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從誡：打一場永遠也打不贏的仗

　　并不能因為環保這場仗打不贏就不值得打，生活的意義就在于這個過程。就像人總是要死的，不能因為既然都要死就別活了

　　-本報記者鄧瑾北京報道

　　“幫我縫一下這個布口袋，漏了。”一位穿著厚厚的棉服、披著雪花的老大爺走進了中國第一個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簡陋的辦公室。

　　布口袋里裝著一雙筷子和一個勺子。

　　“今天中午我去餐館吃飯，服務員看見我這個布口袋，笑了笑。”梁從誡，這位年過七旬、感覺像從任何一個四合院里走出來的老人說。

　　“也是，誰會想到堂堂的政協常委吃飯還帶著筷子去呢？”同事調侃著。他們的桌上也都放著和梁先生類似的布口袋——自帶筷子是為了抵制餐館里常用的浪費森林資源的一次性筷子。

　　“幾年前你帶雙筷子去餐館，別人覺得你是怪物。現在服務員笑笑，這也算是一種進步。”梁對記者說。

　　自90年代初開始關注中國不斷惡化的環境問題，并于1994年3月經過一番注冊波折后終于以“中國文化書院綠色文化分院”——“自然之友”是該組織更廣為人知的別稱——為名成立了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環保非政府組織(NGO)以來，梁從誡就一直在為無告的大自然奔波：滇西北的原始森林和滇金絲猴、可可西里的藏羚羊、內蒙古的大草原等等。像他這樣一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不斷咳嗽的老人曾經是可可西里野牦牛隊那群出生入死的漢子們的精神靠山。現實的定位選擇

　　“我剛說了句，‘我們像是回家了’，這幫彪悍的康巴大小伙子竟然哇地哭成一片。”1999年5月，67歲高齡的梁先生和老伴方晶女士，以及幾個“自然之友”的會員登上了海拔4767米高的昆侖山口，燒毀野牦牛隊收繳的近400張藏羚羊皮。在青海的格爾木，梁先生第一次見到了“自然之友”一直在資金、設備和輿論方面給予大力支持的可可西里野牦牛隊的隊員。“看看這些在可可西里彈雨酷寒中眉都不皺一下的漢子們淚流滿面，有誰能不動情？”梁從誡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但僅僅兩個月后，這支著名的民間執法組織被宣布取締。梁從誡為這群他認為是“與人們所憎惡的公務員隊伍中那種十分普遍的怠惰、低效以致腐敗之風形成鮮明反差”的野牦牛隊專門組織了一次不同意撤消的簽名活動，并致書溫家寶，要求青海省暫緩實施合并計劃。移交之事一直拖到2000年底，中共玉樹州州委最終決定撤消這支野牦牛隊。發文時，離野牦牛隊榮獲中國環保獎最高獎金的福特汽車環保長城獎沒幾天。

　　“如果我們不參與的話，野牦牛隊不死不活地可能還在維持。”梁先生說，“因為我們一支持，由于官僚體制內部的一些矛盾，結果就解散了。”

　　自此，“自然之友”和在它的鼎立幫助下才獲得了國內外廣泛關注的藏羚羊棲息地之一的可可西里來往就很少了。

　　“在中國，主導的力量是政府。如果政府歡迎你作為一種社會的聲音對它給予監督、建議、甚至批評的話，事情就好辦一些。但如果政府不接受你監督批評，在法律上又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程序迫使政府必須得征求我們的意見。在國外有聽證制度，中國還只是個雛型。”梁先生說。

　　他還提到另外一個例子。有一次，美國的國家環保局局長來中國訪問，當他介紹代表團里的一個成員時說，他們這個組織正在起訴我們，但代表團組團的時候我還是邀請了他們。“當時我就覺得這種情況在中國基本不可能。”梁從誡說，“就算在法律上我們可以起訴國家環保局，國家環保局也不會邀請我們去參加他的什么代表團。就算我們不起訴他，而且這些年跟它配合得也還不錯，他還從來沒請過我們參加官方的代表團。所以中國的NGO的參與程度，和被承認程度，和西方根本不一樣。”

　　“自然之友”所面臨的這種環境其實也是中國所有草根NGO的共同境遇。

　　在中國這種現實的條件下，梁從誡也給“自然之友”確定了一個現實的使命：環境教育。到中小學和貧困地區去做環境教育，以及培訓各地的老師。“公眾，特別是下一代的環境覺悟，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未來中國的環境狀況。”梁說。倡導適度消費的生活方式

　　“中國的人口從來沒今天這么多過，經濟規模從來沒今天這么大過，人均資源從來沒今天這么少過，科學技術力量從來沒今天這么強過，人們發財致富的欲望也從來沒今天這么強過，這就造成了中國今天環境問題的特殊性。”梁從誡說。

