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給予我們的教訓之一即是，其實我們幾乎無法給予某個具體的年份以簡單而確切的定義，盡管我們不得不嘗試這樣做。首先，這個世界由復雜的層面組成，它們各自遵循著不同的運行規則；其次，那些曾經言之鑿鑿、振奮人心的判斷有些很快被證明是錯誤的，但這種“錯誤”又很可能在多年之后再次煥發生機。

　　本報主筆許知遠／文

　　一種負責任的現代化

　　以“年終特刊”再一次面對讀者，一年即逝。

　　作為媒體，我們總感覺有責任為讀者梳理過去的一年，其實我們也知道，這種“梳理”往往是倉促的。在去年的“年終特刊”上，我們將2002年稱之為中國的“國際化元年”。還好，我們的希冀正在成為現實。

　　去年的這個時候我們說，盡管還有困難，還有各種舊體制束縛導致的市場有效性的不足，但是沒有人會懷疑，市場經濟制度將在中國取得最終的成功。而透過2002年的現實我們發現，舊體制向新制度的轉型有加速進展的跡象。因此我們說，2003年的中國將是經濟社會轉型加快的一年，推進轉型的各種力量增大的一年，在轉型中人物的命運更加跌宕起伏的一年。

　　我們今天以自己的視角，報道了身處轉型中的200余位中國人在2002年的故事。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推動者和參與者，但也有人在轉型中迷失或犧牲；有人在轉型中成長、發展，也有人在轉型中止步、彷徨。

　　我們發現，和生活十分相似，其實轉型也不像黑與白那樣簡單分明。一些策略會起作用，另一些不會；一些政策能成功，另一些卻失敗；一些人走下去，另一些被甩出來。轉型是將持續整整一代人的現實、制度、文化和政治層面的漸進改革的歷程。

　　我們還發現，轉型并不意味著社會會讓市場的力量獨自主宰其命運。只有當市場不斷成熟、接近沒有缺陷并有效地為政策所控制時，市場才能完全自由。或者換句話說，市場最終無法完全自由——事實上根本就沒有完全的自由。

　　我們還預感到，2003年中國的產權改革將加快。在產權改革這一領域中一直有兩種聲音，一種是比較強調效率，比如建議將資產出售給戰略投資者或有能力的現實企業經營者，認為這樣的方式看上去雖不盡公平，但對長期增長有好處。另外一種則認為公平最重要，他們建議將資產平均量化到每一個合格的公民頭上，然后在市場的游戲中再實現資源的有效分配。

　　前者現實，后者浪漫。

　　其實就算是強調效率者，也分為兩種情形，一種是建設性的不平等，一種是破壞性的不平等。前者指增加社會整體財富或為社會提供正確的激勵，有利于長遠利益。比如MBO管理層收購顯然不是一種平均主義的產權改革形式，但它有助于提高社會整體效率。而后者，是通過與官員的特殊關系或行賄獲取經濟利益，或是官員將權力拿去直接交易——這樣不僅不平等，還不增加社會財富。

　　說到公平，我們不得不再次提起阿瑟·奧肯的《平等與效率》。奧肯認為平等其實可以從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兩個角度去考察。中國首先要解決的是機會平等問題，靠什么？靠市場經濟，靠減少行政審批，包括防止在制度設計時就把意欲尋租的潛規則設計進去。至于結果不平等，市場競爭也會造成，這需要政府的平衡，靠稅收、社會保障來調整。

　　其實公正也是這樣，起點和程序的公正顯然比結果更重要。

　　法蘭西科學院和政治科學與倫理科學院的兩院院士阿蘭·佩雷菲特說，宗教的奇跡在于對上帝的信仰，而經濟發展的各種奇跡在于對人的信任。

　　毫無疑問，佩雷菲特在他的《論經濟奇跡》中所說的“非物質的第三要素”決不是資本和勞動這兩種要素無足掛齒的附屬物。他還說，并不是因為我們對發展的原因一無所知才想起了“信任”這個名詞。信任——這是一種負責任的現代化所特有的名稱。

　　就人類而言，基于信任的“奇跡”不是上天賦予的，貧困也不是命中注定的。我們對此深信不疑。

　　2003，祝讀者好運。

　　靠不住的結論

　　在回顧2002年的世界時，你會發現美國與歐洲并未陷入最初設想的經濟衰退，反恐戰爭也并未引發嚴重的全球恐怖主義浪潮與可能緊接而來的悲慘的無政府主義狀態，但這種宏觀性評估很容易忽略阿根廷人面臨國家崩潰的痛楚及莫斯科與巴厘島人的真實恐懼。就像今天的我們很容易相信20世紀90年代的最后幾年是繁榮的凱歌高奏的時代，是新經濟的光輝旅程，卻遺忘了東南亞在危機之后的絕望。

