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電視上看到一個諾貝爾獎得主的專訪節目，那位多年前得獎、白發蒼蒼的老科學家非常誠懇地告訴記者：“在我們這行，全球的精英大約有一百人，大家的智能、努力和貢獻都不相上下。然而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得過獎，絕不能說其它百分之九十沒有得過獎的人不如這些得過獎的幸運兒。”這番話說得剴切，卻與時下“崇尚得獎”的風氣背道而馳。媒體追逐得獎人是為了滿足社會對英雄的需求，而社會需要英雄是因為英雄能帶給群眾興奮和希望(英雄的崛起)，在平淡的生活中增添樂趣和幻想(英雄的衰亡)。這種大眾對英雄的 熱情崇拜似乎間接反映了一個普遍的觀念：“英雄造時勢”。

　　但是俄國文豪托爾斯泰并不認同這樣的觀點，在他的《戰爭與和平》一書中即不斷地強調：偉大的領袖其實都是更大的歷史力量的產物，而這個決定性的歷史力量卻是由絕大多數的平凡人在處理日常瑣事中一點一滴地累積而成的。另外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史懷哲醫生也曾說：“在人類追求理想的過程中，只有非常微小部的部分能為眾所周知；而這部分與其它瑣細而模糊的努力的總和相比，就好象浮在深海波濤上的泡沫一般微不足道。”托爾斯泰和史懷哲的意見直接反映了另外一個觀念：“時勢造英雄”。

　　到底是“英雄造時勢”呢？還是“時勢造英雄”？傳統的領導學研究似乎比較偏向前者。原因并不難理解：英雄們擁有純潔的動機，堅定的毅力，挑戰現實的勇氣，和追求夢想的浪漫；這樣的領導者才有資格鼓舞人心，號召群眾。相對于這種理想主義性格的領導人是那些現實主義的妥協者，他們因為自私而短視，所以不夠資格被稱作英雄。多年來這樣的觀點一直成為MBA領導學課程的核心，然而哈佛大學巴達拉克教授(Prof. Joseph Badaracco, Jr.)的一本新書《沉靜領導之道》(“Leading Quietly”)卻企圖努力扭轉這個觀點。

　　經過長達四年的研究之后，巴達拉克教授認為英雄風格領導人的成功并不是推動世界進步的關鍵，真正推動世界進步的力量來自于那些不為公眾所知的無數“沉靜領導人”(quiet leader)每日所做的現實而有效的決策。這些沉靜領導人們沒有浪漫的英雄主義，不做大膽和英勇的決定；他們有利他和利己交錯的混合動機，他們在做組織做決策的時候也會兼顧自己的地位和前途；他們采取謹慎的步驟來解決復雜的問題，以便保護組織、同事、部屬以及自己；他們雖然重視信任，但也了解信任的脆弱；他們對理想沒有過高的期望，但也不會憤世嫉俗，懷疑一切。總之，沉靜領導人似乎是一群懂得妥協的現實主義者。

　　這些非英雄主義的沉靜領導人很少站在群眾舞臺接受歌頌，因為一般人認為他們不夠資格被稱作英雄。巴達拉克教授卻認為：這些無數個“遠離群眾視線的沉靜領導人”每天所作的“正確決策“的累積才是推動世界前進的關鍵。但是他們和其它更多“庸庸碌碌的現實主義者”又有什么不同及值得尊敬之處呢？巴達拉克教授的研究得到三項“沉靜領導人”不平凡的品格特質。

　　首先，沉靜領導人雖然也堅持原則，但是拒絕用英雄式的強硬態度來達到目的：他們選擇“自我克制”。由于自我克制，他們爭取到更多的時間去了解復雜問題的真相，和設計有效解決的方案。“自我克制”不是“袖手旁觀”，也不是太極拳式的“脫身之道”，更不是一般人的“麻木不仁”，沉靜領導人的自制是充滿了“自我警覺”而又有“創造性”的。換言之，他們在“堅持真理”的本能之時，自覺地采取冷靜的停頓和反問，除了要避免良心的直覺被強烈的情緒所拖累，也同時爭取到妥善解決問題所真正需要的時間。“自我克制”說得簡單，要實踐并不容易，沉靜領導人藉由日復一日長期的自我練習，已經把“自我克制”變成了習慣和本能。它象征的是謹慎、智能、和耐心，而不是“逃避責任”和“和稀泥”。

　　沉靜領導人第二個不平凡的品格特質是“謙遜”，由于他們的現實性，他們并不追求永恒的光榮和勝利。他們認為每一件事都比自己能力所能解決的要更復雜和充滿變量，事情最后的成功一定是由許多力量共同作用而成，因此自己的貢獻也像沙灘的足跡一般：既不偉大，也難持久。雖然他們不會因為“缺少光榮”就放棄了努力，但是他們在努力達成有意義的目標之時，了解到自己的才智和決心并不是成功的保證。正由于沉靜領導人不會高估事情成功的可能性和抬舉自己努力的重要性，他們更能忍受挫折，也會用更實際的態度專注于眼前該做的工作。法國哲學家蒙田曾說：“光榮之降臨，純屬偶發事件”，沉靜領導人因為篤信于此，絕不汲汲營營，為光榮而爭取光榮。

　　沉靜領導人最后一個不平凡的品格特質是執著。“執著”和“勇敢”之不同在于前者是“理性的堅持”而后者是“感性的沖動”。的確，沉靜領導人缺乏英雄式領導人那般鮮明的理想和無私，他們為了組織的成功和自己前途的保障，較傾向于把“妥協”視成必要的領導藝術。但是他們在妥協的過程中又必須發揮很高的創造力，使所有的努力都能朝最終目標邁進。他們把精力集中在理性上能達成的事物，而非理想化的境界，因此他們可以接受較不完美的結果，這正好也成為他們最后能夠成功的必要條件。總之，沉靜領導人的妥協并不是“隨波逐流”，反而像是“因為執著，所以妥協”。

　　縱觀全書，巴達拉克教授極為睿智而且公正地把組織的成功和世界的進步歸因于那些藉藉無名的沉靜領導人。在這個英雄橫行的世界做這樣反傳統、反潮流的努力，我個人對他崇高的正義感表達敬佩。

　　中國的孔子是東方提倡“中庸之道”的大師，他在《論語》中說道：“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孔子所推崇的最高境界是“權”，也就是“通權達變”，這點豈不是和巴達拉克教授所稱揚“沉靜領導人”的三種美德--“自我克制”、“謙遜”、“執著”—不謀而合？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客座教授Debra Meyerson把“沉靜領導人”稱作”tempered radical”，也讓我想起了《論語》里的另外一段話：“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這“狂”莫非就是”radical”？“狷”莫非就是”tempered”？

　　西方的中庸大師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Aristotle，384-322 B.C.)呼吁人們應該培養四種美德：“公正”、“勇敢”、“謹慎”、“克制”，其中“公正”和“勇敢”乃狂者所為，“謹慎”和“克制”屬狷者所為。西方的管理哲學因為植根于個人主義和擴張主義，因此走成今天的英雄主義；而東方的管理哲學卻因為長期的權貴主義和自保主義，又走成了民間的鄉愿主義。二者皆有所偏，西方學者于此有所體會，而東方學者能無體會乎？

　　我的“狗尾續貂”也該點到為止了。楊教授學貫中西，譯文流暢，這本《沉靜領導》，必能帶給中國各界的領導人們足夠的“深沉”和“靜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