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能與朋友一起工作，因為我不諳世故，也需要別人對我懷以善意

　　-本報記者覃里雯北京報道

　　1999年12月，胡舒立飛往香港采訪李澤楷，要做一個《財經》雜志封面故事。對方突然有事離開，采訪未能如愿。胡舒立只有飛回北京。此時，她得知信息產業部部長吳基傳次 日要飛往南寧開會。那是中美入世談判剛剛結束后不久，中國電信業的開放部署正屬焦點新聞。她立即買了次日同一班飛機的頭等艙票，在貴賓候機室里等到了吳基傳。采訪在南寧順利完成。幾天后，一篇題為《專訪吳基傳：破解電信變局》的《財經》封面故事送上了印刷機。這篇報道后來被新華社和全球各大通訊社摘發。

　　胡舒立是什么樣的人？《財經》做的是什么報道？就像電影《公民凱恩》中的調查人員一樣，我提出問題，并得到了千奇百怪的回答——關于胡舒立：她是大眾的揭黑英雄，她主要關注小眾讀者群；她做過《遠東經濟評論》的駐上海編輯，她沒有為任何外刊工作過；她將西方媒體的影響帶入中國，她本質上遵循中國主流報紙傳統；她為人強硬，她很有彈性。關于《財經》：它迎合讀者的策略非常成功，它并不關心讀者趣味而主要考慮給讀者什么；它做的是政經報道，它只做專業財經報道，反感泛政治化；它內部有杰出的管理體制，它內部管理乏善可陳；它前途不可限量，它亦不過如此。

　　但是真正激動人心的不是這些問題，而是關乎更廣闊的領域。人們想問：上世紀80至90年代，中國新聞業及其從業人員發生了什么變化？新聞業的社會影響力及其受眾發生了什么變化？誰在推動這些變化或受其影響？誰在變化中被淘汰或勝出？這些問題也得到了各種回答。數字也許可以說明一些問題，但遠遠不是全部。開始：《工人日報》

　　胡舒立作為新聞人的故事可始于1982年夏季。此前3年，政府在全國范圍內恢復了媒體的廣告業務。此前一年，《工人日報》發行量為180萬份，《人民日報》發行量為500萬份，剛剛復刊一年的《北京青年報》6萬份。此時，首都各報除《中國青年報》、《中國少年報》和《北京晚報》外，所有報紙都是虧損的。

　　1982年，剛剛從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的胡舒立被分配到《工人日報》工作。一年后，中央大報在發行上達到巔峰時期，《工人日報》發行量躍至220萬份，其權威地位和影響力一樣不容置疑。但是據說當時胡舒立并不感到幸運：首先，她本來希望在北大讀中文，卻被分到了培養“一無所長”的學生的人大新聞系，結果“只能干新聞”；其次，80年代初剛剛告別了一個媒體的特定時代，類似電影《苦惱人的笑》的故事正影響著知識界的青年擇業者，胡舒立對別人稱自己是“天生記者”頗不以為然，自謂“我所追求的深刻是膚淺的新聞無法給予的”。在她說這句話的時候，《深圳特區報》正在創刊，發行量80萬份的《新民晚報》的趙超構提出“我們的報紙決不是專辦給領導同志看的”。

　　一位作家給胡舒立帶來了她事業中的第一個重要轉折。在記者認為干新聞并無前途、將未來寄托于當作家或是當領導干部的那個年代，這位已經成名的作家更愿意當記者寫報道。“還有什么能比與10億人交流更好呢？如此，報紙就是最好的陣地。”這種超越個人名利的追求使胡舒立深為觸動，她開始重思這份工作的意義。這種認識的轉變與當時思想意識領域的邊界變化并非巧合，后者推動了80年代中后期《經濟日報》和《北京青年報》等報紙在內容和形式上的飛速變革。在《人民日報》等中央大報仍然是中國改革的信號燈之時，中小媒體漸漸擺脫了灰頭土臉的過去，將改革開放充滿生機的氣息傳播到中國的各個角落。

　　胡舒立加入《工人日報》以后被分配到時事政治部，分管黨風黨紀，于是有機會采寫批評報道。1983年以后，她先因一組關于華北油田的揭露性報道初露頭角，后來又因采寫四川一位工人發明家受迫害的批評性報道引得好評。其后，于1985年被派往廈門特區，負責籌建《工人日報》除深圳外的第二個特區記者站。這種早期經歷似乎可以表明，胡舒立的報道風格和個性都不是后來接受美國教育的結果。愛惜才俊的《工人日報》領導對胡舒立信任有加，專門送她去駕校學習駕駛，又為她在廈門配備了一輛皇冠車。那是個中國駐外記者剛剛開始努力擺脫外出采訪“三駕馬車”(記者、司機、翻譯)的時代，《工人日報》同意胡舒立在廈門任職期間在廈門大學進修英語口語，有意識地為報社將來向外發展儲備人才。

