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正明(北京)

　　2002年，中國富人的稅收問題成為不應該成為熱點的熱點。公眾投入了熱情、精力、憤怒與渴望，產出的卻只是似是而非的評論、似是而非的結論、似是而非的辦法。在去舊迎新之際，也許我們該拿出最后的勇氣向飽受困擾的中國富人說聲：“恭喜發財！”面對這一年圍繞稅收問題的種種是非，讓我們從關于稅收的基本常識開始，反思2002年的中國稅收問 題，并預測今后中國稅收政策的改革趨勢。

　　非專業的娛樂式炒作

　　稅收無非是人民給政府的活動經費。所有的稅收理論首先要說明政府應該出來活動，自然大家為此要交稅。人民和政府的財政關系大致有兩種：一是政府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政府要人民支付政府的活動經費；一是人民要政府做什么政府就做什么，人民支付政府的活動經費。人民和政府的財政關系決定了稅收政策。

　　歷史上，政府很長時間是君主專制的政府，人民和政府的關系自然是前者。

　　1215年英國貴族不滿國王無休止的征稅而造反，迫使國王簽訂《大憲章》，明確了“王在法下”和“無代表權不納稅”的原則，使其成為現代憲政的基礎。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也只分給政府一個“守夜人”的工作，其余的都讓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指揮眾人完成。在自由派人士眼里，征稅就是“拔最多的雞毛又讓雞的叫聲最小”的藝術。

　　2002年被炒得過熱的稅收話題中卻沒有一處提及人民對政府的要求，這說明人們的思考發生了富有意味的偏向。今年你對政府的要求是什么？不知道有多少人心里的答案會是：“我要少交點稅”。這樣的問答無異于售貨員問顧客要買什么，顧客卻說我只想少花點錢。我們的財政理論對為什么要納稅的問題，解釋一向模糊，通常的說法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缺乏透明的開支卻令人感到追問無處。媒體的炒作似乎只是表明了人們的善良愿望，炒作方式與娛樂新聞類似；而如果對一個不明白什么叫好心辦壞事的經濟系學生，老師會罰他去讀各國的財政史。

　　毫無疑問，2002年的稅收話題是傍著劉曉慶被抓、《福布斯》排行榜、個人所得稅、貧富差距而變得火熱的。對火了一年的個人所得稅問題，有必要撥亂反正。

　　缺乏常識的排行榜對比

　　首先，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對象是納稅人的收入，而不是資產；資產數量與納稅多少之間的相關性是不確定的。把資產排行榜和個人所得稅排行榜放在一起，顯然是缺乏財務和稅務常識的做法。

　　富人的收入主要來自作為企業所有者分得的利潤。《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富人擁有的企業一般是股份公司，富人的資產和富人所有公司的資產是兩個完全不同性質的概念。股份公司是法人，是與其所有者相區別的獨立的法律主體。公司的財產和債務在法律上不是股東個人的財產和債務，股東只具有對公司凈資產的要求權，而凈資產就是資產與負債的差額。如果企業出現資不抵債的情況，所有者的權益也就沒有了。一般評估富人資產的時候，我們可以將富人所有企業中的權益列為他的資產，但這種資產只是賬面上的、潛在的資產，不是法律意義上的資產，也不是個人所得稅的征稅對象。

　　我國對企業利潤采取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的雙重征稅。只要企業有利潤，就可以征收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自然是針對個人收入征收的，如果企業交完企業所得稅后，剩余的稅后利潤不分配給企業所有者，而是留存在企業用于經營，那么，這筆稅后利潤仍屬于企業，富人并不用交個人所得稅。至于稅后利潤是分配給所有者還是留存用于經營，這是企業一項正常的財務決策，和偷稅、漏稅沒有關系。上半個世紀美國公司只有一半的收益用于分配。長期以來，我國金融市場落后，國有銀行不向私人企業發放貸款，民間借貸缺乏法律保護，民營企業正常的融資行為受到阻礙。再加上信用不發達、對私人財產保護不充分等因素，正處于發展階段的民營企業會傾向于利潤留存。

　　如果中國的富人普遍進行利潤留存，那么來自分配利潤的個人所得稅必然很少，但這并不意味著來自富人的稅收減少了。首先，我國企業所得稅33%的稅率高于個人所得稅20%的比例稅率，且不受利潤分配政策的影響。其次，我國稅收體制是以流轉稅為主的，即以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關稅構成稅收的主要來源。流轉稅、企業所得稅之和是個人所得稅的13.7倍，個人所得稅僅占流轉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之和的6.8%。可見，僅以個人所得稅的繳納評價中國富人對社會的貢獻是片面的。在“費高于稅”的現實情況下，交納各種行政收費是富人對社會的另一貢獻。

　　注定令人失望的個人所得稅

　　要使個人所得稅成為調節貧富差距的工具，必須改變我國的稅收體制；否則，在現有的個人所得稅稅法下，加強個人所得稅征管不僅達不到征收富人稅收的目的，反而會增加工薪群體的稅負。指望靠征收個稅來降低貧富差距，只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由上表可見，加強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在現階段并不能顯著提高政府的轉移支付能力和調節力度。而且，我國個人所得稅采取分類所得稅的征收方式，即歸屬于某一納稅人的各種所得，按稅法規定單獨分類，按各類收入適用稅率分別課征，不進行個人收入的匯總。一般發達國家采用綜合所得稅，我國是少數采用分類所得稅的國家。現行的《個人的所得稅法》列舉了11項個人應稅所得，工資、薪金所得適用超額累進稅率，稅率為5%至45%；利息、股息、紅利所得適用比例稅率，稅率為20%。這種分類所得稅的征收模式顯然不利于工薪階層。

