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香港律師調查報告“雪藏”一年半今面世，證實富士膠卷進入中國不僅涉及走私，更與震驚中外的“遠華特大走私案”有關

　　2002年底，國家經貿委、國家計委和外經貿部辦公廳聯合頒布《關于加強外商設立感 光材料生產企業管理的通知》。該通知指出1995年10月成立的珠海真科感光材料制作有限公司當時是違規設立的，而且1998年3月再次違規調整了內外銷比例。珠海真科被勒令停產。

　　本月初，富士(中國)副總經理小泉雅士稱，無論是富士總部還是富士(中國)，都從來沒有給珠海真科投過一分錢，實際上珠海真科只與富士總社的代理商有關。當然，有關“走私”的傳聞與富士公司無任何瓜葛。

　　然而，一批內地、香港律師此前經過100多天的深入調查表明：內地有關公司從香港中港照相集團屬下富士攝影器材有限公司購貨開始，后來發展成為與其合伙走私，并有嚴格的分工。貨物進入內地后，一部分由珠海市攝影器材公司銷贓，另一部分由該公司轉交給富士攝影器材公司在北京、遼寧、四川等地的分公司進行銷贓。實際上，富士攝影器材公司積極主動地參與了大部分走私活動，甚至成了內地有關公司走私的后臺老板。

　　有相當一部分走私膠卷甚至是通過“遠華特大走私案”主犯賴昌星屬下的美豐船務等公司運至廈門，并由涉及遠華案的福建九洲集團公司接貨，轉交珠海市攝影器材公司。

　　真科疑云：

　　富士膠卷內地惟一分裝廠真科公司從無視國家規定得以設立，到錯綜復雜的股東關系、神秘的運作內情，以及停產的真實原因，每一個都是解不開的謎團……

　　2002年11月26日，國家經貿委、國家計委、外經貿部三部委辦公廳聯合發文(國經貿廳產業［2002］165號)，要求“加強外商在我國設立感光材料生產企業管理”，直指富士膠卷在中國內地設立的惟一分裝廠——珠海真科感光材料制作有限公司。文件稱，國家計委、經貿委、外經貿部于1995年6月頒布了《指導外商投資方向暫行規定》和《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其中規定了感光材料生產屬限制類外商投資項目。文件指責廣東省、珠海市有關部門在未按規定程序報國務院行業主管部門審批和備案的情況下于同年10月批準設立了真科公司，1998年3月又違規調整其內外銷比例，致使該企業違規設立和超范圍經營。半個多月后，國家經貿委對外公布了這個文件。

　　12月18日，記者專程趕到珠海。出乎預料的是，珠海市經貿局、外經貿局均表示，如不是記者告知，尚不知道有這樣一個文件。不過，珠海市外經貿局外資科負責人告訴記者，文件提及的真科公司大約在半年前已自動申請注銷。

　　當天下午，記者來到位于珠海市石花西路119號的真科公司。這是一個由3幢大樓組成的院落，緊閉的鐵門旁邊掛著一個很普通、很中國式的銅質廠牌。除此之外，沒有任何明顯標識。院落靜靜地躲在偏僻的變電站后面，與周圍那些裝飾考究的廠房形成強烈反差，讓人很難聯想到這就是與一個世界著名品牌有緊密關系的工廠。

　　記者從保安那里了解到，工廠已停產近一個月，并將在2月17日恢復生產。顯然，這同記者當天從珠海外經貿局了解到的情況——“大約在半年前已經注銷”有很大出入。

　　2002年12月22日，為了解更多的內情，記者再次來到真科公司。不過，這一次保安顯得異常警惕。

　　記者躲到了廠房前的垃圾場上拍攝照片時，引起了拾荒者的注意。他們告訴記者，前不久也有人來拍照，里面的保安馬上出來阻撓。

　　為了盡可能找到一些線索，記者索性在垃圾堆里蹲下來同他們攀談。從交談中得知，他們有熟人在這里打工，但現在已經放假回家，因為工廠已經在12月3日停產，復工要等到春節過后的2003年3月14日。

　　他們告訴記者，這里原來有200多生產工人，“三班倒”，工廠主要做的活就是把大片的膠卷(大盤，半成品)切塊、包裝后，做成成品。半年前，這里還生產過相紙。

　　在同他們的交談中，記者挖掘到了一個重要信息：這個工廠與珠光集團有一定的聯系。珠光是珠海市一家很有名的企業，在珠海搞了很多房地產。此后不久，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作為珠海市在香港、澳門“窗口”公司的珠光集團確實與真科工廠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為了弄清165號文件的臺前幕后以及真科關門的真正原因，記者電話采訪了發文機關之一的國家經貿委，產業政策司司長劉治在電話中告訴記者，真科公司被關閉的原因是由于違規設立。