　　而同時，我們也會發現歷史的發展將多么輕易地推翻我們昨天的信念。倫敦經濟學院教授約翰·格雷在2001年9月24日的“全球化已經終結”的宣稱，在一年后遭到了數不清的攻擊與嘲笑，但嘲笑者似乎都已忘記在“9·１1”之后雖然短暫卻濃霧籠罩的迷惘期內，我們又是如此堅定地認定，歷史已經發生劇烈轉折，一切皆已不可預料。但是誰又能保證，未來事態的發展，將不會再次證明格雷先生的正確性？比如，當我們在2050年回顧本世紀初期的歷史時，的確有可能得出2001年是通往大規模全球混亂的入口這樣的結論。

　　對于法國大革命，周恩來曾語出驚人：“現在對它做出評價，仍為時過早。”這句話契合了很多歷史學家的治學方式——選擇至少50年前的事件進行研究。對于過于迫近的問題進行判斷，常常是輕率與武斷的代名詞。這令威廉·夏伊勒在撰寫《第三帝國的興亡》時惶恐不安，他期待歷史能夠融入更直接的個人經驗，但更恐懼做出可笑的結論。

　　但對于媒體而言，比可笑結論更令人擔憂的是，我們不得不嘗試著做些結論，但我們又做不出結論。《華盛頓郵報》早夭的發行人菲利普·格雷厄姆曾說“新聞是歷史的初稿”，在該報兩位傳奇記者鮑勃·伍德沃德與卡爾·伯恩斯坦揭露出水門事件后，雄心勃勃的媒體人甚至開始相信，新聞除了是隨時面臨被拋進歷史垃圾桶命運的草稿外，它還可能改變歷史本身。而在過去的幾年中，安東尼·吉登斯一直致力于說服人們，大眾媒體已更深入地卷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它早已不再是簡單的、正在行進的歷史的記錄者，它的觀點與偏見都已無可匹敵地影響了我們的下一步判斷。從戴安娜之死到“9·１1”，我們目睹了媒體如何將單一性的事件制造成一股全球性的潮流，公眾的輿論與心理本身而非單純的行動與結果，成為歷史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

　　媒體的惶惑

　　但一個令人尷尬的事實是，盡管媒體所扮演的角色日益令人矚目，但其從業者的智識卻沒有同步提高。對于美國新聞界而言，1999年的記者肯定比1900年的記者受過更良好的教育，也閱讀過更多的書籍，但這改變不了這樣的殘酷現實——他們都會在泡沫破滅之前，信誓旦旦地寫道：“如今看來，我們的經濟已進入一個無限的繁榮期。”而1911年的諾曼·安吉爾與1999年的托馬斯·弗里德曼似乎是同代人，因為他們都曾宣稱：“全球貿易的不斷增長，國家間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將會迎來一個偉大的和平時代。”大眾媒體永遠是公眾情緒的庸俗的俘虜，不管它的讀者來自美洲、歐洲還是亞洲。盡管報紙并非肥皂與汽車，它蘊涵了更多的智力與情感成分，但它仍是一件期待被銷售與消費的商品，很少有人愿意閱讀那些離自己生活過于遙遠的東西，就像男人與那些比自己稍漂亮的姑娘相處會更自如些，媒體必須滿足這種平均取中的閱讀期待。

　　今天與100年前相比，惟一變化了的是，讀者群體的劃分更為細致。上世紀初，赫斯特宣稱，他的媒體符合所有社會中下層人士的閱讀傾向，他們渴望暴力與情色的刺激，喜歡直來直去的說話方式，更想目睹富人被推翻在地。如今，媒體不再能代表階層，它只能代表某一個規模小得多的群體并滿足細分后的品質需求，盡管它的發行量有了驚人的增長。媒體只能呈現世界的某一斷片，并不由自主地帶有更強的偏向性。對于華爾街的丑聞，《新聞周刊》在其中看到了美國政府角色的重新定義；《福布斯》歡呼資本主義再次完成了一次自我修復，成功地挺過了考驗；而《花花公子》則像《華爾街日報》揭露出舞弊的財務報表一樣，為男性讀者揭開了那些為安然、世通公司工作的動人女郎的制服……

　　好了，讓我們回到這篇文章的最初目的。作為讀者，當你在2002年12月30日拿到這份橙色新聞紙時，你會下意識地尋找我們對于2002年所做出的結論，你像我一樣期待我們的結論既新穎又具有說服力。我們所有的同行都致力于維系這種閱讀慣性，將過去一年中的新聞事件重新收集在一起再次批發出去。人們之所以這樣是想通過重新評判新聞的意義，來報復我們在面對種種突發事件時的被動與無措；更重要的是，通過這種閱讀，我們試圖將記憶截斷，我們幻想我們的生活在幾天后，進入一個新階段。坦率講，還有什么比幻想重新開始的生活更激動人心的呢？

　　連續與斷裂

　　在描述英國歷史的特性時，19世紀的歷史學家Edward A Freeman說，比起法國史與德國史，英國史具有更強的連續性，它缺乏那種扭轉全國情緒的突然性的革命事件，也使英國人更好地保持了傳統。

