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瓔(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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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3年01月28日 11:57 新浪財經 | ||
字幕:賓西法尼亞州,漢丁頓,朱尼塔學院 同期聲:1987年林瓔女士獲得耶魯大學美學博士學位,貝利特多和林瓔是耶魯大學有史以來獲得此學位的兩位最年輕的學生。今天,林博士將就藝術與社會的密切關系為題為我們作演講。歡迎林博士。 林瓔:謝謝校長,朱尼塔學院的各位老師和同學。我的作品來源于一種使人們能夠認識他們所生存的環境的單純愿望。這種環境既包括他們物質上的,也包括他們心理上的生存環境。正是這種愿望一度使我參與到了一些與政治有關的,集中體現我們這個時代中一些發人深省的事實的創作當中。作為一個藝術家,我努力維護作品的完整性,不使他們原本的感染力受到絲毫減損。藝術應該是一種活躍的載體,永遠向世人展示著新穎的,不為人熟知的主題。正是由于那些跨越時代的,充滿了個性與奇思的想象的付諸實現使今天的我們清楚地認識著自己。它們不僅是同時代人之間的一種對話,更將成為不同時代人們之間的一種對話。也許我們每個人只能被定義為現實的存在,但我們完全可以使這種空間上的存在得到時間上的衍生。我們每個人都是整體意識的一部分,通過我們的作品、形象、思想,寫作等等而彼此關聯。我們將在這些溝通中告訴未來的一代,我們是誰,曾經做過什么,可能的話,還包括我們將對他們產生什么樣的正面影響。 校長:本地越戰退伍軍人代表想借此機會表達他們對林博士的謝意。 越戰老兵:早上好,我們是本地23位在越戰中犧牲的軍人的代表,我是羅伯。史密斯,我左邊是麥克勞、雷恩和塞斯。瑪亞,代表所有的越戰退伍軍人,我想感謝你為設計越戰紀念碑所付出的一切努力。沒有任何其它的設計更能安慰我們死去的戰友了。數字只能是數字。而那些密布在紀念碑上的名字將不斷地提醒我們自由的可貴。我們對親密戰友的記憶將透過你美麗的設計而得以長存。我們感謝你,并愿上帝時時保佑你。非常感謝。 1988年的春天,林瓔從耶魯大學建筑系博士畢業,并開始在紐約的一家建筑公司實習。這個時候林瓔接到來自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南部貧困法律中心的埃迪.阿什沃斯打來的電話。他希望林瓔能夠為民權運動中的犧牲者設計一座紀念碑。 林瓔:起初我很猶豫,因為越戰紀念碑所引起的轟動還歷歷在目,而且我也不愿意被禁錮在紀念碑的領域里。我已經婉言拒絕了許多這類的設計請求,然而當阿什沃斯先生告訴我美國歷史上還從未有過民權運動紀念碑時,我開始對它產生了興趣,并且很愿意與中心的人員進行接觸,從而更多地了解他們對這座紀念碑的想法。 我對民權運動的歷史知之甚少。只知道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講。當我看到“只有當公平與正義如水流般直下時,才能真正使我們感到滿足。”這一句時,我知道水的使用將成為這個設計的核心,她會將所有元素完美地結合起來,其中包括對種種歷史事件的陳列和對那句原文的引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發現在我童年時期的記憶里,媒體對于越戰的關心程度遠遠高于對這場發生在國內的維護種族平等的戰斗。我覺得,那段時期的特殊性是我接受這項設計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那是一段我不曾知道卻又應該知道的歷史。 我在去蒙哥馬利之前,仔細研究與閱讀了許多中心寄來的史料。我還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研究電影、文學和有關那段時期的新聞剪報,以獲得當時運動背景的感性認識。