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德強(北京)

　　秦漢以來已是市場經濟社會

　　春節快到了，江南水鄉家家戶戶又該為春節忙碌了。醬雞、醬鴨、醬肉、魚干、年糕、粽子，僅這些大宗項目就足夠主婦們起早落夜了。在外面賺錢的男人會回家高高興興地張 羅著給孩子們添置新衣、新鞋，買鞭炮、花炮，還有買年畫、寫春聯。在我印象中，這種風俗似乎從遠古傳來，祖祖輩輩相沿相襲，像四季更替一樣不可更易。

　　有一副春聯也有著久遠的生命力：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不過見多了，就熟視無睹，覺得無非是討個口彩，圖個吉利，并不深究。直到有一天，見到史書說，西漢后期長安城里八大富人有賣豆豉的樊少翁，賣丹藥的長安丹兩位，擁資鉅萬(當為千萬級。首富“樊嘉五千萬，其余皆鉅萬矣”)；各省會中，有賣脂粉、賣豆漿、磨刀劍等等而發家致富，勢傾一縣一邑的，我才想到，這副對聯竟是當時這些富商的真實寫照。試想，賣豆豉而能成千萬富翁，這生意該做得多大！豆豉是大豆的發酵物，家家戶戶都能制作，且又不是生活必需品，競爭者眾多，替代品眾多，很難有厚利可圖。樊少翁要在這樣一個市場中脫穎而出，其豆豉必須口味極佳、選料上品、做工精良，長期忍受微薄利潤。為此，一個人或一個家族的人力顯然是不夠的。樊少翁恐怕要雇用數百名匠人和店員，每年采購、存貯數以十噸、百噸計的大豆，規范各加工點的工藝規程，設立一個遍布長安的加工和銷售網，才能積少成多，成為巨富。長安是首都，各郡縣太守、縣令到長安吃樊氏豆豉，就可能把口味帶到本地，這就可能使樊少翁把采購、存貯、運輸、制作、銷售豆豉的生意做到全國。這不是“生意興隆通四海”的圖景嗎？

　　如果說這僅是推測的話，同期還有一位叫張世安的富翁，卻留下了經營產業的文字記載：“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業。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于大將軍霍光。”(《漢書.張世安傳》)這700名家僮當有細密的分工，制作鐵、木、竹、藤各類器具，或者紡紗織布，在市場上出售，方能富勝當時最有權勢的大將軍霍光。

　　我看，中國秦漢以來已經是個市場經濟社會。秦始皇統一六國后，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統一貨幣，修筑遍布全國的馳道、直道和五尺道，修筑溝通長江和珠江水系的靈渠，廢除原來各國間存在的關稅，極大地方便了全國范圍內的商品流通和交換，使北起陰山、南至南海、西達青藏、東抵東海的廣大區域成為一個統一的大市場，完成了歐洲在2000多年后才勉強實現的經濟一體化。其次，自商鞅變法以來，各國土地就逐漸私有化。土地是當時最大宗的資產，土地私有化在糧食、被服、器具、房屋私有化之后。一旦土地私有化，則一切物品都已經明確了所有權的歸屬，為市場交換確立了產權基礎。第三，秦以法立國，漢以后儒法并重，商品交換的法律制度是明確的。

　　中國古代社會真是一潭死水嗎？

　　我們知道，分工、交換、產權私有和相應的法律制度，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要素。有了這些基本要素，市場就會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而這一經濟就可以稱作是市場經濟。誠然，當時政府權力對市場的干預很多，采取重農抑商政策。但是，即使是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學家也承認，任何市場經濟都離不開政府干預，只不過是干預的范圍、方式程度上有區別而已。歐美國家中，干預市場的程度較低，法國、德國、日本都對市場有著強有力的干預。即使在美國，政府對市場的干預也無所不在，不僅有宏觀調控，還有微觀調控，例如美國食品和藥品管理局，掌握著這兩大產業的眾多廠商的命運。

　　市場經濟有雙重特性。一方面，它能夠溝通有無，促進分工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促進社會經濟的繁榮；另一方面，它又會加速社會財富向商人集中，加速社會兩極分化。

　　由于第一重特性，中國秦漢以來的人口、經濟和技術長期遙遙領先于世界各國，晚至1840年前夕，中國仍然是世界第一經濟大國。清朝前期和中期，中國對外貿易長期順差，吸引世界各國的白銀流至中國。有一位德國學者貢德.弗蘭克寫了一本書叫《白銀資本》，書中引證豐富史料和各家研究成果，認為1500年至1800年期間，歐洲從美洲搶劫或采掘到的白銀有一半最終都流到了中國，歐洲各國只是做了過路財神。這么多白銀流進中國后，就進入“神秘的窖藏”，不再回流到世界各國。對外貿易的巨額順差極大地促進了清朝農業、工業、商業和金融的發展和繁榮，著名的晉商、徽商等十大商幫就是中國市場經濟繁榮的最好見證。如晉商大盛魁，自有資本額高達近千萬兩白銀，擁有員工六七千人，經營牛羊、糧食、茶葉、皮毛、瓷器、鐵器、絲綢、煙草、藥材等各種貨物，采辦、運輸、銷售、匯兌的分支機構遍布全國22個省，幾乎壟斷對俄國和對蒙古的貿易。大盛魁的營業額，如十倍于其資本額，則為1億兩白銀，相當于道光18年(1838年)財政收入的240%，其相對規模之大，至今中國仍無一家企業可與匹敵。

