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為《新世紀》2003年第1期--“2002年中國社會大盤點”專輯之一，全文共五十回。撰稿/王安

　　“五一”長假瘋玩之后，北京、上海的文化節又兀自開鑼拉幕了，中國的外國的藝術家各爭其艷，美侖美奐。接下來還有世界杯，又有一個理由去喊去灌酒去韓日撒歡了。

　　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于是有人考證，中國已進入工業社會的軌道。說來就深了，但莫朝信不一定這樣看。他的鄉親們也不認賬。

　　莫朝信是貴州省荔波縣的一個學生，布依族。1997年認識他時才上小學二年紀，從那以后我每學期幫著他交學費。某一學期給他寄學費晚了，過后他來信說，家里正蓋房子，沒給他備著交學費的錢，他就日夜擔心著，直到老師告訴他北京寄來了學費，方才踏實下來。千恩萬謝。

　　咱修養差，不檢討自己，光罵他爹：蓋房子晚上倆門仨窗的怕什么？孩子上學不比這重要？干嘛不先挪出點錢，讓孩子著這么大急！

　　忽又想，不是9年義務教育應該免費嗎？然后一嘆，應該的事情多了。義務教育之后，莫朝信初中畢業以后怎么辦，還能接著上學嗎？過去窮人的孩子上不起學就上師范，《紅旗譜》里嚴江濤就上的師范，免學費，有飯吃�，F在不成了，在山西一個地區師范讀大專，一個學期的學費就上了4000元，比北大本科還貴。越到下面越敢撈錢。

　　說這話有點過了，沒有錢能干什么？比如義務教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調查現實，在全國義務教育投入中，中央政府只占2%，鄉鎮投入則高達68%，另外的30%由省市縣三級分擔。所以才有人在鄉村的墻上刷標語“再窮不能窮教育”，那是因為只要手頭緊了，干部們的第一個想法就是請教師勒緊褲帶。莫朝信們怎能不自己掏錢義務求學呢？

　　中央政府也不容易，哪哪都要花錢。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高培勇說，1996年編制“九五計劃“時立下了兩個財政目標，一是到2000年基本消除財政赤字，至少要控制在100億以內，結果現在是在3000多億；二是國債規�？刂圃�3000個億，不料現今到了18000億，這還不包括地方政府借債。

　　稅收是財政收入的大頭，這兩年稅務干部們辛苦了，一路高歌狂進。2001年稅收達15000億元，增收2400億，比GDP的增長速度快1倍。

　　于是經濟學家厲以寧很為國家高興，信心大增：積極的財政政策一是政府加大投入，二是減稅，如今投資是加快了，稅卻沒有減，你把農業稅免了就行了嘛，一年才300多億元，政府哪少這點錢？

　　國家稅務總局局長金人慶不像厲以寧那般樂觀：目前國家一年的稅收總額只占到GDP的15.6%。這個比例是很低的，所以沒必要取消農業稅。有學者指出稅務局長無權決定某個稅種或稅率的調整。

　　反正是缺錢，各家肯定得爭，各說各的理，局外人很難插上話。

　　正此時，公務員再次加薪的事公布了。經濟學家戴園晨說：“第一次給公務員加薪，我舉雙手擁護，第二次加薪，我一只手擁護，一只手反對，這一次我舉雙手反對�！�

　　咱親友中多為公務員，多是公家人，但咱也反對。

　　公務員該不該加薪？當然該。反腐敗啦，提高素質啦，WTO了人才都被挖走啦，加薪有100個理由。但咱也知道，公務員加個一兩百塊錢，對反腐敗用處不大，最多是錦上添花而已。而加一次薪，國家要掏1000多個億。而且，所有沾上邊的公家人都會跟著加薪。

　　另外，公家人決不是窮困潦倒，他們的收入不是工資單上的哪點，他們有權力，他們是強勢群體。民工到深圳辦證，政府隨便每年就收了10個億。與公家人對應的，就是莫朝信的這些弱勢群體，幾年后他們就會成群結隊地來到城市，和公務員共同生活。

　　什么是經濟？就是比較效益，錢就那么多，給公務員加薪，誰也不會嫌錢多。但也就是高興一下而已。拿這錢解決義務教育，可能會有那富農不屑一顧，也會有錢被貪污被挪用被浪費(咱給莫朝信交學費，都是寄到學校的，怕他爹挪走去蓋房子或喝酒)，但從廣大貧窮的農村來說，這錢是雪中送炭，甚至，在農村被消費了，都比在公務員中撒芝麻粒，效益要高。一個是錦上添花，一個是雪中送炭，哪個更經濟？哪個更政治？

　　前蘇聯解體后，那里人民生活水平大跌。但他們依然受人敬畏。一是地大物博，二是人民的素質，雖然困頓，但人民依舊文明，依舊秩序，三代培養一個貴族。

　　反觀自己。湖南永州鋪了一條光纜，沿線每隔一段就立一個小水泥柱，上書：光纜無銅，盜竊無用。

　　農民真苦，這不只是物質上的貧乏，其苦更在于甚至要被告訴光纜無銅！已有專家警告，要重視城鄉差別。年底，公務員加薪的事被暫停了。后事且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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