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案例的主人公是艾略特·柯特茲，他是某大型制藥公司的一名有經驗的銷售員。和公司其他許多銷售員一樣，他一直在向醫生們出售一種治療抑郁癥的新藥，這種藥開始一直非常受歡迎。幾年以后，這種藥沒那么好賣了，于是公司開始鼓勵這些銷售員宣傳它的其他用途。這個辦法是成功的。銷售額開始回升，銷售員們完成了定額，拿到了紅利，而分公司的主管們得到了提升。唯一的問題是，這次新的銷售攻勢是違反法律的。

　　聯邦藥物法規定，公司不得宣傳未經證實的藥物用途。柯特茲的公司從不明目張膽地讓其銷售員宣傳這種藥除了治療抑郁癥以外的任何療效，從這個角度講它是遵紀守法的。然而，在銷售會議上，公司發給銷售員們相關的信息，用于答復醫生們關于這種藥在幫助病人減肥和戒煙方面的療效的問題。此外，公司還獎勵了銷售額最高的銷售員，盡管他們顯然把藥大量出售給減肥中心或戒煙診所。

　　柯特茲對這種情況的第一反應就是要把握好分寸。他既不想失去賺錢和提升的機會，也不愿意違犯法律。于是他決定只有在醫生們自己問到那些未經證實的藥效，他才予以答復。如果沒人問起這些藥效的話，他自己也不會提到它們。

　　在幾個月的時間里，這個策略看上去既頗為實際又合乎道德。柯特茲遵守了自己的原則，銷售額有所提高，而他覺得自己是守法的。但是，一段時間后，他漸漸產生了懷疑，因為他意識到自己的銷售額越來越多地得益于那些未經證實的藥效。于是他決定改變策略。他打算不再回答那些有關未經許可的藥效的問題，并且準備去找那些用這種藥治療除了抑郁癥以外疾病的大夫，告訴他們這種藥的副作用帶來的危險。

　　而后，他更進了一步，把他的決定和理由告訴了其他幾個銷售員和他的主管。他的主管說他以前沒注意到給銷售員們造成的壓力，也沒考慮到該藥的未經許可的用途的危險性，他宣稱要向他的上司提出這個問題。柯特茲的努力究竟有沒有起作用，我們不得而知，因為食品與藥品管理局很快就開展了一項廣泛的運動，來制止出售那些藥效未經證實的藥品。結果，柯特茲所在的公司和它大多數的競爭者都改變了自己的營銷策略。

　　后來，柯特茲對自己的行為做了這樣的解釋：

　　我顯然是在做錯事，而我沒法承擔我的行為造成的潛在后果。我的決定一半是由于恐懼。我害怕會發現我銷售區內的某個大夫由于使用了大劑量的這種藥，致使患者病重甚至死亡。

　　我也擔心如果我被舉報違法宣傳這種藥，公司會做出什么樣的反應。如果可怕的事情發生，公司是不會為我撐腰的。在會議上，他們從來就沒有給我們什么筆頭上的東西。所有命令都是通過隨隨便便的討論來下達的。我很容易失去工作，沒準會承擔法律責任。

　　按照道德純潔度的標準來看，柯特茲的表現不盡人意。他的動機顯然是混雜的。一方面，他害怕有人受到傷害，他沒有被銷售額和年終紅利沖昏頭腦，承認事情的真相。這都是值得贊揚的。從他擔心會有患者出事這一點上，可以表現出他深切的倫理意識。他不僅僅是認為他做了錯事，而且感覺到了這一點。

　　但是柯特茲同樣希望保護自己免受傷害。換句話說，他更高尚的動機與相對低俗一些的動機絕對是混雜在一起的。他非常理智地意識到在公司在其相當可疑曖昧的違法行徑中非常小心地避免了留下證據。看來他也明白如果鬧出了丑聞或受到調查，公司的內部核心在是自我檢討還是歸咎于像柯特茲這樣的低級銷售員之間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后者，而他不愿意成為這項交易里被出賣的一方。這或許是他把自己的擔心告訴上司和同事，并且設法緩解問題的一部分原因所在。在調查這件事的時候，這些會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他。

　　顯然，柯特茲的行為的出發點是利他主義和利己主義的結合體。那么，我們可以從這個簡單的、平凡的關于混合型動機的案例中學到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