　　也是在1985年，默多克首次訪華，與廣播電影電視部達成合作意向，為中國人帶來了每周日晚二十世紀福克斯電影公司生產的故事片。次年，《中國日報》歐洲版在倫敦付印，開始了中西報界合作辦報的最早嘗試。

　　1987年，國家正式成立新聞出版署，中央大報開始受到地方報紙的真正挑戰，發行上百萬的地方報紙已不稀罕。《工人日報》的發行量大幅下降，一年后降到169萬。這時，胡舒立受到了美國明尼蘇達州一家民間機構世界新聞研究所(World Press Institute)的邀請，赴美國進行了近半年的旅行采訪。這段經歷促使她在1991年出版了《美國報業見聞》，而那本只印了5000冊的書成了1992年新一波報刊變革出現時許多新聞人寶貴的教科書。有人認為她在“把握西方價值系統上超過了當時的同輩人”。不過，胡舒立不認為她的這段經歷，以及7年后在美國斯坦福大學為期一年的求學經歷，是自己人生中“革命性轉折點”。她堅稱自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更多的還是通過美國的教育和經歷擴大視野、學習知識和加深對許多現代新聞理念的了解和理解。她特別強調，“秉筆直書、實事求是本來是中國文人的傳統。我不屬于那種特別‘西化’的人，美國人都覺得我非常‘中國化’(very Chinese)。”

　　在《工人日報》的十年并不平淡。胡舒立1988年從美國回來以后即從廈門回到北京，負責組建報社國際部并擔任了負責人。據說當時《工人日報》曾有過具體設想，在條件成熟時讓她去當報社派出的駐外記者，駐東歐，因為當時東歐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的工會報刊有意與中國交換建站——后來的現實當然沒有朝此方向演進，很快有了1989年之夏，有了東歐事變。原來的計劃必然地變了樣。轉型：《中華工商時報》

　　1992年，鄧小平在深圳說出了那句20世紀最著名的話，世界為之震動。報界出現了新生事物，《中華工商時報》、《中國經營報》等人事相對獨立、自負盈虧的報紙相繼誕生。大批體制內的優秀記者舍棄皇糧，進入更廣闊的天地。這股浪潮也將39歲的胡舒立沖離了原來的軌道。她轉入當時頗有生機的報紙《中華工商時報》，擔任海外部主任，從此進入經濟報道行列。對于這次“轉型”的原因，外界眾說紛紜，有人理解為政治情結消解后的“半直覺、半理性的選擇”，有人認為是追求個人發展，胡舒立不愿分析自己的心理，她的解釋是：“我過去是做國內新聞的，然后改做國際經濟。搞國際的人多半不愿意改行，但因為我是國內新聞出身，后來還是回到了國內新聞領域，做國內經濟了。這樣離中國讀者近一些。”

　　這些話輕描淡寫地略過了胡舒立那些為人津津樂道的故事：1994年在《改革》上發表的“中策現象”背后的40盤采訪磁帶；冷餐會上惟一不吃飯而忙著提問的記者；初訪吳敬璉時對經濟學一竅不通造成的尷尬，和后來由認真勤奮獲得的友誼及信任。

　　非常年代成長的胡舒立具有罕見的果敢和堅韌，對步入中年的記者來說，這種果敢和堅韌不僅體現為吃苦耐勞，更體現為對“面子”和平穩生活之類的詞匯缺乏概念。她對回顧坎坷歷程興趣不大，固執地拒絕出現在臺前，你不可能找到另一個像她一樣的“亞洲之星”，其個人訪談和公開照片如此稀少。

　　胡舒立在《中華工商時報》起初的日子很艱苦，但是也令人羨慕。《中華工商時報》建立者和主持人丁望當時已屆耳順之年，但他的報紙卻充滿了令人驚奇的想象力與活力。備受尊敬的丁望先生在談到胡舒立時欣慰非常，在頗有新聞學院之風的《中華工商時報》，胡舒立是他最得意的門生之一。胡舒立加入之初，他曾帶著她出席了一些會議，將她引入后來使她受益匪淺的學者圈。丁望最希望人們看到胡舒立的“人文精神”，也就是老輩報人崇尚的“報魂”。深受疾病和時下都市報折磨的老人這樣為胡舒立下評語：富于社會責任感，發揮媒體輿論功能，“不做表面文章”。

　　在談到丁望時，胡舒立肅然起敬：“他對我影響很大，給了我很多機會、幫助和支持。他給我的最大影響就是對學者多接近，吸取營養……我跟他的不同？我遠不如他……整體來說，90年代中期的《中華工商時報》取得的成績，中國報界至今沒有超越。”