在驚詫于所獲知的事實的同時,我更加不理解,這些發生在我成長時期的史實竟然從未在學校的課堂上出現過。許多當時運動中的重要人物如今都已經被淡忘了,人們所知道的只有馬丁.路德金,羅莎.帕克斯等一些人。不僅如此,這一運動中發生的事件則在以更快的速度被人們所遺忘,而對于那些犧牲者則更少有公平可言。 法律中心的大樓已建成多年,同時并沒有太多空間留給一個生態建筑。他們原本想在入口處擺放一座石碑,石碑上刻有民權運動中幾位比較突出的犧牲者的名字,從而保留下大樓的入口。而我的第一反應是幾個名字遠不能說明問題,同時,使修建地點保持原狀也是不可行的。要在這里建一座紀念碑就必須重新翻修大樓的入口。我及時地向中心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與在華盛頓的經歷截然不同的是他們對我的設計表現出了全然開放與合作的態度,允許我按自己的構思完成這座紀念碑。我知道自己首先得靜下來,在我的形象概念生成之前,找到一個能夠說服自己的,可以用文字表達的,關于這個設計的定義。最重要的是要找出這個設計的本質,然后才是察看建筑地點。因為我對設計的構圖總是從看到場地的第一眼就開始了。 在經過了三個月的研究和閱讀后,我意識到,任何運動的誕生必定有其獨特的精神本質。假如能找到這種本質,就會解決許多問題。 對于這個作品中水的控制是十分細致的工作;人們幾乎感覺不出水在經過圓桌表面時的流動。當你在輕觸水面的過程中與紀念碑進行著交流時,或是當水流遇到阻絕時,看似靜止的水流會奇妙地顯現出回流狀,直至其流向紀念碑的基座。我努力發掘著水所蘊藏的全部力量---——它在輕緩的流淌中釋放著從黑色花崗巖上汲取的能量。 是什么造成這些水的散落呢?看這邊,從兩條槽流下來的水匯聚到一點上,所以會有多余的水。而這邊的水是沿直線下來的,所以少一些。你看這些小的截面...(你覺得要怎么處理呢?)我們用一些材料將他們填平,但是得確保這些材料不會泛黃。 我喜歡想象把它翻過來以后的樣子。因為它獨特的由大漸小的錐形設計會使迎面而來的參觀者感覺它似乎是懸空的。你只看見一個表面光滑平坦的大圓盤,上面流動著文字。 水的使用在這個設計里是關鍵。水可以用來增加冷靜的感受,我們想讓靜靜的水流看起來像在推動圓盤旋轉。你可以一邊閱讀著這些歷史,一邊觸摸并隨意改變水流的方向。從心理上說,我由衷地希望人們認識到自己是使這件作品復活的一部分。 字幕:民權運動紀念碑BARRE VERMONT 六千人多人參加了1989年11月的紀念碑捐獻儀式。許多民權運動的參加者及在運動中犧牲者的家人都前來參加了儀試,其中包括1955年因拒絕給一位公共汽車上的白人男性讓座而被捕,并從此引燃了民權運動導火線的黑人女性羅莎.帕克斯。 字幕:朱尼塔露天和平祈禱臺JUNIATA PEACE CHAPEL 在完成了民權運動紀念碑后,林瓔做了這個小型的雕塑。一個位于賓西法尼亞州以西400英畝的鳥類棲息地上的露天祈禱臺。林瓔把這個設計分為了私人和公共兩處供人冥想祈禱的部分。置身私人祈禱臺上能夠看到下面露天祈禱臺的全景。 林瓔:你們現在所在的這個由石頭圍成的環形雕塑是由兩個部分組成的。在那個隱蔽的山脊上有另一部分。這個圓的直徑是40英尺,而那個的直徑是4英尺,由堅硬的花崗巖制成,平坦而光滑,緊貼于地面。這是一個生長著大量蘚類的山脊,用不了多久,石頭就會被覆蓋上苔蘚。等草長出來以后,就看不出來那是石頭了,如果不是仔細看或是坐在上面的話。 這就是這個設計。非常簡單。這些石頭都不是被齊整切割下來的,我們選擇了一些天然的石塊,并且不希望他們看起來像經過了修飾。草地被包圍在一個高低不平的石頭圍成的圈中。當你進入那個圓圈時會感到它像一個盤子,往里凹陷著。圈內的草地則很好地銜接著它和周圍的地貌,使天然的地形不受影響,如同一個被人為小心安插的分界帶。 字幕:阿拉巴馬,蒙哥馬利MONTGOMERY, ALABAMA 同期聲:女士,先生們,我的名字是朱麗安。邦德,我很榮幸地向各位介紹我們亞拉巴馬州的巨大財富,喬治。小華萊士。 喬治.小華萊士:那些在民權運動中被害人們的家屬們,此刻我的心與你們同在。在我深知你們今晚難以言喻的懷念之情的同時,請記住有無數阿拉巴馬人民和美國人民正與你們心心相印。