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為《新世紀》2003年第1期--“2002年中國社會大盤點”專輯之一，全文共五十回。撰稿/王安

　　8月，新華社發布了一條驚人消息：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有4000多名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攜公款50多億元在逃，有的已潛逃出境。

　　最高人民檢察院的一位辦案人員說：“每年都會有一定數量的職務犯罪嫌疑人攜款潛逃境外、國外，目前抓回來的確實太少了，抓回來的和逃出去的幾乎不成比例。”

　　案情顯示，國內一些金融部門堪稱貪官外逃事件的頭號重災區。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的三任負責人許國俊、余振東、許超凡盜用4.83億元后，分別遠遁海外。

　　國有企業是貪官外逃的又一重災區。2001年被北京市檢察機關立案的120余名在逃犯罪嫌疑人中，有70%為國有企業總經理、副總經理以及財會人員。昆明卷煙廠原廠長陳傳柏貪污1600多萬元后逃匿海外。河南兩位廳局級高官在短短的一年間相繼出逃，一個是攜情婦跑到新西蘭的程三昌，出逃前官銜是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長，程曾任漯河市委書記；另一個是前不久出走美國的河南省煙草專賣局局長蔣基芳。

　　云南省原省長李嘉廷東窗事發后，辦案人員發現他私藏5本外國護照，伺機外逃。

　　反腐敗已成為中國共產黨一項艱巨任務，而制度建設尤為重要。福建省曾建立廉政賬戶制度，要求黨員干部將收到的禮金匯到該賬戶。然而，福建省紀委5月發出通知，要求撤銷已設立的廉政賬戶，并在5月底前將該賬戶的款項全額移交同級財政。

　　人們對廉政賬戶提出異議，主要認為廉政賬戶容易被少數公職人員當做擋箭牌，助長他們蒙混過關的僥幸心理，同時也降低了黨員干部的自律標準。

　　《中國青年報》刊登劉武俊的文章認為：企圖純粹通過道德說教、良心自責和輿論壓力，將追求利益的人改造成泯滅私欲的道德楷模，往往是徒勞的。惟有剛性的法治建設，才能通過制度化的理性力量，最大限度地遏制私欲的惡性膨脹。而廉政賬戶的敗因恰恰在于它的善良的人性預設是非常天真而蒼白的，甚至有可能被別有用心的腐敗分子所利用，成為他們逃避法律追究的一條途徑。

　　7月，海南省臨高縣操辦婚喪喜事新規定出臺：嚴禁副科級以上領導干部在操辦婚喪、喬遷新居、子女升學等紅白喜事中亂發請柬或直接或變相以配偶、子女名義發請柬；在操辦喜事中實行申請制度，宴請人員僅限于親屬朋友，設宴席不準超過10桌；副科級以上領導干部不準參加婚宴；不準用公車迎接新娘，也不準借公車給他人迎接新娘；用公車處理白事善后工作的不準超過15天等。

　　腐敗不僅體現在金錢上，也體現在學術上。《經濟參考報》發表曾衛峰的文章，分析黨政官員中普遍的“攻博”(攻讀在職博士學位)現象：總的來說，官員攻博要比其他人容易得多，因為官員現時或將來總是會掌握著一定的權力，而這個權力對于政府官員的博士生導師來說，不是現時有用處就是謀劃著將來有用處。如果學術上不存在腐敗，所有的博士生都自覺地遵守教育部的規定嚴謹治學，政府官員還會群起而攻博嗎？

　　反腐敗也有后遺癥，就是不收錢也不干事。4月，出任沈陽市長已經一年的陳政高在沈陽市糾風工作會上拋開事先為他準備好的講話稿，向到會的各級頭頭腦腦嚴厲地指出一個現象：政府部門患上“反腐敗后遺癥”——原來給錢辦事，現在不要錢也不辦事。

　　一位私營企業代表講，由于慕馬案涉及到相當一批私營企業，很多官員把私企看成拖人下水的糖衣炮彈，處處躲避私營企業，“保持遠距離微笑”。

　　據遼寧省工商聯搞的一次調查顯示，慕馬案暴露后，沈陽市的民營企業普遍面臨兩難：一是找政府辦事難，就連企業開業剪彩這樣的活動，過去一請五大班子都到，剪子得準備幾十把，現在三請一個也不來；二是找銀行貸款難，現在是對私企貸款一律停辦。一些業主開始做兩手準備，一是想離開沈陽到外地發展，二是等待觀望，不再擴大生產。

　　香港吏治可給內地借鑒，比如高官財產申報制度。8月，香港特區政府公布行政長官董建華及特區新領導班子的利益申報資料。

　　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以73項物業及8個車位成為3司11局高官中的“樓王”。新任行政會議成員、自由黨黨魁田北俊則以持有43家公司的股份而成為“股王”。特首董建華持有的8000多萬股東方海外(國際)股份，以8月6日的收市價每股3.8元計，8000萬股票約值3.04億港元。財政司司長梁錦松由于在香港、北京、夏威夷等地擁有共9項物業，在眾高官中高居第二位。擁有最少資產的高官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他沒有公司股份或其他受薪工作，惟一擁有的物業，也是與妻子聯名的。

　　內地官員，國企老總，是否能學香港，且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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