　　而中國無論是國家政策，還是媒體宣傳，都是鼓勵消費。最近又再次重申，刺激消費是最后的也是最有把握的拉動內需的方法。

　　也就是說，世界性的環境問題在中國遭遇到了更尖銳的沖突。在中國，要找到并掌握發展經濟和保護環境的平衡點，很難。

　　“你要我坐在國家環保局局長的位置上，我還敢高談闊論？你把淮河治過來，你把滇池治過來——我可能也沒轍。”梁從誡說。

　　所以他有一天對來訪的有時以激進手段進行環保的綠色和平組織的人說，你要體諒中國有13億人口，每年新增加1000萬勞動力。要喂飽13億張嘴，不是靠游行示威喊口號就能解決問題的。

　　“我們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是生活在非常現實的國家，而且你做的事情要有助于整個社會解決這個問題，而不是表示我多么綠色多么環保多么激進，那是做秀。”梁從誡說，“青山綠水藍天不是喊口號能喊回來的。”

　　基于這種認識，“自然之友”提出的現實的解決辦法就是倡導公眾過一種適度消費的生活。

　　梁從誡作為名門之后(梁啟超的長孫，梁思成和林徽因的長子)，從小就是在父母那種“澹泊、從不追求物質享受”的生活環境中長大的。當然，他也如他的同齡人那樣在某“五七干校”勞動了9年。家庭的熏陶、個人的經歷，以及現在對保護環境的責任感都使他過著一種簡樸的生活。外出用餐帶筷子，名片是廢紙做的，一雙皮鞋穿了20年還不換，騎自行車(所以在出入政協等處常有被門衛攔住的現象)，他甚至自責家里總有一些因年紀大了、發胖了而穿不了的舊衣服，因為“每浪費一樣東西都意味著浪費了資源，浪費了能源。而資源消耗的過程中還產生污染，惡化環境”。

　　在資金來源只靠國際資助機構資助的“自然之友”的辦公室里，像打印機、文件柜、保險柜等許多辦公用品都是別人淘汰下來的，沙發是撿來的，椅子套是會員自己在家縫好帶來的。面對貧困和環保

　　當然，適度消費的生活觀念只適用于較富裕人群和較富裕地區。而中國的另一個現實問題是，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仍然還有不少只能靠消耗自然資源才能生存的人們。

　　幾年前，梁從誡來到寧夏考察。在干旱的沙漠地里，他看見一對姐弟手提破鐵桶，用小耙子四處挖發菜，曬干后，賣幾分幾毛錢。這便是維持一家生計的來源。挖發菜會造成水土破壞，但梁先生實在不忍心告訴他們。那個小男孩，除了眼眶和嘴的周圍是白的，整張臉就像一個黑殼子。在這嚴重缺水的貧因地區，他們長大至今大概還沒怎么洗過臉吧。

　　“每當面對這樣的情況，我總是說不出話來。我能說什么﹖我們這樣一個民間環保組織能為他們做什么﹖太無力了。對那些連最基本的生存都難以維系的人們談環保，我有一種犯罪感。”梁從誡說。

　　地區的發展問題是一個環保組織太鞭長莫及的使命。“責任在政府。”梁先生說，“政府要為當地的老百姓創造其他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而不那么直接地靠依賴于剝奪資源來維持生命。”

　　事實上，梁從誡一直在為貧困地區尋求一種不那么傷害環境的道路。

　　1995年，“自然之友”的成員之一奚志農向“自然之友”反映，滇西北的德欽縣為了解決財政上的困難，決定在白馬雪山自然保護區的南側，砍伐1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而林中還生活著200多只國家一級保護動物滇金絲猴。

　　“自然之友”發出“支持奚志農，保護滇西北原始林”的呼吁書并送達當時的姜春云副總理。北京媒體廣泛報道了這一消息，有關領導對呼吁都作了肯定批示。

　　后來，國家計委根據全國政協的一項提案，決定“九五”計劃期間每年給德欽縣財政撥款300萬元。同時，云南省也每年撥款800萬元。

　　1998年，當克林頓訪華的時候，梁從誡先生送給總統的禮物就是奚志農所攝的一對滇金絲猴母子像。當得知滇金絲猴是除人類之外惟一一種紅唇動物時，克林頓笑稱：“哦，那它是我的表親。”

　　摸著石頭過河

　　從一個愿意投身中國環保事業的知識分子到領導著一個在全國有1500名成員的環保NGO，對梁從誡來說，這不能不是一種角色上的轉變。

　　“成立的時候我們對一個NGO應該怎么運作，會遇到什么樣的問題，確實沒有準備。”梁從誡說。“自然之友”成立之前中國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NGO，而國外的經驗又不適用，所以一切都只能是摸著石頭過河。