　　個人所得稅常常被稱為“劫富濟貧”的稅，這種說法已經不符合現代稅制的發展。發達國家的個人所得稅是主體稅，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大。這種稅制的設計深受福利國家理論的影響，稅收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高，為各項福利為主的財政支出奠定了基礎。在很大程度上，個人所得稅充當了個人儲蓄的功能。在統計上，發達國家將個人所得稅和社會保險稅統稱廣義個人所得稅。從納稅人成分上看，納稅人不再是少數富人，而是大眾。實際上，如果個人所得稅僅僅限于富人，很難起到調節貧富的作用，不過是寥勝于無的自慰。

　　據說，對富人的聲討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劉永好為了繳個人所得稅開始讓自己的公司給自己開工資。按照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稅法，工資的最高累進稅率是45%，而利潤的比例稅率為46.4%(企業所得稅加個人所得稅)，也就是說，劉永好給自己開工資反而就會少繳稅！

　　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

　　近來，一些學者和國際機構指出中國基尼系數偏高，接近或超過國際警戒線。基尼系數是標志一個國家貧富差距的系數，這個系數形成原因是多樣的。不少人將這個問題和富人納稅問題混淆在一起，正是“亂花漸欲迷人眼”。

　　首先就個人收入而言，改革前我國個人收入主要由工資的貨幣收入、單位福利收入和消費品中的價格補貼組成。改革后，隨著市場價格體系的建立，消費品中的價格補貼基本消除。而工資收入與福利收入繼續并行給個人所得稅中應稅所得的界定造成了困難：國有企業的福利收入大都有章可循，成為抵扣依據，而民營企業福利收入較少；單位福利收入轉化為按行政級別享受的待遇，拉開的待遇形成了貧富差距。而個人所得稅對于不同的企業、不同行政級別的人存在不同的起征點、不同的扣除項。

　　在政府收入對個人收入的影響上，政府的介入分稅收征收、行政收費、管制三種。我國是以流轉稅為主體，流轉稅是間接稅，即稅負可以由納稅人轉嫁出去，由他人負擔，而且我國的流轉稅是價內稅，導致公眾很少意識到自己在消費過程中的納稅，只以為交個人所得稅才是納稅。間接稅過高不利于稅負公平分配。因為我國流轉稅占稅收的80%以上，所以流轉稅稅負轉嫁引起的稅負不公遠大于個人所得稅上的問題。

　　一般發達國家90%以上的政府收入來源于稅收，我國是“費大于稅”、“費擠稅”，政府收入的一半以上是行政收費。行政收費往往根據一些事項的需要收費，并不考慮調節收入差距。行政收費對個人收入分配是累退的，個人收入越低，行政收費所占的比例就越高。我國稅收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5%，并不算高，但加上行政收費后，政府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達到25～30%，有的學者估計為40%，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16～20%的水平。

　　管制是不納入稅制的另一種稅收，這點很少被我們提及。管制對個人收入的影響在某些方面是超過稅收和行政收費的。如限制農民進城務工，限制城市外來人口的子女到附近的公立學校接受義務教育等，這些也在相當程度上加大了貧富差距。

　　第三個環節是政府支出的介入。政府支出對個人財富的影響主要靠轉移性支付和轉移方案。轉移性支付是指政府以轉移收入的形式直接增加個人的可支配收入，如養老金、生育補貼。轉移方案是指政府通過資助各種事業減少個人的支出，如義務教育、教育貸款、醫療保險。目前我國居民收入主要用于教育、住房、醫療、養老。原來這些居民支出得到國家財政和企業的大量資助，在改革過程中，這些方面越來越市場化，強化了財富分配的不公。

　　被媒體遺失的問題

　　2002年12月，劉曉慶稅案在年關之前終于有了說法。6月20日起被刑事拘留，其間似乎沒有聽到劉曾辯護或申訴的消息，12月20日有關部門宣布其偷逃稅1458萬元，準備拍賣其房產。一個中年婦女倒下了，不少人拍手稱快，卻忘了如果稅務局要像對待劉那樣動用龐大的國家機器審查，有幾個人能過關？要知道美國個人所得稅的偷漏稅面為40%，我國的偷漏稅面有多少？對我國稅制漏洞的認真分析還很少見，很多人仍然指望用“殺雞嚇猴”的方式讓漏洞百出的稅制不治而愈。

　　在2002年個人所得稅的喧囂當中，我們丟失了真正的問題：稅制改革、降低稅率、費改稅等等。遺留問題的好處是，關注問題的人們還有事可做。今年我們會做什么？這將是一個尷尬的預測，沒有誰希望一個不好的結局準確到來。我愿意相信國家的稅率越來越為廣大納稅人所控制，并快樂地預測今后中國稅收改革的兩大趨勢：

　　一是中國稅制的改革要和憲法修正結合起來。我國現行的憲法缺少政府的征稅范圍和征稅程序的條款，這樣的憲法是不完整的憲法。憲法的一個主要目的是約束政府，建立明確的公、私空間，否則，公民財產只會成為稅收的剩余。

　　二是在“費改稅”的前提下全面降低稅負。目前中國逃稅現象普遍，主要原因是行政收費和稅率過高，且財政支出傾向于經濟建設。雖然逃稅比較容易，因此人們還能忍受過高的名義稅率；但是，許多人陷入違法狀態不利于培養公民健全的心態。公民素質的培養在很多時候并非只是一項訴諸精神文明建設的活動。

　　本文章屬于南風窗2003年第一期系列專題文章之一，這一期的主題是“財富涌動”，從宏觀層面全面透視和解析中國的經濟和社會變遷。《南風窗》雜志社授權新浪財經在72小時內獨家使用，其他任何媒體轉載必須征得新浪財經同意。聯系電話：010-82628888-5151 郵件：finance@staff.s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