　　“但真科公司成立于1995年，變更內外銷比例是在1998年，已經是好幾年前的事情了，為什么到現在才來追究呢？”當記者把這個疑問交給劉治司長時，他說：“這是由于以前沒有人舉報，后來有人舉報。”“是誰舉報呢？”“這個不便透露。準確地說不是‘舉報’，是‘反映’。”

　　不過，也曾有媒體援引業內的傳言，指珠海真科被主管部門勒令關閉是因為有許多走私的富士膠卷打上珠海真科的包裝流入了國內市場，導致前段時間的膠卷價格大戰。

　　在兩探真科工廠后，一連數日，記者多次聯系富士株式會社在中國的辦事機構、香港中港照相(富士膠卷中國總代理、富士攝影器材公司之母公司)、中港照相富士攝影在中國內地的各下屬機構以及相關政府部門，了解他們對事件的看法，但遲遲沒有取得實質進展，采訪一度陷入僵局。

　　12月30日，形勢出現了一些轉機。記者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那里獲悉，珠海真科的股東之間曾產生過一些糾葛。“從跡象來看，關系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滴水不漏的富士膠卷中國分裝廠懸疑似乎出現了重大紕漏。

　　股東自曝猛料：

　　有跡象表明，真科工廠停產的真正原因并非是一直被外界廣為傳播的國家三部委165號文件，而是另有重大隱情！

　　2003年1月1日，記者根據知情人士提供的線索，幾經周折撥通了珠海真科股東香港富光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陳華強的電話。獲悉記者來意后，陳大為詫異，驚問記者是從哪里打聽到這些內情并得到了他的電話。

　　陳告訴記者，富光公司是珠海真科的股東和主要投資方，占有44%的股份，另一投資方是香港上市公司中港照相(1123.HK)下屬企業香港真科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香港真科)，占51%的股份。法人代表、董事長是中港照相主席孫大倫。

　　“我們原來并不是真科的股東，是富光公司原來的老板韓××把富光賣給了現在的老板，我們才成為真科的股東。”陳說：“但是，自從我們成為珠海真科工廠的股東后，工廠方面一直拒絕我們進廠看賬。”

　　據陳華強介紹，因為這件事情，富光公司一直在同珠海真科打官司，控告后者違反公司章程，不按期向富光公司分配利潤，嚴重損害了投資方的合法權益，并指真科公司阻撓富光公司依合同參與合作公司的管理，對富光公司隱瞞公司財務及經營狀況，甚至不準國家注冊會計師進公司進行審計工作，嚴重侵害了富光的股東權益。富光公司要求真科公司分配利潤，并請求法院委派審計人員審計真科公司的財務報告、公司賬簿等經營資料，保護富光公司的股東知情權。

　　陳說，這個案子已經于2002年11月23日判下來，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判富光公司獲勝，判令真科公司5天之內向富光公司提交財務報告、賬本等材料。

　　“但是，當我們在12月6日委派會計師去工廠查賬時，他們已經關門了。”陳強調，當時工廠關門與國家有關部門的文件無關，而是為了回避富光查賬自行關門。工廠的關門時間是12月1日，而有關部門強令關閉的時間是在12月15日左右。

　　這一跡象表明，真科工廠停產的真正原因并非是一直被外界廣為傳播的國家三部委165號文件，而是另有重大隱情！

　　“他們說不給我們看賬本是因為涉及商業秘密。”陳在電話里大聲質問：“對于股東有什么秘密？其實是有見不得光的東西，一查賬本就會暴露。”陳表示，關于富士膠卷涉嫌走私的事情，他們委托內地一位姓宋的先生作了調查，已經掌握了大量證據，并向記者提供了他的聯絡方式。

　　300多頁調查報告披露：

　　內地有關公司從富士攝影器材公司購貨開始，后來發展成為與富士公司合伙走私，并有嚴格的分工，真科公司成了富士攝影器材公司銷贓的基地；實際上，富士攝影器材公司積極主動地參與了大部分走私犯罪活動，甚至成了內地有關公司走私犯罪的后臺老板。近十年來，由此造成國家近100億元人民幣的經濟損失。