　　值得重視的是，清代前期的中國經濟不但在國際競爭力和經濟總量上無與倫比，在技術上也堪稱一流。中國的鋼鐵冶煉技術長期領先于歐洲1000多年。從北宋起，就開始用煤煉鐵，至清代時，已大量采用焦炭煉鐵。清朝時，山西的煤炭已經運銷北京，成為達官貴人和貧民百姓冬季御寒的必需品。中國古代的造船技術亦鶴立雞群，其中鐵釘和桐油是關鍵技術。鐵釘使船能造得巨大結實，桐油則可提高船的密封和防腐性能。而有著航海民族、藍色海洋文明美譽的西方，直到西羅馬帝國的后期，還只知皮條、不知鐵釘。在鐵釘中，山西潞州的鐵釘鋒利、堅韌、耐腐蝕，為南方沿海造船工業所喜愛。在農業技術上，無論是牛耕鐵犁，水利建設還是良種選育等方面，都是歐洲所不及的。正因為經濟和技術的發達，中國大地才能繁衍眾多的人口，至清中期時近四億，占世界人口的比例約在40%左右。

　　以往談到中國歷史時，常常只談宮廷政治；寫到中國經濟時，又冠以一頂封建經濟的大帽子。既封建，則停滯，于是中國歷史就成了一潭死水，其間只有明君賢相或者昏君妖妃的活動。如果注意經濟體制，則我們不可能不看到一個市場經濟體制的存在，也就不可能不看到千百萬農民、工人和商人的日常生活，不可能不看到技術的提高、生產的擴大，經濟的活躍和繁榮。

　　重商即害商的明訓

　　但是，這僅僅是歷史的一個方面。市場經濟的另一面也在充分表現，那便是財富集中，兩極分化。其中最突出的現象就是土地兼并，大量自耕農喪失土地，流入城市，成為城市失業人口。失業人口越多，工價越低；工價越低，工時越長，失業人口越多。農村越蕭條，城市越繁榮。如此惡性循環，便到了兩極分化的頂點。遍地干柴，一點即燃。于是王朝崩潰，赤地千里，富豪們或遠遷他鄉，或就地受戮。有的人認為，王朝崩潰只是權力腐敗的結果。其實，權力腐敗與商業繁榮從來就是緊密相聯的。富商可以“交通王侯，力過吏勢”，王侯亦可下海經商，以權換錢。

　　物極必反。市場力量發展到頂峰，必然將所有的權力都商品化，也就必然迎來自己的末日。有鑒歷代王朝覆滅的教訓，所以，每一新王朝開端，總是強調重農抑商，禁止政府官員下海經商，鼓勵士大夫廉潔奉公，修身養性，以阻緩權錢交易，抑制兩極分化。在這種政策導向下，商人對自己的行為也有所克制，童叟無欺，公平誠信，漸進地獲取財富，而鄙薄暴發戶。這樣，就形成了我們今天所謂的儒商傳統。儒商是商，但卻是有克制的商。正因為有自我克制，反而能夠持久。晉商、徽商以毫厘致富，家族企業竟可下傳長達500年之久，逐漸成為富甲天下的大企業家，這是一種奇跡啊！反觀今日世界，無論中外，能夠經營上百年的企業有幾家？小企業平均壽命3～5年，大企業平均壽命40年左右。究竟誰有資格談永續經營呢？

　　抑商才是重商，歷史的辨證法恐怕就是如此。在美國，上個世紀20年代是個重商主義時代，就是放任自由主義，卻以大蕭條告終，華爾街門可羅雀，美國制度的基礎動搖。此后接受教訓，推行凱恩斯主義，重視生產，允許工會權力壯大，抑制商人權力，結果工資上升，需求旺盛，利潤高漲，生產迅速增長，迎來了五六十年代的黃金時代。從70年代中后期起，美國又改行新自由主義，劫貧濟富，削弱工會，推行有利于大資本的政策，結果大企業裁員減薪，擴大生產，卻不料需求萎縮，供過于求，紛紛落入破產境地，而且政府債臺高筑，貿易赤字日益龐大，世界經濟因此落入新一輪蕭條。

　　其實，雖然有了計算機，有了移動電話，但人的自私和貪婪卻還一仍其舊。因此，在與人性相關的問題上，中國古人的智慧仍然值得當代人吸收借鑒。重商即縱商，即害商；抑商即愛商，即重商。這正如對待充滿活力的孩子，溺愛、縱容孩子其實是殺了孩子啊。

　　本文章屬于南風窗2003年第一期系列專題文章之一，這一期的主題是“財富涌動”，從宏觀層面全面透視和解析中國的經濟和社會變遷。《南風窗》雜志社授權新浪財經在72小時內獨家使用，其他任何媒體轉載必須征得新浪財經同意。聯系電話：010-82628888-5151 郵件：finance@staff.s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