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為《新世紀》2003年第1期--“2002年中國社會大盤點”專輯之一，全文共五十回。撰稿/王安

　　2002年6月25日晚8時許，200多名警察把設在湖南郴州市飛虹路2號玖合玖超市二樓郴州市體育競猜俱樂部團團圍住，當時世界杯德國隊與韓國隊的比賽上半場還沒有結束，下了注還留在里面看球的幾百名球迷一下子都愣住了，他們不敢相信，自己所參與的，由市體育 局主辦的博彩活動，一夜之間就成了非法的。

　　27日，郴州市公安局宣布體育競猜俱樂部是利用澳門賭博方法公開開設的賭場。據稱，除了價值達十幾萬的電腦、電視等賭博道具外，那天晚上警方還當場繳獲305萬的現金賭資。郴州市體育局書記、局長還有副局長第二天都從辦公室消失了，據稱已被“兩規”。

　　目前，國內公開合法進行的博彩活動，只有體彩和福彩兩種彩票，也就是只有中央和國家可以通過博彩的方式籌資，郴州的探索只是表明，地方和民間仍被禁止進入這個領域。

　　另一場賭球則是民間的。

　　6月26日18時，離世界杯巴土之戰開賽還有一個多小時。警方得到消息，10余人正準備在武漢常青花園25村1棟的某居民房內賭球。該局巡警防暴大隊20余名便衣警察當即趕赴現場，抓獲涉賭者6人，他們同另外一些賭徒共為這場球押賭74萬元，一西安男子押了38萬元。

　　據警方介紹，該地下賭球公司在武漢利用互聯網與澳洲博彩公司聯系，從事賭球生意。從廣東的上線到全國各地下線，黑手遍布7省10余個城市。一年來，英超、意甲、冠軍杯以及世界杯等大型賽事，他們場場必賭，每天可獲利1萬至15萬元。據交代，一年多來，有一位賭球者共輸掉了400余萬元。

　　足球確實成了一個大賭具，足球業人士參與了賭博。2002年4月17日新華社發表文章，稱足球裁判龔建平在2001年7月7日的比賽前收受了綠城俱樂部賄賂款人民幣8萬元。此前，龔建平因“涉嫌企業人員受賄罪”被北京市宣武區人民檢察院依法批捕。

　　龔建平被刑拘前，1月23日，中國足協在新聞通氣會上提出了處理黑哨事件的政策：凡是能夠主動向中國足協講清問題、退出收受俱樂部錢款、檢查深刻的，將不予曝光并繼續使用。

　　來自岳成律師事務所的程軍律師表示：“我個人認為裁判收錢肯定構成犯罪，但不一定定義為受賄，足協把調查對象移交司法機關是正確的選擇，司法機關也應受理。但中國足協如果按照自己的政策把主動坦白的裁判不予曝光，繼續使用的話，足協勢必有舞弊的嫌疑。”

　　北京市律師協會副會長徐家力先生的觀點就更為明確：裁判收受黑錢的行為就是受賄，因為足協是受國家體育總局管理的社會團體，是國家機關的一部分，而裁判也屬于受委托的公務人員。無論司法機關是否受理，中國足協都沒有解釋司法的權利，更不可能對嫌疑人提出處理辦法或政策，即使某位裁判做出了檢查，足協所謂的政策承諾也不會有法律效力。

　　由龔建平案扯出了中國足球圈人士孫培彥，公安部發出通緝令，在逃7個月后，孫于9月30日在重慶落網。

　　孫培彥是山東人，原國家級裁判。孫在河南洛陽解放軍外國語學院讀大學期間，因喜歡踢足球，開始在學校的一些比賽中執法。畢業后，業余時間他重操裁判工作，由于他外語好，這在裁判圈中鳳毛麟角，所以很自然地成為中國足協的重點培養對象。1992年孫已經是國家級裁判員。

　　1996年春訓，中國足協請來國際足聯的講師，孫培彥以翻譯的身份出現，之后不久，孫就進入了足協機關，被分在裁判辦公室工作，主要是協助領導安排每輪執法聯賽的裁判員。這一得天獨厚的位置，使得孫成了全國裁判眼里的紅人。孫的關系網就是這個時期形成的。

　　1998年孫離開足協。他開公司的北京某飯店，成了他一系列中間活動的場所，一些與他相熟的裁判和足球界人士，把他的公司當成了他們在北京的會所。這些人的身份極其復雜，有俱樂部負責公關活動的專職人員，有其他的居間人，有裁判和退役球員，有時還有中國足協和各地足協的官員。孫后來的能量是非常大的，現在已有人披露，他硬是把一支華北某港口城市的乙級球隊從乙級做升到甲B，只不過由于這支民營性質的足球隊實在太弱，很快就從甲B降到乙級。

　　1999年賽季是孫的事業高峰期，這一年爆發的很多事件，都有他背后參與的痕跡。一位知情者說，不談別的，光是裁判的安排上，的確就存在很大貓膩。最后一輪奪冠戰，人為操縱的痕跡非常之濃，這就是為什么最后一輪比賽后，失敗的一方那么憤怒，而保級之戰又那么富有戲劇性和玄機！最后這些關鍵比賽的比分，決定了整個聯賽的結局。

　　作為中間人，孫涉嫌三項主要罪名：一是介紹他人賄賂罪。二是受賄罪，如果孫在足協任職期間有此行為，罪行會更加嚴重。三是詐騙罪，此罪名是否成立，取決于他是否主觀利用自己中間人的身份，去收受俱樂部給予的錢財，同時并沒有為俱樂部做相關的工作。有著名的甲A足球俱樂部承認，他們每年用于賄賂裁判的資金在150萬左右。

　　稅務部門開始盯上足球圈。

　　此前，《足球》報的一篇文章分析認為，職業化以來在足球圈內的逃稅總額至少應該在2億至3億之間。在甲A俱樂部中，個別國腳級的球員年收入可以超過200萬元，一些打比賽不多的球員也可以拿到50萬元左右，可以把50萬元作為甲A隊員年收入的一個平均值。甲B球隊隊員的收入比甲A低許多，平均下來也就是25萬元左右。

　　如此，以每隊標準報名人數22人計算下來，2000年每支甲A球隊隊員的總收入的平均值應該可以達到1100萬，14支甲A球隊的總年收入應該在1.54億元。以此推算，甲B的總年收入達0.66億元，甲A甲B總計可以達到2.2億元。

　　月收入超過4萬至6萬的部分，個人所得稅應繳納個人所得的30%，而2.2億元乘上30%就是6600萬元，每年甲級隊隊員的逃稅總額應該在6600萬元左右。保守估計一下，職業化以來在足球圈內的逃稅總額至少應該在2億至3億之間。

　　與國內球員相對應的是，留洋的球員對所在國家稅務的貢獻卻是不小。據楊晨自己透露，他在德國3年納稅100多萬馬克。德國是一個高福利的國家，稅很高，單身的稅是最高的，他的稅率目前高達53%。

　　逃稅漏稅的顯然不止在足球圈。

　　后事且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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