我本人的家庭遭受過許多痛苦,而從那些痛苦中走出來的我的父親卻成為了一個更富有激情,更善解人意的堅定的宗教信仰者。我歡迎你們利用這個周末來到阿拉巴馬參加這次具有特殊意義的活動。希望你們能感受到來自這座紀念碑的力量,來自一座樸實的建筑的無法抗拒的力量,它將為你們所愛的人而長存。 林瓔:這是屬于他們的時刻,屬于他們的地方,我已經完成了我所能做的,剩下的就得由他們來做了。 字幕:19**年民權紀念碑啟用 同期:歡迎EMMETT TILL埃米特。迪爾的母親羅莎。帕克斯女士 羅莎。帕克斯:當無數個被黑暗籠罩的午夜充滿了我的生活,當我的眼睛成了涌淚的噴泉時,我意識到我兒子的死不只是我個人在痛苦中哭泣的經歷,而是一種全世界人們的覺醒。 安德路。古德曼的母親ANDREW GOODMAN:當安德魯的尸體被找到時,她的父親,現在已經去世了,說:“我將視這種個人的悲痛為對我們國家的悲痛。”這個悲劇不是個人的,它是整個國家意識的一部分。現在,一座非凡的紀念碑將一切記錄了下來,它將始終提醒著一代又一代人們勇氣與責任的意義。 現場主持人:為此我們今天聚集在這個聯盟誕生的地方,為逝去的人們獻上這座紀念碑,同時也為更多傷痛的心帶來寬慰。這里曾孕育了反對者的暴行,今天它被從紀念碑流淌出的涓涓細流撫慰著。一座如它所彰顯的偉大運動一樣,質樸而神奇,充滿震撼與力量的紀念碑。 林瓔:令我著迷的是那些數不清的,愈合著人們傷口的,沒有缺陷的圓環。吸引我完成這項設計的原因之一正是這個環形結構的神奇力量。當許許多多家庭來到這里環繞著它的時候,圓周就被合攏了。當它周圍聚集的人越來越多,圓環就變得更緊密,直到這些人和他們的手填滿了整個環而讓人覺得他們似乎在與指間的這些“歷史”進行著超越時空的對話。這是真正令我感到很特別的地方。 我感到,從越戰紀念碑到民權運動紀念碑,自己仿佛穿越了整整十年的美國歷史。它們真的是從內在改變著我對自己的認識。 字幕:耶魯女性紀念雕塑 這是一個難以抗拒的機會,因為我終于可以實現一個長久以來的夢想了: 我必須問自己,一座置身耶魯的獻給女性的雕塑意味著什么?起初他們希望我做一個紀念耶魯錄取本科女生二十周年的雕塑。但我認為女性在教師隊伍和學院中的出現遠遠早于那個時期。我發現從建校初期耶魯就開始有了女性的蹤影。事實上,在她們被允許公開錄取之前,就有女生在耶魯的課堂里聽講了。那時她們被叫做“靜聽生”。 我很想讓人們看到和聽到這些。 我的第一幅草圖是一個圓桌和一串螺旋形的文字。但是在閱讀了幾個月有關耶魯的資料后,一天早上我突然驚醒,然后迅速畫下一個橢圓形桌面和長方形的基座。 字幕:耶魯大學校園女性紀念雕塑啟用儀式 耶魯大學的那個設計從原則上講是比較難的。最開始,我對用一座紀念碑來紀念耶魯女性的這個設想沒有任何主意。我知道走在耶魯的校園里,到處都充滿著男性氣息,從長椅到其它一切建筑都是男性化的。你不由自主地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闖入了一個男人的世界。 我想,作為一座由女性設計的用來紀念女性的紀念碑首先應該能使自己信服。我思考著它的形態,并且決定采用圓桌形噴泉的方案。我的確希望能在耶魯建一個噴泉,起碼還沒有一個地方能給學生提供聚集的場所。耶魯其實是一個較城市化的校園,這座紀念碑的修建將開辟一個步行區。 我特別想要使用一個螺旋形。我想到越戰紀念碑和民權紀念碑都是循著一種時間周期來設計的,也就是說,他們既有開始的時間又有結束的時間。而對耶魯來說,他只有開始的時間,而沒有終止的時間,所以我馬上想到了螺旋形,一個只有起點沒有終點的螺旋形。 1969年時,女性申請就讀耶魯大學的人數是受到嚴格限制的。理由是他們認為女性無法取代男性的地位。這種制度花了七年時間才被取締,然后越來越多女性來到這里就讀。所以數字顯然成了這里關鍵的因素。 我決定要做的螺旋形不是以1969年耶魯畢業第一位女生為起始,而是包括在耶魯還沒有女生以前的所有畢業生,所以它必然是從零開始的。我有意將時間拉回到1701到1702年耶魯剛成立的時候。這樣,從水流出的地方開始就出現數字“零”,在第二個數字出現之前有170個數字“零”,然后是一位數,再是兩位數,三位數,四位數等等。你能看到這串數字在逐漸變寬,如此便直觀地體現出女生就讀耶魯大學的比例在逐年增加。 