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為《新世紀》2003年第1期--“2002年中國社會大盤點”專輯之一，全文共五十回。撰稿/王安

　　銀行家姓官還是姓商，這是個問題。而教育家，尤其是不拿官餉的民辦教育家，他到底姓官還是姓商？這也是個問題。

　　從政府講，希望民辦教育大公無私，1997年10月國務院頒布的《社會力量辦學條例》第六條規定：“社會力量舉辦教育機構，不得以營利為目的。”這一條始終被質疑。更有那許多民辦教育家硬扛著，相信總有一天這一條要開禁。

　　反對教育產業化的人士認為：如果產業化，中國遇到的問題會很多。政府在教育中附加的東西太多了。中國教育體制的目的是什么？不同的文化背景培養出不同的人，不同的國家培養服務于自己文化政權的人，要維持特定的社會存在。教育應該培養的是具有普遍人文主義關懷的人。而不該是眼界狹隘的人。產業化是按市場經濟的要求培養人，會培養出很多“另類”分子。教育的目的必然會和現在的目的產生沖突，國家必然要約束其產業化。

　　贊成者說：對于國家來說，教育確實附加有政治和意識形態教育功能，目的上的差異成為教育產業化反對者考慮的重要問題。其實，目的并不決定手段，目的的實現和效率的提高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以前說，市場機制不存在姓社姓資的問題，其實，也不存在姓產業或姓教育的問題。市場機制不是企業的專利，教育機構也要提高效率，最有效的途徑就是市場化，就是產業化。

　　另有人認為，民辦教育能否營利根本就是個偽問題——真正有價值的問題是，公眾能從哪一種方式中受益最大，而不是擔心誰從中賺了錢，賺的錢合理還是不合理。根據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消費者選擇一項產品，關心的主要是它的價格。而價格由成本和利潤兩大塊構成，如果企業有本事將成本控制得很低，利潤就會高一點。當然，企業還可以通過提高價格獲得利潤，但市場不一定接受。

　　有評論說：按規定民辦學校不得營利，但現實是，民辦學校的主辦者可以通過關聯交易、增加工資成本等方式，將學校的利潤轉移到資本中，賬面上，學校總是不營利的。公立學校也是不營利的，公立學校的教育產品價格主要由兩塊構成，一是政府撥款，二是學生學雜費。這兩塊加起來，中國每個大學生每年的教育成本已達2萬元，憑借著供不應求和相對壟斷的狀況，公立學校還可以變著法子向學生收錢，這樣的“不營利”有真實意義嗎？

　　公立學校賺錢是公開的秘密。北京一所著名的公立小學，本來應屬義務教育階段，但這所小學“義務”的范圍僅2條胡同，2002年新生入學只有18個學生，其他400多名學生都是跨區來的擇校生，每人都要交3萬至十幾萬的贊助費。《北京現代商報》報道，北京791所中學中有200多所靠招收擇校生增加收入，收費超過10億。

　　《民辦教育促進法》草案中有一段對《社會力量辦學條例》的修正：“民辦學校在扣除辦學成本和國家有關規定必須提取的費用后，舉辦者可以取得合理回報。”10月28日，在大家的期盼中，《促進法》未付諸人大表決。

　　中國的教育事業像個竊笑的大南瓜一樣飄在空中。人人都看得明白，人人又不肯說清楚。也許這是2002年中最令人遺憾的事件。

　　2個月后，12月28日，《民辦教育促進法》在第四次審議中終于通過。這次審議前幾天，李鵬委員長曾公開呼吁促進通過。

　　浙江省長興縣推行了教育券制度，它類似美國學券制。學券制的概念由美國經濟學家彌爾頓·弗里德曼在20世紀50年代首先提出，即將公共財政的教育經費平攤于每個學生，手持學券的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學校，政府再依照學券的數字給學校撥款。所以不論是公立還是私立，哪個學校提供的教育服務質量好，招收的學生多，得到的學券多，從政府獲得的資金也就多，這就將競爭引入了美國的公立學校體系。

　　有學者評論說，教育券制度的確是個“絕妙的好主意”：它巧妙地用政府財政激發了民間辦學的熱情，使基礎教育這個屬于公共產品的領域也能充分實現競爭，從而有助于提高效率；它把受教育的選擇權完全交給了學生和家長，如同把購買商品的選擇權完全交給了消費者；最后，它還有助于減少教育領域的腐敗，幾乎完全消滅了在這方面的尋租機會。繼而可以推理，如果實行教育券制度，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的界限都會變得模糊化，極端地說，政府從此甚至可以不必再辦學校，將辦教育的事情完全交給民間去做。

　　經濟學家周其仁從更高層次評論教育券制的公平。他說，教育券制在公辦學校的一統天下引入競爭，可以提高教育資源的利用效率。但是長興縣推行教育券，強調的是公平。一個基本問題是：進政府公辦學校可以享受由財政支付的教育經費，進民辦學校要學生家庭自己掏錢，這樣究竟公平還是不公平？長興的回答是不公平。

　　周其仁認為：比較公平的做法是，無論公立還是民營，凡提供義務教育的都可以得到政府的教育經費。這可不像現在流行的公平觀——富人既然有錢送孩子上私校，當然不可以再來與窮人的孩子爭奪政府教育資助。此種公平觀也頗有來歷。據說弗里德曼提出學券制后，就有一位社會學專家隆重提出只發給窮人“排富性教育券”。更有好事之徒認為不同收入的家庭領取不同的數額學券才更公平。

　　周其仁說，可以推測的是，形形色色的排富安排強化的是行政權力，與學券制的初衷背道而馳。靠能力、眼光、汗水和運氣在市場上致富，為什么要受排斥和歧視？

　　教育對于學生究竟意味著什么？且聽下回分解。

　　新浪編者注：本文為《新世紀》授權新浪網獨家 刊登之作品。欲轉載者請來信finance@staff.sina.com.cn, 或致電：(010)62630930 轉5231、5173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