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利新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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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3年01月02日 15:47 南風窗 | ||
張檸(廣州) 先知“過時”了嗎? 一般人都會認為財富越多越好。中國民間有“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說法,從古至今,人們都在通過各種手段積攢財富:占有很多田產和奴隸,將金銀珠寶裝在瓦罐子里東埋 據說中國上古的堯、舜、禹時代,也就是《禮記·禮運》中所說的那個天下為公的“大同之世”,人們的財富觀念很淡泊,思想境界似乎很高。“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對于財富,如果不是擔心丟棄在地上而浪費資源,那么誰也不會把它搬到自己家里去。孔子感嘆那樣一個美好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他認為,夏禹、商湯、周文、周武時代是“小康之世”,大家都變得很自私,一門心思積累個人財富,沒有人關注公共問題和福利經濟學。因為那是一個“天下為家”的時代,天下、國家都變成了私有財富。為了防止“家天下”的財富格局遭到破壞,必須限制個人私欲的無限膨脹。于是,先賢們按照天道運行的原則,發明了一整套“禮”的規范,來維護已有的社會秩序。到了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就連“天下為家”的格局都沒有了,以德配天的“王道”沒有了,只有以“五霸”為代表的“霸道”,誰的力氣大誰就當權,有槍就是草頭王,說得贏就說,說不贏就打。孔子認為,那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 面對這樣一個糟糕的局面,孔子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教育。上梁不正下梁歪,首先要教育君王,讓他們懂得以德治國的道理,要老百姓節儉、不貪婪,自己首先要節儉、不貪婪;要老百姓守法,自己先要守法。社會出問題了,跟領導者很有關系,不要在老百姓身上找原因,所謂“《春秋》責備賢者”,就是這個意思。對于老百姓,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意思是在積累財富的時候,正直有德的人首先談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糊涂人則只是談怎么樣才能增加利潤,損人利己、破壞環境都在所不辭。 孔子從來也沒有反對財富。在他那些被稱為賢人的學生中,財政管理專家、國際貿易專家、政治家大有人在。只有顏淵,既不關注吃穿住,更不會積累財富,像個苦行僧。孔子對他偏愛有加,不僅因為他達到了仁的境界、對老師忠誠,更主要是他的身體太差,讓人憐憫。只有在談到塵世生活之外的更高理想時,孔子才會用顏淵做例子。顏淵生性木訥,體弱多病,35歲就病死了,不足為戒。即使極端主義者老子也沒有反對財富。他設想的“小國寡民”(有點羅伯特·諾齊克“最小國家”的意思)方案中,也十分強調財富問題:要有好吃的、穿著打扮要漂亮、每一個家庭都要有至少兩室一廳、最好還要有鄉村俱樂部(“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實際上沒有人反對財富。人們只是對財富的積累方式和分配方式提出質疑。為什么徭役賦稅越來越重?為什么勞動者貧困,不勞動者反而富裕?為什么“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為什么原創性勞動越來越貶值,虛擬經濟(或者信息經濟,主要是傳播小道消息)越來越吃香?人類還有沒有得救的希望?人類文明史上所謂“軸心時代”的一些宏大思想體系(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印度教和佛教,古希臘哲學,希伯來先知)中,都包含著對財富積累和分配方式的強烈質疑成分。在此后的文明進程中,一方面是人類積累財富的技能越來越高,另一方面是對文化先知所提出的質疑越來越不屑一顧。 惡德合乎公益? 西方經濟學界有一個令人吃驚的觀點:私人惡德就是公眾利益。這是18世紀的荷蘭人曼德維爾在《蜜蜂的寓言》一書中提出來的,也就是經濟思想史上著名的“曼德維爾悖論”。曼德維爾描寫了一個充滿惡行的蜜蜂王國的繁榮狀況。后來,邪惡的蜜蜂突然覺悟了,向天神要求讓他們變得善良、正直、誠實起來。“主神終于憤怒地發出誓言:/使那個抱怨的蜂巢全無欺詐/神實現了誓言……”。接著,在整個蜜蜂王國中,一磅貶值為一文,昔日繁忙的酒店渺無人跡,不再有人訂貨,舉國一片蕭條景象。 曼德維爾所說的惡行,主要是指傳統道德禁忌中人性的缺點:貪婪、奢侈、虛榮、自私。曼德維爾認為,如果禁止這些“惡行”,社會就不能進步,財富積累就會落空,整個社會就會陷入貧困狀態,美德也就成了一句空話。如果讓每一個人都充分地按照私利的原則去追求財富,才能總體上增加社會財富,才有繁榮。我們已經看到了亞當·斯密“自利最大化”理論的雛形,這有點接近古代楊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的思想。 亞當·斯密說:“個體生產者只想達到自己的目標,他這樣做時……由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去促進一種結果出現,而這個結果并不是他所追求的東西。”更一般的表述是:“總體收益的結果,有別于創造收益的個體意向。”西方經濟學界認為,這是對經濟思想最具智慧的貢獻。如果換成曼德維爾的表述,就是惡行產生了善的結果。