耶魯大學女生代表:當我看著這個噴泉,看著這些代表了所有曾經生活在耶魯的女性的數字,想到她們為我們今天的一切所建立的基礎時,我同時想到了耶魯未來的女性,她們將行走在前人的足跡上,同時創造著耶魯新的歷史。 林瓔:我覺得我的一生是因為熱愛自然而存在的。能夠做些事情改善人們與生存環境間的關系將是我的一個長遠目標。我現在是要塞委員會的顧問之一,并正在協調一個將原舊金山金門軍事基地移交給國家公園管理處的項目。 耶魯大學校長:吸引我成為這個委員會顧問的原因之一是我的確把這個要塞看作一個帶領環境工程進入21世紀的重要過渡。這里會成為一處國際化的環境治理的典范。 我想我對這個看法的提出是出于一種對軍事力量、機器、軍隊,武器等的防護意識,對我們的生存環境的保護意識。而“防護”這個概念在21世紀應該是有所不同的。世界的距離越來越近,人們會相處得越來越融洽,是時候該更多地考慮一下如何保護我們生存的這個星球了。 林瓔:這座女性紀念碑也是我所知的唯一一座帶有注腳的雕塑。注腳上寫著1969年耶魯錄取第一位女性進入本科學院。 字幕:紐約NEW YORK 對于大多數人來說,紐約是一個很理想的工作地點,一座不夜城。自稱為藝術家和笨蛋的人都在這里。這里有最好的也有最壞的東西,這里匯聚了各種思想,同時還有一種特殊的氣氛不斷促進著人們在快節奏中的工作熱情。 我選擇建筑專業的原因是因為我對藝術的熱愛同時伴隨著一種對數學和科學的巨大興趣。而建筑正是這兩種興趣最有力的結合。這是許多女性難以涉足的領域中的一個,是一項艱苦的工作。女性在這一領域才剛開始嶄露頭角,但愿在21世紀能看到更多女性加入這個行業。應該說一個女性立足于社會的過程是十分不同于男性的。至于人們對性別差異的看法是否會得到改變,我自己雖然沒有親身經歷,但我確信目前還是存在區別的。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我對一個設計的形態構思是一種快速直覺的過程。這種直覺往往會成為我設計中最有力的部分,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的。這里的區別在于,有的人是先設計出雛形,然后一遍一遍修改,直到滿意為止。而我則是從開始就認準一個想法,并一直做下去。因為我相信最原初的靈感一定是最貼切的,修改它只會使它逐漸丟失原始的魅力。因此我始終忠于最初得到的靈感。 在藝術與建筑之間 我的作品總是介于藝術與建筑之間。我從不有意區分兩者。然而,我所創造的每一個藝術或是建筑作品卻又是不盡相同的。而且我發現每一件作品的創作過程都有著看似雷同的不同。 對藝術來說,瞬間閃現的意念或靈思是整個作品的靈魂。我會盡量不使細節干涉主題或凌駕于主題之上。 而對于建筑來說,你必須在實用功能和藝術追求之間小心地找到一個平衡點。雖然我的建筑中總是有一個主題——就像小說里的情節——貫穿著整個設計,但同時我也要密切注意每一個構成部分的美學表達。你必須解決從設計規劃,機械裝置的選擇到所有硬件和組件的挑選等問題。還要使它們各得其所且相得益彰。正如每一篇小說雖然都有一個鮮明的主題,但每一章節,每行句子甚至每個文字也都必須為主線服務。 可有時你會很容易在建筑過程中忽視了這個潛在的主題;因為你把許多精力都投入到了細節的決策上。或者因為你太注重或太輕視主題的表達,就會使它過分突兀于一個建筑的實用功能;從而使居住者感到異常而單調。一座建筑的修建過程是耗費人工并強調細節的。對整個建筑過程應該有全面細致的設想,通過一個預先計劃好的安排會把隨意性和自發性減小到最低程度。可是想象一下為一幅畫作設計一個藍圖,然后按預先設計好的方案完成它。這和依葫蘆畫瓢有什么區別呢?而建筑則需要緊密依照設計好的圖紙和方案來搭建;任何改造和變更只能出現在設計的早期階段——圖紙和模型上。盡管在建筑過程中會留有更改余地,但我認為這已經不是修修改改的合適時機了。 我發現在保持兩種媒介的平衡的過程中,最難的就是,假如我把建造一個建筑的過程應用到藝術創作中,將會扼殺了一件藝術品。 所以我決不會去“設計”一件藝術品。 在我的藝術作品中,許多細節是被做出來的。更有意思的是,它們的建造過程有時會類似于建筑。