第二方面,我說我覺得有一點點口音也不是很壞的事情,我很婉轉(zhuǎn)地告訴他,結(jié)果他也就沒有再繼續(xù)下去講。 過了五年之后,他又來跟我講,他忘記他從前要改我口音,他說田校長,你這個口音真好啊,真漂亮,每次你老遠講話,我們就曉得一定是你,因為你有一個很奇特的口音,就像基辛格有德國口音是一樣的,他說你實在太好了,口音是你的語音識別標識,每個人都說有你的口音是一個特色,這很奇怪。你看,現(xiàn)在我的中國口音變成我的一個優(yōu)點了,變成我一個很重要的特色了。所以我又得到一個教訓,就是說有時候我們?nèi)秉c不要把它認為就一定是缺點,缺點可能是有一定偏見的看法,有一些人和社會的共同的這種看法,你要把它怎么樣一下轉(zhuǎn)換,可能你的缺點就變成你的優(yōu)點了。 小標題:教育與為人最為重要 1935年7月24日,田長霖出生于中國的武漢,原籍為湖北省黃陂縣人。父親田永謙給這個在家里排行第六的男孩,取名田長霖,喻意為天降甘霖。然而,戰(zhàn)亂加上逃難成了田長霖難以擺脫的童年噩夢。 田長霖:我武漢的時候,我記得我上幼稚園,4歲的時候上幼稚園。第一個我有生以來第一個唱歌是唱日本歌。所以我現(xiàn)在只記得那個日本歌記得很熟。因為那個時候日本已經(jīng)侵略中國,1930年代末期,所以就占據(jù)了武漢,武漢之后,就每一個學校,每天開始上課之前都要唱日本歌,都要聚會在一起,所以我現(xiàn)在印象很深,但是我那個時候父親家里面一定要逃,要離開這種環(huán)境。 1938年夏天,日本軍隊攻打武漢,田家被迫舍丟棄家產(chǎn),舉家逃難。一年后,一家人在上海團聚,艱難度日。抗戰(zhàn)勝利后第二年,田永謙出任上海財政局局長并兼市銀行行長。 田長霖;我父親在上海掌管財政金融,所以他有汽車,他有好幾部汽車,所以我們上學都是汽車。我那個時候我就有一個觀念就是說不要特殊化,所以我有時候我就跟駕駛的先跟他說,我說你把它停得遠一點,不要停在學校門口,你停到學校還有二三條街的地方,然后我們自己再走到學校去,所以我希望盡可能不要坐著汽車上學。 結(jié)果有一天我記得很清楚,我們的英文老師他突然說,你們知不知道上海的整個財政金融負責人是誰,就是田長霖的爸爸,我在班上聽著老師說,我無地自容,因為我很希望能夠像每一個同學一樣,不要把自己變成特殊化,所以這個對我印象也很深。 田長霖就讀的學校是位于上海襄陽南路的位育學校,這是一所不掛校牌、不公開招生的學校。在一九四零年代,就是在這個學校里,卻悄悄地展開了一場中國教育史上獨領(lǐng)風騷的改革。中國的初級教育自一九二二年起,采用初中、高中各三年的學制。語文、數(shù)學和外語采用的都是循序漸進的直線編排,而物理、化學、歷史和地理等學科則按圓周編排。由于教學內(nèi)容重復,浪費了老師和學生的不少時間。位育學校決定施行五年一貫制,在選聘優(yōu)秀教師的同時,不僅傳授知識,更教會學生掌握觸類旁通、舉一反三的學習方法。 后來成為北京大學校長的陳佳洱,是田長霖這個時候的同班同學。這位長期從事粒子加速器研究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到現(xiàn)在還記得,田長霖調(diào)皮搗蛋,在課堂里用鉛筆戳他的經(jīng)歷。還記得他數(shù)學成績特別好。 后來田長霖全家遷往臺灣,原本生活富裕的田家,開始陷入窘境,一家十幾口人擠在十幾平方米的地方,所以有的時候睡覺都需要輪換。 田長霖;所以有晚上我半夜里醒來,看到我父親坐在那里,我說父親你為什么坐在那里,不睡覺,你累得不得了是應該睡覺。他就說我睡不著。我說怎么會睡不著呢,我那個時候我們都已經(jīng)十幾歲了,我說我哥哥,我弟弟我們都年紀這么大,我們都可以賣包子或者是賣菜做苦力,我說你不要擔心,我們的生活都是沒有問題的,結(jié)果父親就跟我講,他說他不是擔心我們沒有菜吃,沒有菜吃這個問題不是太重要的,他說最重要的我擔心的是你們的教育,我怎么辦,我怎么送你們每個人去大學、中學小學,而且要最好的大學、中學、小學,如果我不能夠使你們得到最好的教育,我一生就可以說是完全失敗的。 在田長霖十七歲的時候,父親因操勞過度心臟病突發(fā)逝世,家里的生活雪上加霜。母親李潤棣終日操持家務,田長霖和三個兄弟在課余兼任家庭教師來補貼家用。終生清廉自守的田永謙沒有給子女留下遺產(chǎn),但一句“教育與為人最為重要”的囑咐卻讓他們終身受用無窮。 一九五六年九月,就是這個后來被人說成是集能力、精力、魅力與一身的田長霖,,口袋里揣著借來的300百塊錢,買了一張單程機票來到美國求學。 田長霖:那時候我記得很清楚,到美國的第一站是在西雅圖,就是在美國的西北角。