　　2003年1月2日，記者赴深圳找到了宋先生。宋首先向記者出示了一本厚達300多頁的資料——《關于富光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前董事總經理韓××一伙涉嫌違法犯罪基本情況的調查報告》。

　　據調查報告稱，2001年3月，受富光國際投資有限公司董事會的委托，國內律師、香港律師等有關人員組成了一個調查組，根據富光投資有限公司已掌握的材料，調查人員曾赴珠海、廈門、廣州、北京、深圳、澳門等地進行調查，經過100多天的調查了解，基本掌握了韓××等人利用職務之便，伙同香港中港照相集團公司竊取國家財產并進行大量的彩色膠卷等感光材料走私犯罪活動的事實：

　　1.富光國際投資有限公司介入與香港中港照相集團屬下富士攝影器材有限公司進行交易，頂替珠光(香港)公司成為內地市場的代理。

　　韓××在到富光國際投資有限公司當老板前，一直在珠光(香港)公司工作，他在珠光(香港)公司工作期間，與該公司副總經理陳××一起，利用珠光(香港)公司與香港中港照相屬下富士攝影器材有限公司有彩色膠卷等感光材料貿易的關系及職務之便利，逐步將利潤十分豐厚的這種貿易關系轉移至私人操作經營，由于彩色膠卷及相關的材料在香港、澳門、臺灣等都有代理商，珠光(香港)公司代理的是國內市場，所以，韓、陳為了操作方便，便在珠光集團原董事長蔡××的幫助下，在珠海市成立并承包了珠海市攝影器材公司進行經營，因為富士公司起初是在香港交貨，而珠海市攝影器材公司很難獨立在香港完成接貨、運輸等環節的瑣細工作，同時珠海市攝影器材公司還不是外貿企業，沒有進出口權，還必須冒用珠光(香港)公司的名義，這樣經營一段時間后，韓××、陳××等人怕事情暴露而“出事”，便開始借用朋友的公司富光國際投資有限公司進行經營。

　　經過一段時間的運作后，韓、陳等人也感到不方便和不大安全，這時，韓××也已獲得了香港的居留權，有了香港居民的身份，他們便決定在香港成立一家公司，韓××出面加入了富光國際投資有限公司，成為99%控股的大股東(余1%為劉××)，韓××等人在中港照相集團公司孫建業、孫大倫父子的支持關照下，富光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從此在表面上就代替了珠光(香港)公司成為富士公司在國內市場的代理，但實際上仍是由珠海市攝影器材公司在后面操作，準確地說，中港照相集團公司給的國內代理認的是韓××、陳××幾個人，用什么公司名義出面無關緊要，所以隨時更換公司就成為可能了；富光國際投資有限公司是以收取手續費的形式經營，大筆利潤歸于富士攝影器材有限公司和珠海市攝影器材公司。

　　2.富士彩色膠卷及相關材料在國內市場的銷售量

　　據國內有關部門的統計，香港中港照相集團公司屬下富士公司的彩色膠卷及相關材料(未統計電影片、X光片等)在1999年前一直在國內市場占有80%以上的份額，也就是說內地市場在1999年前的需求量平均約為1億卷彩色膠卷左右，富士膠卷平均占有8000萬卷的銷售量(1998年富士公司部分發票可為佐證，)，富士膠卷出廠價為每卷1.05美元，合計8.4千萬美元，按1∶83計即人民幣6.97億元，國內銷售價每卷25元左右，即國內銷售膠卷約20億人民幣左右。與8000萬卷膠卷相配套使用的相紙等感光材料就更大量了，按膠卷與配套用的相紙等材料1∶1的比例估算的話(保守估算)，這些配套材料在國內的銷售額也有20億元人民幣左右。所以，可以作出這樣的評估，富士公司平均每年向內地市場進口了約有出廠價值1.7億美元以上的彩色膠卷和相關材料。如按此計算，富士攝影器材有限公司和珠海市攝影器材公司平均每年在國內的貿易額達30多億元人民幣，獲取的利潤是十分豐厚的。