盡管如此,那些作品還是能夠保持其靈感的表達。比如“Wave Field”來自一種對波浪的簡單的影像概念,“Groundswell”只是把許多玻璃碎末撒到了地上,越戰紀念碑的靈感則是由一種將地面切開的本能沖動導致的。 一件藝術品的主題可以由我決定,它可以獨立于外在的需求及功能而存在。一座建筑的需求和條件則是多重的。對我,藝術是特殊的自畫像——它們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我是誰,因此要比建筑來得個人化。事實上,一座建筑倒更像是它未來的使用者的自畫像。 然而有時在追求藝術與建筑的道路上,我覺得自己哪邊都不屬于。長久以來,藝術界總是把我看作建筑家而建筑界又把我當作藝術家。一位教授曾經告訴我,你應該在兩者之間做一個選擇。而我擔心的是這會導致我精神分裂,從而使我的作品也變得脫節而混亂。 過去的十年里,正是在形成這樣一個藝術與建筑的綜合體的過程中,我創作了一些介于這兩種媒質之間的作品。 字幕:越戰將士紀念日1992年 VETERAN’S DAY 1992 (同期)主持人:作為一座紀念碑,有關它的無數文章和評論是近十年來任何其它紀念碑所不及的。它成為了紀念碑設計的國際化標準。十年來我一直希望有一天它的設計者能夠同我們一起參加紀念儀式。今天我的夢想終于實現了。她當時只有21歲,一位耶魯大學建筑系的學生,參加了國內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紀念碑設計競賽。她創造了一個時空,一個生者與死者相聚的的時空。能夠邀請到她是我們的榮幸。女士們先生們,越戰將士紀念碑的設計者,林瓔。 林瓔:謝謝。我真的沒有做什么準備,對演講之類的事情也不太在行。多數時候我都是讓我的作品去說話,然而我的確很想回到這里來參加十周年紀念活動。能夠幫助這么多的人對我來說有非同尋常的含義。也許我是它的作者,但我希望你們知道,它是為你們而存在的,是為每一個帶著情感而來的人存在的。是你們賦予了它生命,我想感謝你們所有人為這個國家所做的一切,謝謝你們。(林與滿懷感激的參觀者的接觸,流淚,擁抱) 老師:她總是想要創造,就像一片鋒利的刀刃,義無反顧的朝著自己的目標前進著。這也是為什么她總是能夠創造出那么令人感動而好奇卻又貌不驚人的完美作品的原因。她的每一件作品都充滿了那種渾然天成的感覺,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她總是一個人決定,一個人完成,沒有任何事能夠阻擋的了她。想象一下在調查過程中抵制住所有反對聲浪所需要的勇氣,而她當時只有21歲,卻能承受住這一切,這種非凡的品格...她的世界就是一個充滿勇氣的世界。 今年43歲的林瓔1959年10月5日出身在美國俄亥俄州雅典城,是家里兩個孩子中的老二,上有一位哥哥。她來自一個充滿創造力的家庭。哥哥是一位才氣縱橫的詩人。 其母是文學教授,外祖父是一位醫生。父親是聲名卓著的制陶藝術家,也是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藝術院院長。父母1940年移民到了美國。 林瓔的父親認為,她遺傳了姑姑林徽音的蓬勃野心和獨立自主的個性,其建筑方面的才華,亦來自這位姑姑。他曾說:“林家的女人,每一位都個性倔犟、果敢獨斷,才華洋溢而心想事成。 (書側面用:俄亥俄州立大學校園,父母,全家的照片,小學照片) 林瓔:關于我在俄亥俄州的成長過程,其實是比較特殊的。雖然作為那里唯一的非白人居民,我們的生活并沒受到什么影響,但我的父母還是喜歡過一種遠離塵囂的生活。因此,我們幾乎是在一種四口之家的單純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他們都是大學教師,我母親是一位英文教授,所以我從小就接觸到相當學術化的環境。我父母親都來自中國,40年代中后期移民至美國。我父親讀的是制陶專業,后來成了俄州大學藝術系的主任,我很小的時候就常去他學校玩。我覺得我從父母那里學到很多,他們批判的眼光對我們的成長產生了許多影響。后來到年齡上學了,我非常喜歡學校的生活,也很愛學習。真是那種每天回家就做作業,然后看電視的小孩。 