結(jié)果我的同班同學好多都在一家飛機上包機,那時候我們做了30幾個鐘點的飛機,而且沿途停了好多站。下了飛機之后,我的同學坐飛機轉(zhuǎn)往別的地方,但是我沒有錢,用生硬的英語打聽灰狗巴士站的地點。我就坐巴士,從西雅圖一直坐到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維,要坐70幾個鐘點。等到到了路易斯維的時候,可以想象得到,路幾乎都不能走了。 七十多個小時的路途讓田長霖感到的只有漫長,當時他并沒有想到,這趟漫長的求學之路將會耗去自己半個世紀的的生命。 田長霖:我下巴士的時候,又發(fā)現(xiàn)路易斯維黑白分明,我正好那個時候想去廁所,但一看上面寫著“只準白人進去”,我開頭進去要去一個廁所,就是“只準白人進去”結(jié)果看旁邊還有一個很破破爛爛的角落上面有一個,就是說這個是有色人種多那邊去,我那個時候就是不知道是到有色人種呢,還是去這個白人,只有白人可以去的,我就站在那兒一直等。 但后來實在等不及了,就是說一定要去廁所了。我才問一個人,我說到底我應該去那邊,那個人還很好,他說你是來訪問了,剛剛第一天到美國,你可以到那個白人的。但雖然我是去那個白人的地方,但是我心里面很難過。我是黃人,我是有色人種,我為什么要遭到不同的待遇,所以這些都是給我后來有很多的印象。 34年前,沒有人會想到那位曾經(jīng)在公共廁所外面徘徊的年輕人,后來會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校長。那時候田長霖靠幾十塊錢的獎學金,維持全部的生活和學習所需,他用了短短20個月的時間,得到了路易斯維大學的工程碩士和普林斯頓大學的另一個碩士和博士學位,創(chuàng)造的這個記錄,至今無人能破 田長霖:其實第一年開始的時候,連80塊都沒有,只有55塊,第二年我拿了80塊。55塊錢的美金,要包括你的住房,包括你的吃飯,所以我們吃飯都要到最最便宜的地方吃飯,住房一定要到最最便宜的住房。所以我第一年吃飯的地方,連學校的公共食堂我都不能去,還是太貴,我每次都要走半個鐘點,到黑人區(qū),到最貧困的貧民區(qū),因為它那個飯比較便宜,所以我每天都是這樣去省錢。住的地方,我記得,第二年我找到一個殘廢人,和他住在一起,因為和殘廢人住在一起的話,租金很低。很多人不愿意跟殘廢人住在一起,尤其是跟殘廢人共一個廚房,但是對我來講這個最好,我只要錢少。因為我那時候還要付一部分錢回家里面給我的母親,而且還要做很多其它的工作。所以那時候真正領(lǐng)略到怎么樣能夠節(jié)約,怎么樣能夠節(jié)省才行。 身高一米六四的田長霖曾夢想成為一名職業(yè)籃球選手,為此他經(jīng)常拿自己的身高來開玩笑。他說他無法實現(xiàn)的夢想就是打NBA,因為,我真的非常努力,只是我的個子卻從來不曾向上發(fā)展過。 田長霖:第一年到美國來的時候,1956年到美國來的時候,我的教授叫我小個子中國佬,這是非常侮辱性的一個名詞,天天他都這樣叫我,從來不叫我的名字,每天都叫我中國佬,一個非常侮辱性的名字,但是我剛剛到美國來的時候,還不知道這個是侮辱性的名詞,我以為這還是因為我從中國來,所以他叫我中國佬,好像還蠻親熱的。結(jié)果過了兩個月之后,有朋友告訴我說,說這是一個非常侮辱性的很大的一個名詞,你絕對不能接受,這是對你的人格、尊嚴都有所損害。那個時候我聽了以后,我就有很多心理的掙扎。這是我可以說第一次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教訓。 我那個時候想,如果我跟我的教授去爭辯的時候,他可以把我的獎學金就取消掉了,因為我是跟那個教授做工作的。他如果取消掉的話,那個時候我可能在美國被驅(qū)逐出境,我可能一生都完了,整個的想法都沒有了。但是我另外一方面,我就覺得這個人的人性的基本的尊嚴,也不能夠好像就這樣隨便的就讓它過去。 這件事兒田長霖至今都很少向人提起,他當時感受到的不僅僅是一種痛,他依舊白天上課,而晚上則整宿整宿地徘徊在閃爍的系霓虹燈下,他無法平靜,一個21歲的年輕人第一次失眠了,在接下來的二十八個小時里他沒有辦法讓自己睡覺。 田長霖:因為沒有睡覺那個時候就有一種勇氣,我就去跟他講了,我說絕對不能再叫我中國佬,它很有侮辱性,他說那我應該叫你什么,我說你可以叫我長,叫我霖,或者叫長霖都可以。他說我怎么可以記住你們中國人這么怪異的名字,他的那個表情都是很侮辱性的,但我那時候也很氣,這是一個美國老教授,我說不管你記不記得我的名字,不管你怎么叫,但是你惟一的一點我要堅持的,就是你不能再叫我中國佬,這是一個侮辱性的名字。 