　　3.富士彩色膠卷及相關材料進口國內的途徑

　　根據富士膠卷及感光材料在國內市場占有的份額，調查組走訪了國內有關部門，從這些權威部門獲悉，國內感光材料主管部門沒有發出過這么多的進口批文，海關亦無這么多的感光材料進口。據此，調查組認真審閱了富光國際投資有限公司有關的資料，從這些資料中可以看出，富光國際投資有限公司經手辦理的這部分約平均每年近7億港幣的膠卷等感光材料的進口主要是廈門及珠海海關，很少是其他海關進口的，如有相當部分是通過國內“遠華案件”主犯賴昌星屬下美豐船務等公司運至廈門并由涉及“遠華案件”的福建九洲集團公司接貨轉交珠海市攝影器材公司的。這些貨物的運輸每個貨柜要向賴昌星公司交25萬多港幣的費用，而正常運費每個柜只要4萬港幣左右。

　　從有些核算單中可以看出，珠海海關進口富士膠卷等感光材料，珠海海關的某些人是收取費用包進關、包運到目的地的(彩色相紙擴放機收25萬元人民幣，彩色膠卷沖洗機15萬元人民幣，彩色膠卷每卷0.75元人民幣另加貨值1%的傭金。相紙為每筒28元人民幣另加貨值1%的傭金)，這些都是不正當進口的貨物，相信韓××等人用其他公司出面與富士攝影器材有限公司合作進口到國內市場的膠卷等感光材料，大部分也是通過這些途徑進入國內的。再者，1999年后，國內市場由于柯達膠卷的投放(這是中央政府批準的惟一一家在國內允許設廠的彩色膠卷等感光材料生產廠家)，使富士膠卷受到了嚴重的沖擊，富士膠卷在國內的市場占有率銳減至30%左右，富士膠卷的價格也從每卷25元銳減至16元人民幣左右，這樣的零售價格也是十分不正常的。

　　調查組經查詢海關，膠卷的進口關稅是以平方米計算的，按每平方米173元人民幣收取，增值稅為17%，而每個36張的膠卷面積為0.024米×0.036米×36張＝0.031104平方米，也就是說，每個膠卷進口關稅為0.031104平方米×173元＝5.38元，按每個膠卷進貨價1.05美元計算，增值稅為1.05×8.3×5.38×17%＝2.4元人民幣，正常進口的膠卷在國內市場銷售的最低成本價(不含運費、倉儲費等)應是1.05美元×8.3＋5.38＋2.4＝16.5人民幣，價格上也可以看出，如果合法進口膠卷在國內銷售，每卷16元人民幣左右售出是虧本的，這種不正常的價格也顯示，進入國內市場的富士膠卷及感光材料進口途徑也有問題。

　　調查組還獲悉，韓××等人的行為在1999年初也曾經被北京市工商部門調查過，當時，由于珠海市攝影器材公司售往北京大量的彩色膠卷及相關材料，這些貨物的來源引起了北京工商部門的注意，北京工商部門派出調查組到過珠海市進行調查，但韓××利用與珠海市工商局領導“熟”的關系，由珠海市工商局出具假證明材料，該材料證明韓××的珠海市攝影器材公司售出的膠卷等貨物是珠海市工商局的罰沒處理品，韓××與珠海市工商部門的領導一起欺騙了北京市工商部門，逃避了調查。

　　另外，在1998年底，韓××通過北京的關系知道“遠華”賴昌星將要出事的情況之后，為推脫責任，于1999年3月迅速將富光國際投資有限公司的股權轉讓出去了，并于1999年底在韓的后臺老板幫助下把經營效益很好的珠海市攝影器材公司以經營虧本、無效益為由注銷了，還將珠海市攝影器材公司的財務人員高紅等知情人送到外國居住。

　　據珠光集團現領導說，珠海市攝影器材公司財務賬已經被銷毀，無賬可查，這些都顯示韓等人在做“善后”工作。他們用富光國際投資有限公司頂替珠光(香港)公司成為代理，而經營兩年后即到1997年中期時，也就是韓××在加入富光國際投資有限公司當上控股老板的同時，他們又利用富光國際投資有限公司的名義在暗中早就建立了二線公司——香港群益有限公司，韓××退出富光國際有限公司、注銷珠海市攝影器材公司后，韓××等人并未失去國內市場的代理權，而是又在中港照相集團公司的幫助下，代理權從富光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名下轉到了香港群益有限公司的份上，韓××從此又以群益公司的名義繼續與富士公司合作走私活動。