林瓔覺得自己雖然生長在一個幾乎遺忘了中國傳統的環境里,但她卻越來越強烈的感覺到自己作品中混合著的東西方文化中含蓄內斂的遺跡。她視自己的作品為兩種文化共同的聲音,它們深深地依存于她的華裔本質。 林瓔:父母從不直接告訴我們應該做什么而總是讓我們自己選擇。為了使自己沒有強加的嫌疑而是通過呈現事實使我得出自己的結論,他們說的東西我雖然有時侯不理解,但卻傳達著一種靜默的教導的微妙空間,并且確認亞洲文化帶給我的影響。這種影響力造就了一些具有實驗主義色彩和教育意義的作品;它們是通往一種自我意識的途徑,這種途徑被母親描述為道教中的“道”。而“道”正是一種反聞聞自性和自我覺醒的過程。這些就是我在成長過程中得到的反思。 這種東方的審美意識同樣也通過我的許多設計在形式被表達出來。然而,對我影響最大的,我想,莫過于家庭所帶給我的一個安定和清怡的環境。似乎總有一種無法言喻的力量推動著你去做一些事……從來都沒有這種概念,覺得人應該為了金錢才去努力奮斗。我們雖然從小就被鼓勵要取得好的成績,但并非出于任何利益的目的。相反,這種想法會被認為是很錯誤的。你之所以做某件事是因為它對你來說很重要,既使它無法使你變得富有。因此我們從小就受到這樣一種注重創造力的思想的感染。榜樣的力量是巨大的。作為子女,你會在不經意間繼承著父母的言傳身教,假如你非常尊敬和愛戴你的父母,你會把他們當作一種榜樣。 我的童年是在一片林子的環抱中渡過的。那是我真正懷念的一種隱謐與美景。我們家的后院是一大片山林,或者說是由幾片林子組成的一大片山林。那些地面在每個山脊之間起起伏伏,是孩子們的天堂,其中有一個山脊,我們叫它“巫師的后山”。 從學生時代起,我對東方建筑的興致就遠勝于對歐洲建筑,比如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品、法國的對稱式花園或那些經典的建筑語言的好奇。我曾經非常驚訝于自己與中國建筑之間的微妙聯系。直到在一次與家人回中國福建的經歷中看到了父親度過童年的老房子,我發現簡單的庭院,精雕細琢的木頭,可隨意擷取的湖畔小景環繞著整個院子。顯然,在這座房子和祖父收藏的中國字畫中間成長起來的父親也深受著他們的影響。父親的那些作品已經說明了一切。 從小到大,我總是被父親制作的各種藝術品和家具擺設包圍著,從我吃飯用的瓷質盤碗到桌椅屏風。而且正如他從小受到熏陶的情況一樣,我也深受著他的影響。我非常感謝我的父母,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我的哥哥現在是一位詩人,而我則介于建筑和藝術之間。 我父母從事的都是藝術;父親是陶藝家,母親是詩人,兩人都選擇了藝術教育事業。也許這就是為什么我每開始一個新項目時總喜歡從研究和學習入手的原因。無論是對美國的航空工程、飛行歷史、民權運動還是慈善事業的研究,每一個作品都成了我探知一個新領域的途徑。也許我不會成為專家,但每當我潛心于某個項目時,便會完全沉浸在那個地方的歷史或它的文化氛圍之中。 雖然我越來越意識到兩種文化在自己作品中的融會,卻也時常能感到一種游離于任何一邊的情愫。這種孤立與幽遠同樣在影響著我的創作。有的時候我覺得那些作品,特別是一些比較情緒化的作品是另一個人創造的。那個人總是在遠遠地注視著我。 我一直都知道對于父母來說我們生活的地方并不是家,而他們真正的家——中國,卻已經成為了過去。他們很少談及過去,而且總是與現實生活保持著一定的疏離。 幾年前我問媽媽,為什么她從不提及她的過去,她說,這是因為我從來沒有問過她。 我不認為這是她的錯,的確我也從未想起過問她。因為那些已經不再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了——離開中國來到美國使他們從此被隔離,不僅僅從物理距離上,也是從文化和情感上——他們曾經是那個政治動蕩下的中國的一部分,而那個時代已不可逆轉了。 這使童年的我形成了一種意識,那就是時間是屬于現在的,是俄亥俄州,是我眼前的這個四口之家——父親,母親還有哥哥。我從沒見過我的祖父母、叔伯或是姑姨。我也從不問別人的家庭、父母、他們的過去和歷史。 我想,父親最早一次跟我提及家族中的歷史是在我21歲生日的時候。