21歲的田長霖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在接下來10個多月的相處中,那位教授再也沒有叫過中國佬,但也沒有叫過田長霖的名字。 田長霖:因為他也好有一個基本的立場,他覺得他不愿意撤退到叫一個華裔人的名字,所以他名詞都叫我come on、年輕人,或者是怎么樣,就用其他的呼喚我,這個時候我就得到一個很大的教訓,我就發(fā)現(xiàn),有時候我們不要擔憂你的這個好像是不是因為維持一個很重要的尊嚴,或者很重要的一個立場,而擔憂你整個的事件,好像會產(chǎn)生對你不良的影響,結(jié)果那個教授以后對我反而很尊敬。 一九五九年,博士畢業(yè)后,田長霖來到伯克利加州大學工程學系任教,后來當了這個系研究所的副所長。一九八八年,他成為歐文加州大學副校長,兩年后,回到伯克利加州大學當了校長。 一九九四年六月八日,田長霖當選為首批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田長霖博士曾獲30多項重要獎勵,其中有傳熱界最高榮譽AIChE-ASME MAX JAKOB紀念獎(1981),ASME傳熱學科學獎(1974),AIAA熱物理獎(1977),美國國家科學院金質(zhì)獎(1991),以及德國、日本有關(guān)學會的多項大獎。他是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1976),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香港科學家學會授予他最優(yōu)秀的中國學者(1989)。 田長霖教授是國際傳熱學界權(quán)威學者,長期以來在熱輻射、熱傳導、低溫技術(shù)、熱管理論、兩相流及反應堆傳熱、多孔介質(zhì)熱交換、太陽能利用、航天熱控制、光電器傳熱等領(lǐng)域進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許多創(chuàng)新的成就,對美國航天飛機表面隔熱層作出了極大貢獻,解決了航天飛機的防熱技術(shù),他在反應堆熱工技術(shù)方面也是行家里手。發(fā)表了約300篇論文著作,培養(yǎng)了60多名博士研究生。 在待人處世方面,田長霖兼具東方人的溫文敦厚與西方人的風趣干練。他相信成功必須耐心等候機緣,但也強調(diào)什么事只要你看準了,就要全力以赴,不計后果。做學問你要創(chuàng)新,你要走極端,走最新的領(lǐng)域,克服最高的高峰,這個是做學,但是做人你要中庸,要能夠想到別人的環(huán)境,不要走極端。 字幕:2000年9月,田長霖被診斷出腦腫瘤,手術(shù)后中風癱瘓,身體衰弱。 2002年10月29日,田長霖在美國加州紅杉城去世,終年67歲。 伯克利加州大學現(xiàn)任校長羅伯特.M.伯塔爾在田長霖去世的當天發(fā)表的一份聲明中說,田長霖的樂觀精神、他的為自己所秉持的原則而奮斗的積極態(tài)度、他的忠誠和熱愛,已使學校變得更為強大。 為表彰田長霖對教育的貢獻,柏克利加州大學決定把即將興建的“東亞圖書館與研究中心”,命名為“田長霖大樓”,以完成田長霖期望在柏克利校園內(nèi)興建東亞研究中心的心愿。 簡歷:1935年7月24日,田長霖出生于中國的武漢,原籍為湖北省黃陂縣人。后在上海和臺灣讀書,1956年只身赴美求學。22歲取得路易斯維爾大學碩士學位,24歲時在普林斯頓大學僅用了20個月就攻下博士學位,25歲任伯克利加大助理教授,33歲任柏克利大學機械工程系教授至今,34歲任系主任,41歲當選美國工程科學院院士,48歲任伯克利加大研究副校長,53歲任爾灣加大執(zhí)行副校長,55歲到62歲任伯克利加大校長,58歲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他還曾當過柏克利足球隊拉拉隊長、樂團指揮、銅管樂隊成員。辭去校長職務以后,他開始擔任伯克利加大NEC榮譽講座教授,在全美各知名大學巡回演講;1998年,他擔任中國香港特區(qū)政府創(chuàng)新科技委員會主席,經(jīng)克林頓提名任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委員,1999年擔任美國亞洲基金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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