資產階級十分納悶地想,我們只不過是想作惡、想滿足個人的私欲,沒想到一不小心產生了善良的結果,真是世事難料啊!香港某大亨經常在電視上發脾氣,說:“我不投資了,我不剝削了,行不行?”頓時,香港輿論一片嘩然,高聲呼吁,你投資吧!你剝削我們吧!連“菲傭”也上街了,高叫要維護自己選擇當仆人的自由權利。 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認為,德行、善等理想人格,會限制社會經濟的發展。仔細想想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如果大家都像顏淵那樣,“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還活得很快樂,那么,搞福利經濟的念頭就要落空;進而,仁者又如何能快樂起來呢?孔子晚年的生活,全靠那個既善于從政,又善于做生意的學生子貢支撐。所以,孔子把女兒嫁給那個懂鳥語、而且還有犯罪記錄的怪才公冶長;將侄女許配給人生態度健康的南宮適,而決不會將女兒和侄女嫁給他最喜歡的顏淵。孔子還說過,顏淵的確很有德行,但太窮。太窮的人無疑不適合當女婿,當一個道德楷模差不多。但是,孔子也決不會將女兒嫁給一個只知道做生意、毫無德行可言的“威尼斯商人”。 西方經濟學大概過分依賴那只“看不見的手”,太重視“自利最大化”,以至于忽略了對財富積累和分配方式中存在的問題的關注。1998年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說:“亞當斯密在他的任何著作中,都沒有對自利的追求賦予一般意義上的優勢。”他認為,西方當代經濟學曲解了亞當·斯密關于人類行為動機與市場之復雜關系的理論。亞當·斯密“對悲慘現實的關注、他所強調的同情心、倫理考慮在人類行為中的作用,尤其是行為規范的使用,被人們忽略了”。同情心、憐憫心、仁義、德行這些倫理范疇,被西方理論視為文學性的表達,不能進入科學研究的視野,從而在制度層面上沒有可行性。這只能說明西方理論的邏輯本身有問題,而不是說這些范疇不重要。在孔子那里,這些因素都是教育的基本內容。他試圖通過詩歌和音樂教育,使人的內心能保持一種美好的情感,從而沖淡人的欲望。實際上他的這一愿望并沒有實現。從唐代開始,文學藝術就淪為科舉考試的一部分,意識形態的宣傳工具。今天,它又成了賺錢、滿足欲望的一種高雅方式。甚至連教育本身也成了一種商業前期投資。所有的東西都變成了商品,變成了可以據為己有的“財富”。 “財”的問題,還是“道”的問題? 中國人積累財富的方式是十分獨特的,主要是借公共利益的名義實現個人私利。在傳統文官制度中,首先要通過學習仁義道德理論、通過科舉考試獲得官職,然后才有通過國家財政發放的“俸祿”。一般而言,取得任職資格的人,只有“俸”,而沒有“祿”。“俸”基本上只能滿足一般性的日常開支。“祿”的部分則要等到真正上任之后,從地方財政中搜刮。而且這是大頭。今天也是如此。那些地方小官,“俸”(工資單上所示)的部分,跟我們大家差不多,但“祿”(現在叫“灰色收入”)的部分卻十分離譜。否則,我們便無法理解一個小官僚怎么能過著奢華的生活。 公開以盈利為目的的商人,一般都遭到鄙視(等級依次為官農工學商),有時候還規定其子女不得參加科舉考試。換句話說,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秦漢以后),將通過私欲滿足而積累財富的路堵死了。于是,欲望的宣泄渠道轉向權力:當官,讀書也是為了當官。結果導致了一種“官本位”文化的畸形發育。像西門慶那種人,基本上是個文盲,也不想讀書做官,一門心思做生意。但他既不搞實業,也不搞貿易,主要財政來源是開妓院和賭場。他的生藥鋪(藥店)基本上是個幌子。同時,其生意得以維持的一個重要技巧,就是勾結官府(紅包搞定),也就是將權謀文化加進財富積累過程中。這都是財富積累和分配缺少制度支持的結果,這也是“利己”必然“利他”理論的中國版演繹。 除開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特例,中國人只有到了20世紀80年代,才敢于大張旗鼓地提倡積累財富,從而向世人展示了一個極度饑饉的餓漢形象。盡管從整體歷史進程上看,這是一個遲到的進步,但也伴隨著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權錢交易的黑幕、道德敗壞、貧富兩極分化的慘狀、自然資源和環境的毀滅性破壞。 即使擱置這些繞不開的問題,我們也依然困難重重。整整這一代人,正在為了迅速積累財富,而無心考慮財富之外(包括個人道德)的問題。他們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健康而拼命(臺港人稱“打拼”)。在一種極度不安全感的驅使下,他們像一臺瘋狂運轉的掙錢機器,還揚言35歲掙夠了就退休。財富的確與自由相關,但離幸福卻越來越遠了。這種一代人的困境,是我們正在師法的西方經濟和社會已經出現了的困境。有沒有一種可以繞開社會倫理學的經濟學?傳統倫理還有沒有意義?通過個人努力與自然社會交換的財富積累是不是沒有邊界? 沒有誰仇視財富,但與財富相關的問題,它的積累方式和分配(流動)方式,它與自由和幸福的關系,卻永遠是一個疑問。君子貪財,這沒有關系;取之無道,就出問題了。不是“財”出了問題,而是“道”出了問題。社會心理的整體失衡不是經濟學問題,而是一個與所有人都相關的人文主義的基本問題。 本文章屬于南風窗2003年第一期系列專題文章之一,這一期的主題是“財富涌動”,從宏觀層面全面透視和解析中國的經濟和社會變遷。《南風窗》雜志社授權新浪財經在72小時內獨家使用,其他任何媒體轉載必須征得新浪財經同意。聯系電話:010-82628888-5151 郵件:finance@staff.s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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