　　在香港，韓××等人從富士公司購貨開始，后來發展成為與富士公司合伙。韓××與富士公司合作走私過程中有嚴格的分工，貨物源源不斷地由富士公司供應，韓××等人負責安排全部貨物的進口，買通海關“通關”，貨物走私進入國內后，部分由珠海市攝影器材公司銷贓，部分由珠海市攝影器材公司轉交給富士公司自己的網點北京富士、遼陽富士、四川富士等分公司里進行銷贓。實際上，富士公司利用韓××的關系，積極主動地參與了大部分的走私活動，甚至成了韓××等人走私的后臺老板之一，是韓××等人的經濟支柱。有關資料顯示，中港照相集團的孫建業(已于2001年3月死亡)、孫大倫父子及集團的主要領導成員直接參與組織了走私活動，孫氏父子個人就從中獲得了好處，1995年富光國際投資有限公司開始介入富士攝影器材公司貿易的幾個月中，富光國際投資有限公司便向中港照相集團的原主席孫建業支付了600萬元港幣，富光國際投資有限公司也在國內等地向孫大倫支付過巨額款項。他們為了更大量的走私，假借名目在珠海市成立了珠海真科感光材料制作有限公司，將大量的半成品走私進珠海加工后進行銷售(如大卷膠卷改包裝成36張的小卷)，珠海真科公司成了富士攝影器材有限公司和珠海市攝影器材公司韓××一伙人國內銷贓的基地了。

　　上述情況可以說明韓××等人利用職務之便，在富士攝影器材公司的“關照”下，將國營珠光集團本來可以獲取巨額利潤的貿易項目竊為己有。眾所周知，中國市場是龐大的，這么一個大市場的代理權應該是十分難取得的，一旦取得該種代理權(尤其是彩色感光材料這種中國市場暢銷而生產技術落后的貨品代理權)，就意味著擁有了無窮無盡的財富，而韓××等人利用職務的便利，竟然可以將天價的代理權從國家公司手中無償轉為私人擁有，由此造成國家公司近十年來的損失起碼近百億元人民幣，韓××等人竊取代理權后為了達到“降低風險、有效控制”的境界，發展到與原供貨商富士公司合伙并操縱珠海市攝影器材公司，進而還設立了“前線基地”——珠海真科感光材料制作有限公司，進行了大量的走私活動，偷逃國家關稅及增值稅每年數億元人民幣，非法獲取了大量的“利潤”。

　　據參加調查的律師透露，調查組曾派員前往中港照相集團要求會面，也曾將報告書送交中港照相集團、集團法律顧問、集團核數司等要求協助，便始終未收到任何答復。

　　記者在報告中發現，韓××在與中港照相的手寫信函中，曾出現過“本處通關”、“別處通關”、“試通關”等字眼。宋先生對“試通關”的解釋是：“就是沒有批文，走私。”

　　這份報告“雪藏”了一年半，終于在國家三部委“動手”之后，與世人見面。

　　公開的秘密

　　柯達全球副總裁葉鶯此前對外宣稱：柯達對珠海真科的“灰色行為”早就有所耳聞，珠海真科以前的“不規范運作”傷害了柯達。而知情人士披露，樂凱對此也極為不滿，早就收集了有關真科的“違規資料”，并上報國家經貿委。“在我們看來，富士與中港照相本來就是一家。”“中港照相參與走私，富士難脫干系！”業內資深人士對記者說。

　　中港照相集團從1968年起就開始為富士公司打理在中國的業務，對外一直宣稱“是日本富士在內地、香港及澳門地區惟一認可的經銷商”。1994年7月6日，在百慕大注冊成立中港照相器材集團，同年9月19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它通過富士數碼激光沖印及富士影像服務的3000多家成員，在內地、香港及澳門建立了廣泛的分銷網絡，其中包括內地進口商和經銷商。

　　從表面上看，中港照相與富士公司的關系是簡單的供應商與經銷商的關系。但令業內人士生疑的是，在中港照相的旗下，竟有十幾家“富士”名號的公司(詳見附表)。如果僅僅是代理關系，富士憑什么讓中港照相掛這么多自己的招牌？對兩者的關系，日本富士膠片公司(香港辦事處)總經理增田清忠此前曾公開承認：“中港照相是日本富士在內地、香港及澳門的長期業務伙伴，雙方關系密切。”

　　“富士也好，中港也好，對我們來說是一回事。”感光業一位知情人士對記者說：“富士這次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凈，我們覺得，他越是這么說，越是等于在挖坑埋掉自己，怎么可能呢，這種千絲萬縷的聯系誰都看得到。我覺得，富士就算是沒有直接參與走私，但能說自己對經銷商的走私行為一點都不知情嗎？”