我們當時在華盛頓,他當時提到他的姐姐林徽因,我的姑姑,一個建筑家。 我被她的那些故事所深深吸引。她和她的丈夫梁思成一起參與設計了天安門廣場并整理了許多中國古代建筑的文獻史料。當她來到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就讀建筑系時,學校因為她是女生而拒絕接收,于是她只能先在教職組中呆了一年。 父親尊敬他的這位姐姐。我想正是出于這種欽慕才使他一直希望有一個女兒。 因為我的母親,我的姑姑——當然還有一直起到很好的銜接作用的父親,我從沒覺得自己和哥哥之間有什么性別上的差異。 回首我的童年,那是一段非常與世隔絕的時光。多數時間我都喜歡呆在家里專注于學習,干自己的事情,或者索性一動不動地坐在院子里訓練我的小兔子、小松鼠、花栗鼠和浣熊。小動物們在房子里玩耍的時候,我則專心于制作各種流蘇花邊、蠟模鑄銀等等。每天放學以后去父親的陶藝工作室或他所在大學的藝術學院成了我生活中最熟悉的部分。這也使我在某種程度上與俄亥俄直至整個世界所發生著的一切形成了隔離。越南戰爭,民權運動對我來說似乎是發生在另一個星球上的事。 也許是出于厭倦,也許我更愿意把這當作是一種自我回歸的方式。如今我覺得一方面是因為我不容易和伙伴們一起相處,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從來沒想過。 對自己的華裔血統我一直抱著天真的態度。 在我贏得越戰紀念碑的設計競賽之前,我從來都認為人的種族不是個問題。記得在第一次新聞發布會上,一位記者問:“你不覺得這很可笑嗎?越戰發生在亞洲而你正好是個亞裔?”我當時覺得這完全是個種族主義的問題而且和我的設計毫不相關。在后六個月中,那些越戰退伍軍人竭力控制著局面,直到華盛頓郵報上出現了一篇題為“一座獻給亞洲戰爭的亞洲紀念碑”的文章時,我才開始意識到我們要有麻煩了。無論那位記者對紀念碑的“禪”或“道”的背景說得多么言之有理,它也始終不是一件亞洲化的作品。據我看來,那位記者更感興趣的是佛教而不是我的設計。終于,我還是忍不住想從一起工作的那些退伍軍人那里知道他們真實的想法,然而他們顯得有些不知所措……那個時候,我終于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人們不能接受一個“亞洲人”設計了這座紀念碑的事實。 我覺得自己第一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 有時一個陌生人,比如一個出租車司機會問我是從哪里來的。而我常常會本能地在心里想:“看,又來了。”或者說:“從俄亥俄州來。”然后那個人會說:“不不不,我是問你究竟從哪里來?”……我的確不喜歡總被看作是“外來的”——不是屬于這里的,不是美國的,那又能是哪里的呢?于是很自然的,我會為了這個問題和對方爭執起來,堅持自己是來自俄亥俄州的。就這點來說,這些爭執只會使我越來越坦然地面對自己的血統。現在,出于避免沖突的經驗,我會說:“我從俄亥俄州來,不過我母親來自上海,我父親來自北京”。 這樣,提問者就感到比較滿足了。 可是這個無心的問題卻透露了一種真實的態度。它使我真切地認識到對一些人來說,我的確不應該“來自這里”,不應該是“美國人”。 也許正是這樣一種被視為他族的經歷不斷的影響著我世界觀的形成,成為一種遠遠的觀察,一個旁觀者。 直到父親去世以后我才開始意識到他對我事業的影響之巨大。他對美的敏感充滿了我們生活的每個角落:從我們使用的家具到喝水吃飯用的陶罐;從我們修建房子的地點——離群索居的樹林深處,雖然身在城市,卻又與之隔離,總是離不開自然的環抱——直至他使用的那些和土地一樣顏色的粗陶彩釉。 然而最普通的事實往往最容易被忽視。當我凝視著逝去的父親時,我發現一件事,是他那雙手。他有一雙精巧而美麗的手,而他給了我一雙同樣的手。這雙手帶給他用黏土工作的技巧,他可以用它們拉出一個個像他的手臂一樣修長的陶罐。或許我永遠也無法知道為什么他作為一個制陶人會帶給我事業如此深刻的影響,因為我從未成功地做出過一個象樣的陶罐;不管我如何努力,都無法控制好那個粘土做的球。 每天放學,弟弟和我都會去父親的工作室。