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這一份與時代共鳴的真誠思想，我也寧愿相信，中國不會再墜落“財富創造———財富集中———破壞性的財富再分配”這樣的惡性歷史循環之中。中國可以富。

　　●袁衛東

　　1997年1月，十五大的前夜，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吉為一套書寫序，其中有一 本青年學者的書，她叫何清漣，書名是《現代化的陷阱》。五年后，十六大的前夜，已經是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執行院長的劉吉再次為一位青年記者的書激動提筆，書名為《中國可以富》，而這位著者就是我的朋友張庭賓。

　　劉吉文才飛揚地品評《中國可以富》道：“它是千年世紀之交，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艱難陣痛的大寫實，一個青年獨具慧眼的長卷畫。讀完《中國可以富》，我油然想起毛澤東同志贊美青年的話：年輕人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據庭賓說，他收到劉先生的序后，誠惶誠恐，閉門自省。

　　或許劉吉驚喜之處，正是《現代化的陷阱》乃《中國可以富》的先導，其直面轉型中國問題的勇氣、銳氣和精神是秉承的。庭賓曾說，《現代化的陷阱》對他的影響非常深，當時他先后作為中國弱勢群體的代言人《工人日報》和《南方周末》的記者，耳聞目睹著民眾在市場化轉型中的種種痛楚，對中國轉型中的積弊觸目驚心。

　　《現代化的陷阱》不是惟一為庭賓烙下精神疤痕的書，他自己說，第一個“精神枷鎖”是在1989年不知不覺地戴上的。當時，《山坳上的中國》一書，第一次提出了中國人的“球籍”問題，可謂振聾發聵，激蕩著無數中國學子的靈魂。

　　張庭賓做了記者，保持相對獨立思考，并轉向東方古典文明，尋求自我解脫之道。

　　“圓融”、“各歸其位，各得其所”，“萬法歸一”等東方智慧令他豁然而悟。他突然明白了一個道理：不同的理念和認知，均是不同社會階層基于自己的價值立場，不同社會發展時段需求的折射，正像一個成熟現代立體社會是由多種社會階層構成一樣，不同的理論和認識同樣是一個現代成熟立體社會思想體系的合理存在。因此，在現代社會，最要警惕的是單一階層利益極端化，極端的結果只能是多敗俱傷，因而應當尋求社會各階層力量的均衡和制衡，通過不斷妥協確立公平透明的游戲規則，從而找到理性共贏之道。這一思考集中體現在了庭賓在《中國可以富》一文的代序言———“龍騰的天空從此豁然開朗”一文中。

　　他并未自足于個人思維的貫通。2001年初，他加盟南方報業新創辦的財經媒體，在更廣闊的思考平臺上，追尋這個時代內在脈動，探求中國轉型社會全面解決方案，遂成為最早發現“世界工廠”價值的傳媒人之一。他歡快地預言，這是中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為全球勞動密集加工將幫助中國完成城市化和工業化。在此樂觀之上，他進而宣稱若能通過“權證”方式補償流通股公眾，理性共贏地完成全流通改革，還原中國股市的經濟“加速器“功能，同時最大程度地吸引民間資本支撐銀行體系，使中國金融不至于爆發血梗阻，則中國可以富。

　　但轉型中國現實極為復雜。“公開透明、全民參與、充分博弈”的國有股減持被“暗箱操作、極少人參與、內幕交易”的協議轉讓所取代后，股市陷入一片混亂低迷中；權貴資本借體制轉軌不斷攫取財富，在掏空攪亂股市后，又對民營銀行虎視眈眈；而民營企業卻依舊在“游戲規則”的邊緣辛苦求生……在2002年微妙的政經氣氛下，重量級財經人物接連隕落，《福布斯》中國首富排行榜震蕩刺激著貧富分化的心理底線，它反映著中國變革進入深處的沖突與矛盾，以及與此并存的社會心態和思想的曖昧和詭秘。種種現象昭示著中國兩大社會力量的決戰將至。

　　在張庭賓的眼中，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20年以來分野成兩股巨大的社會力量，一種是善富———創造財富的力量，在企業家精神的疆域中，個人在創富的同時，帶動員工致富，并共同為社會創造更多財富；第二種是惡富———毀滅財富的力量，個人或集團的暴富是以毀滅國家和公眾更多財富為代價的。他認定：中國能否逾越現代化的陷阱，富強起來，將取決于創造財富的正義力量戰勝毀滅財富的非正義力量，從而保護合法致富、進而完成公開、公正、公平市場競爭規則和財富分配的市場制度建設。

　　如此執著的深處是一顆不離不棄的知識分子“良心”，這在各種既得利益集團加緊收羅代言人的時代尤顯難得，或許這正是劉吉愿為這位陌生青年寫序的動因———“年青人要有這份追求真理的銳氣。這份銳氣不僅是個人事業成功必不可少的起點，也是中國的希望所在。”

　　面對這一份與時代共鳴的真誠思想，我也寧愿相信，中國不會再墜落“財富創造———財富集中———破壞性的財富再分配”這樣的惡性歷史循環之中。中國可以富。

　　《國際金融報》(2003年01月03日第十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