　　一位業內人士還向記者提起一件事：2001年11月13日，樂凱牽頭，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了聯合承諾儀式，向所有的消費者保證“作為合法的企業公民，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不走私，不造假，不向走私和造假者提供產品和方便。“當時，柯達、柯尼卡、愛克發等廠家都到場簽字，富士派了一個人到會場，但沒有簽字。”這位知情人士說：“樂凱此前曾與富士聯系過，富士答應參加，但條件是必須修改‘聯合承諾’，將‘不走私’改為‘我們不會在知情的情況下走私’。其真實用意不言自明。”

　　據珠海海關有關人士介紹，這些年，為數不少的富士膠卷主要通過三種途徑進入內地：一是“拼裝”，將膠卷與別的貨物一同運進來。如以某公司的名義進口(電子原件、橡膠等)大宗商品，低報價，在集裝箱中夾雜著膠卷成品；二是“闖關”，由一些貨船通過海上偷運過來；三是化整為零，主要是從廣東、福建、廣西等地(前一階段也曾在大連偷運，但后來減少了)一點一點偷運上岸，再分送給各地的大經銷商。據悉，珠海拱北海關曾在海上抓到過走私富士膠卷的漁船。

　　“據我們分析，富士在境外交貨后，由中港照相等公司負責將貨物通過各種辦法運進來，而富士在內地的分支機構主要負責掌握市場信息，通風報信。”不過，讓知情人士百思不解的是，“走私也是需要成本的。去年，廣州部分大賣場的富士膠卷價格曾賣到2卷18元，即每卷9元，遠遠低于16元左右的成本價。這肯定是不賺錢的，他們為什么要這么做？光從市場的角度來看，不能完全解釋得通。這不能說是一個簡單的戰略問題，背后可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一種普遍的看法是，富士希望用“傾銷”的辦法，擠垮樂凱，趕走柯達。

　　深圳的宋先生對記者說，珠海真科蓋子的掀開，明顯地說明，香港中港照相集團和珠海珠光集團下屬企業珠光攝影大量走私膠卷。中港照相是香港上市公司，它在內地一年有10億元人民幣的業務，但報表沒有真實顯示這個數據。據稱，富光公司已經就此向香港證監會舉報。

　　有業內人士分析指出，“真科事件”不會影響富士進軍中國的步伐，只是，富士需要花比以往更高的代價進來。未來，中國市場的大門會越開越大，不過，中國政府只會歡迎從正門進來的客人。

　　相關

　　珠海真科拿到批文的秘密

　　珠海真科是由中港照相所屬的香港真科化工有限公司與珠光集團所屬的珠海市攝影器材公司于1995年11月合資設立的。當時，中方珠海攝影出資400萬港幣，港方出資510萬港幣。

　　1996年，該公司申請改制，由“合資”該為“合作”，香港富光國際加入，成為第三方。廣東省外經委于1996年9月批準了這一合作，允許其產品70%外銷，30%內銷。三方出資額為：珠海攝影無現金投入，只提供技術服務及商務代理；香港真科提供設備，折價為7395萬港幣；香港富光公司提供廠房及現金共計710.5萬港幣。三方所持股份變更為：香港真科占51%，富光44%，珠海攝影5%。據悉，珠海攝影這5%為紅股，資金由富光公司代付。

　　記者在采訪深圳的宋先生時討論過真科當時能拿到批文的原因。宋表示，真科當時能拿到批文應該與珠海攝影器材母公司珠光集團在珠海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有關。珠光集團是珠海市在香港、澳門的窗口公司，當時，珠光集團的董事長由一位副市長擔任。據記者了解，珠海真科分別于1995年和1998年拿到的兩份批準證書均由珠海市人民政府直接蓋章頒發。

　　但后來，珠海攝影的投資并沒有到位。據分析，當時的珠海攝影完全出得起，這就很讓人懷疑珠光集團下屬企業珠海攝影在真科公司注冊中的特殊作用。

　　分析人士認為，如果當時是富光公司(而不是珠光集團下屬的珠海攝影)直接與香港真科去拿批文，可能性非常小。但是，后來以珠海攝影的投資無法到位為由，去改批文，則要容易得多。宋認為，珠光下屬珠海照相當時不出一分錢而占了5%的股份，其實就是搞批文。

　　至此，珠海真科為何在國家政策之外得以設立、珠光集團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真科公司最后收益落進了誰的口袋就不言自明了。江海波 章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