不知有多少個小時我們就這樣靜靜地看著父親揉捏著那些黏土,捶砸它,拉拽它,然后用鋼絲切割它們;黏土在他手里好像液體和塑料一樣順從。他總是隨意地拉出一個形狀,然后輕輕一碰就恰到好處地結束或開始了一個造形。 沒有想到我在耶魯大學的教授會覺得用橡皮泥做一個建筑并把它漆成閃亮的黑色是一種古怪的行為。又或者越戰紀念碑的最初形態正是來自飯桌上的土豆泥……誰知道呢。我的許多作品都是從橡皮泥開始的,而橡皮泥正是一種用油來保持柔軟的黏土。它就像土壤一樣;一股塑造土地的激情似乎永遠揮之不去,它就在我的心里,是我全部作品的生命。 【臉譜】 林瓔,祖籍福建省閩侯縣,1959年10月5日出生于美國俄亥俄州雅典城。她的家族堪稱書香門第,林瓔的曾祖父林孝恂,是光緒己丑科(1889年)進士,歷任浙江海寧、石門、仁和各州縣。他資助青年赴日留學的學生,參加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林瓔的祖父林長民曾赴日留學,畢業于早稻田大學,善詩文、工書法,回國后與同學劉崇佑創辦福州私立法政學堂,并任校長。林瓔的父親林桓精于陶瓷,曾任美國俄亥俄美術學院任院長。母親是一位詩人,曾任俄亥俄大學亞洲和英語文學教授。中國著名的建筑大師梁思成和林徽因是林瓔的姑父和姑母。膾炙人口的《與妻書》作者林覺民,亦是該家族中人。 林瓔小時候就展現出數學和藝術方面的天賦。她中學時期就是班上的尖子生。畢業后,即被耶魯大學錄取,成為該校建筑學院學生,1981年獲學士學位,1986年獲碩士學位。1987年,林瓔被耶魯大學授予美術榮譽博士學位。 在耶魯大學上學時,教授們告訴林瓔,你要么到建筑學院學建筑,要么到藝術學院學雕塑,但不能兩者都學。林瓔后來承認,她是建筑學院正式學生,但經常偷跑到藝術學院聽雕塑課。由于同時受兩個領域的訓練,這無疑為林瓔后來的成功打下了基礎。她說:“雕塑是詩,而建筑是散文。” 在耶魯大學建筑學院讀書的時候,林瓔就喜歡到附近的“林陰墓園”去走走,觀看那里形形色色的墓碑和雕刻。她說:“那兒有一個渡船船長的墓,墓碑上刻著一條渡船,線條簡單又優美,我就喜歡簡單而不復雜的東西。”大學三年級的時候,林瓔曾到歐洲考察,走訪了許多墓園,她覺得墓園設計也是一項專門的學問,所以在四年級的時候將墳墓建筑列為自己的選修課。 今天,由林瓔設計的作品遍布美國各地,有在耶魯大學的“婦女桌”、在田納西州克林頓區的兒童保護基金會禮堂、紐約的非洲藝術博物館、紐約大學的亞太美國人中心和為洛克菲勒基金設計的藝術品等。其中最出名的要數她的成名作“越南戰爭紀念碑”的設計。那時她才21歲,上大學三年級。一天,林瓔在系里的告示牌上看到了征集越南戰爭紀念碑的通告,立刻躍躍欲試,不久就和同學一起開車到華盛頓做實地考察。她研究了各個領域藝術和文化,了解歷史上各個時期的紀念物是如何紀念死者。她還閱讀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關于戰士的雜志。兩個星期以后,她做出了模型。林瓔的老師將她的設計評為B,卻仍然鼓勵林瓔將設計寄走。 她被美國《生活》雜志評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一百位美國人”與“五十位美國未來的領袖”。1999年,美國《亞裔雜志》(A.Magazine)評選出過去十年美國最具影響力的百名亞裔人士,入選的華裔人士包括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崔琦與朱棣文,華盛頓州長駱家輝。愛滋病防治研究專家何大一等。林瓔也名列其中。 2002年5月30日,在獲知自己當選耶魯大學校董后,林瓔說:“我的父母親移民來到這個國家時一無所有,但作為教育家,他們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我知道,如果我的父親在世,他一定會同我的母親一樣為我而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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