　　胡舒立在《中華工商時報》曾采訪過1993年在新加坡舉行的“汪辜會談”，曾在江澤民首次赴美參加西雅圖峰會之前采訪了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曾于1994年世貿組織成立前夕采訪過其前身關貿總協定(GATT)總干事薩瑟蘭。她1994年拿到斯坦福大學新聞系奈特獎學金出國之前，出了一本文集《改革沒有浪漫曲》，全書25萬字全部是1992年到1994年的作品。1995年回國后，她在《中華工商時報》開辟“金融家采訪記”專欄，專訪國內外的一流金融家，每篇文章都有近萬字。1998年創辦《財經》雜志之時，她已經是國內當之無愧的一流財經記者。創業：《財經》

　　這時，她的故事中另一條隱藏的脈絡露出水面。1988年底，在幾位留美回國人士的積極發動下，一個名為“中國證券市場設計研究中心”的準政府機構成立，簡稱“聯辦”。這家曾經催生了中國證券市場的機構，又孕育了中國現在很受矚目的四家財經媒體《財經》、《證券市場》周刊、《財經時報》與“和訊網”。聯辦負責人王波明當年在美國留學時，曾在一家中文報紙勤工儉學，由此落下了媒體情結。1998年初，緣于與王波明晤談而“一拍即合”，胡舒立加盟聯辦，創辦了《財經》，并使這本最初不過是月刊的雜志變成了中國財經刊物中的“No. 1”——這個頭銜是另一位財經類刊物的主編賦予的，他自己在主辦中國惟一一份發行量超過100萬份的財經類期刊。

　　《財經》從創辦之初就顯出不同尋常，以至在1998年底，《亞洲華爾街日報》在引用該刊時已經稱其為“中國領先的金融出版物”。而在2000年10月該刊發表了《基金黑幕》之后，它終于成為備受矚目的主流刊物。2001年，《莊家呂梁》、《銀廣夏陷阱》、《誰在操縱億安科技﹖》等一個接一個的重磅炸彈，使《財經》獲得了“muckraker(扒糞者)”的公眾印象。2000年到2001年《財經》的發行量也獲得了雙倍的增長。當2001年7月美國《商務周刊》將胡舒立評為50位“亞洲之星”之一時，他們對胡舒立的評語是證券界“中國最危險的女人”。

　　胡舒立很喜歡強調《財經》絕非追求聳人聽聞的雜志，甚至并不把揭黑幕作為最主要的任務，而“更關注改革全局與制度變遷，關注經濟生活的復雜性”。不過在一些人看來，正是揭露性報道使《財經》形成了很大影響力。無論是否有意為之，《財經》目前被公認的強項，正是敏感而到位的經濟政策分析＋揭黑幕報道。從2000年1月5日到2002年12月7日，它的51個封面故事中至少有12個是“揭黑”型報道，至少有18個聚焦于中國宏觀經濟政策變革；除了8個左右關于新經濟、國際事件或人物的報道，其余的是金融業的事件性報道——當然會輔之以深入的政策分析。

　　在這些報道中，《財經》的特點是堅決避免傳言、堅持第一手材料、堅持多角度透視——這使其樹立了不容置疑的信譽，更可貴的是，憑借這種努力，《財經》正在改變新興媒體自甘邊緣的心態。《財經》保持了平和的分寸感，并具有絕大多數媒體不曾努力爭取的尊嚴：參與探討國家政策時的積極態度。

　　當然，通過媒體參與中國改革進程并不僅僅是胡舒立的夢，她也不是最優秀的(這一點被她一再強調)，但是她是優秀的。她不是一個優秀的管理者，因為她習慣于事必躬親，“我最擅長的還是帶著一批記者寫稿子”；她未必有人們想象的那種經營才干，事實上《財經》實行編輯與經營嚴格分家，她主管的編輯部只負責按真正的新聞原則創造品牌，廣告發行由聯辦的經營團隊承擔。她的優秀源于對自己的清晰認知，“我除了新聞什么也干不了”；她不具備薩滿巫師式的領導魅力，她嚴于律己也嚴于律人。“我只能與朋友一起工作，因為我不諳世故，也需要別人對我懷以善意。”但這并不意味著她固執己見，她在日常生活中常有的率性而為并沒有進入她的文章，更不必說她的采訪和工作會議。她的得力助手王爍說：“她總是通過不同的問題來調整自己。”

　　或許胸中自有丘壑，但胡舒立不愿多談《財經》的未來規劃。目前，她更傾向于關注蓬勃興起的財經媒體群體，認為其健康成長關乎“中國能否走向好的市場經濟”。確實，《財經》是中國改革一面極為清晰可靠的鏡子，而不是藍圖設計軟件。而隨著中國變革的加速，時代在呼喚更多的聲音，呼喚更豐富的畫面。今日固然激動人心，明日更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