　　“自然之友”作為非贏利性組織，幾乎所有的運作資金都來自國外團體的資助，所以財務的透明和規范化也就成了該組織生死攸關的問題。“如果‘自然之友’在財務上也有見不得陽光的事，我們在道義上將成為社會的罪人。”梁從誡說。

　　為了確認收支賬目清楚，“自然之友”的財務主管張繼蓮曾多次提出要請正式的審計事務所對“自然之友”的賬目進行自律性審計，并將結果向會員公布。但由于該組織的很多活動是在邊遠農村地區開展的，很多開銷在當地根本無法取得正式發票，甚至只能開白條。據了解，如果送給正規的審計所審計，這類憑證將被認定為違規，并將寫入正式的審計報告。

　　在這種情況下，梁從誡和其他幾位領導經過認真討論決定：自然之友的財務是清楚的，財務主管人員的工作是稱職的、可信賴的，可以不在外請審計。但今后在報銷手續等方面還要訂立一系列明確的、嚴格的規章制度，使“自然之友”即使在社會缺乏規范的情況下，也盡可能做到內部財務運作的規范化。

　　雖然在國內現有的一些NGO中，“自然之友”被公認為在運行和管理方面都算比較規范，但是擺在梁先生面前的還有幾個他認為必須妥善解決、否則將成為“進一步發展的嚴重障礙”的問題。

　　1.“自然之友”理事會(包括常務理事會)的職能和作用如何定位？如何具體實現？理事會是榮譽型的，還是辦事型的？作用具體應怎樣發揮？事情管到什么層次？

　　2.是否應簡化入會辦法，使“自然之友”成為更大規模、更群眾化的組織？這樣做會不會有外部和內部的風險？

　　3.項目的創意、產生、相對獨立運作和“自然之友”對它們應有的管理、支持和即時幫助問題。

　　4.辦公室的功能和作用？與項目的關系？

　　5.探索一種適合“自然之友”這樣的民間團體的民主、合理、可操作的方式來產生新一屆的領導者。

　　鑒于中國的NGO缺乏法定的程序影響政府的某些決策，所以梁從誡本人“全國政協常委”的頭銜就為“自然之友”所關注的很多問題找到了一條上通的通道。“確實，很多問題我都是通過政協反映上去的。”但他也表示擔憂，如果政協的下一任選舉他不是常委了怎么辦？或者“自然之友”的下一任領導人不是政協常委怎么辦？“我們不能依賴于這一條通道。”梁說。

　　對從事了近10年環保事業的梁從誡來說，最欣慰的莫過于公眾以及政府環境覺悟的大大提高，而且現在也出臺了不少環境保護的法律，“至少有法可依，可以說一說。”

　　“在這種情況下，想保護環境多少有點希望。”梁說。

　　廖曉義：生存在民間的“地球村”

　　如果沒有12年前那本介紹環保的書籍《江河碧水萬古流》，如今的廖曉義可能是留美的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名研究員，那是她曾經夢寐以求的國家社會科學研究的最高機構。但如今的她是非政府組織(NGO)——北京地球村的創辦人和負責人，“蘇菲獎”的獲得者。由她負責拍攝的環保電視片在中央電視臺定期播出，而她發表的有關環境保護的論文和文章更是不計其數，北京地球村也成為了中國較有影響的民間環保組織之一。廖曉義希望她所做的一切能夠像當初影響她那樣影響更多的人，而如果更多的人擁有和她一樣的夢想，那么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就會更健康，更生機勃勃。

　　王名：為NGO正名

　　已逾不惑之年的王名是清華大學NGO研究所所長，這是中國第一家從事NGO研究的專門機構。雖然NGO在國外已成為獨立于政府和企業之外的重要的第三方社會力量，但是在中國這一力量似乎仍顯得單薄而無力，許多NGO的發展也受到了這樣那樣的制約和局限。致力于NGO的知識普及、理論探索、政策建議和教育培訓的王名希望他和同事們的努力能夠切實地推動中國NGO的理論建設、學科建設和實踐活動，為現代中國塑造更加合理和健康的社會模式。

　　肖培琳：關注弱勢群體

　　當強勢群體占據了越來越多的社會資源乃至話語權的時候，弱勢群體似乎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但51歲的肖培琳卻從來沒有停止過對這些弱勢群體的關注。由她出資創辦的民間組織——北京豐臺區利智職業技能培訓服務中心是中國首家民辦公助的培智學校，專門針對弱智兒童進行學前教育和職前教育，許多被社會所歧視的孩子在這里找回了自我，重新尋求到生命的價值。雖然闖蕩大半輩子、做過許多職業的她只是想為社會做點什么，但她所做的一切給予了殘疾人這樣的弱勢群體以切實的幫助，而這也實實在在地推動和標志著社會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