　　重溫過去一個世紀的中國歷史，它最顯著的特性之一即是強烈的斷裂感。即使在“告別革命”的1990年代，眼花繚亂并常常是猝不及防的社會變革，仍使我們強烈地感受到中國社會正在發生急速的、跳躍式的變革。但是，當我們看到《時代》雜志有關中國專刊的封面(在這幅政治波普風格的畫面中，意氣風發的工農兵變成了手持移動電話的商人)時，我們意識到對這種社會變遷，旁觀者與我們自己的理解一樣難以深入。表層的迅速流動常常與深層的相對靜止并行不悖，他們以極度矛盾的方式共同呈現出來。

　　歷史的另一條線索

　　在12月中旬的一次談話中，約翰·格雷告訴我，他不相信中國在1920年代進行的激進啟蒙會收到成效，激進地試圖完全復制西方模式只會遭到失敗。僅僅依靠書面材料的格雷當然很難理解，胡適、陳獨秀那一代人的努力如何鼓舞了一代代知識青年，他們的精神氣質與文化嘗試，80年后仍是我們重要的遺產。毛澤東對于現代化的渴望與努力，可能超出20世紀所有第三世界的領導人。在2002年底發表在《新政治家》的一篇文章中，約翰·格雷再次重申了他對現代化的質疑，他相信這種觀念起源于啟蒙運動，那場運動誕生了兩條線索，一條是對進步與理性的信仰，它相信人類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社會必然向前發展，人類能夠創造一種普遍性的文明；另一條則是對個人主義、自由、人權、寬容精神的堅持。在檢視20世紀落后地區追求現代化的案例時，約翰·格雷發現對現代化的追求，往往較難產生第二條線索。這些國家與地區的人們建設起高樓大廈，用汽車與飛機代步，享受著移動通信帶來的便捷，但這一切并不能阻止他們繼續保持褊狹的觀念。

　　并非“不可避免”

　　我承認，到目前為止，我像一個虛無主義者一樣試圖否定我的同行包括我自己的一切努力。在援引約翰·格雷時，我想到了他的朋友尼爾·福格森，這位牛津大學年輕而又才華橫溢的歷史學家在和我們告別時開玩笑地說，希望我們都能按時到家。他對此解釋道，盡管他這句話99.99%可能成為廢話，但是“安全到家”這一結果并非不可避免。在你忍耐了這么久之后，我終于試圖相對清晰地表達我對于2002年的看法：在觀念層面上，我們想當然地看待一切，認為所有事件的發生都不可避免，中國已融匯進了一個新潮流，一切結果都順理成章。

　　在2002年年終，我們試圖得出這樣的結論：2002年是中國的變革加速的一年，也是具有重要轉折意義的一年。在這篇文章后面，是我的同事們報道的具有這種轉型與變革氣質或參與其中的近200位人物，他們各自的性格與成就(或失敗)印證了2002年中國的轉型意義。是的，我們試圖為之服務的讀者，他們是中國的改革、尤其是融入全球化潮流的主要受益者，他們是市場經濟的信仰者，他們也希望我們在提供具體實用的信息之余，還能發揮某種“功能”，即一次次地通過不同的表達方式來印證他們頭腦中的觀念。

　　這些觀念包括，加入WTO這一行動將不可逆轉地促進中國變革，全球化將徹底改變中國商界的游戲規則；商業行為已成為中國社會最重要的推動力，而一旦健康的商業游戲規則建立起來，我們將出現一個穩固的社會中間群體，他們將推動中國的政治文明和民主進程；中國將取代東亞諸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中國將利用20到50年的時間完成現代化之路；我們在全世界范圍內創造了奇跡，并很可能如胡鞍鋼所說在2030年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國；新一代人在全球化與技術革命的光芒下成長，他們將必然地創造一個更多元的社會；漸進改革是成功的，我們拒絕激進變化……

　　經濟決定一切？

　　我們相信當經濟發展到某一步時，其他變革必定不可避免。在過去的20年中，中國人或多或少都同意經濟學家布萊德福特·德龍所言：“20世紀的歷史毫無疑問是經濟的歷史。重大事件與變革都發生在經濟領域，經濟變化是隱藏在生活其他領域的變革后面的推動力……經濟變化的腳步是如此巨大，乃至搖動了歷史其他部分的基礎。或許這是人類歷史的第一次，日常的消費與需求——制造、消費和分配方式的改變——成為整個世紀的歷史驅動性力量。”正如在回顧20年的改革史與憧憬中國的未來時，我們選擇了經濟數字作為惟一的參考資料，只要經濟保持增長，就可能遮蔽一切危險。

　　這種“經濟決定論”在最近的幾年轉變為對富人群體的盲目尊崇，漏洞百出的福布斯中國富人榜始終處于媒體關注的中心位置。而仰融、楊斌與劉曉慶的窘境、黃巧靈的被中傷，并未減弱新興企業家的形象。中國的企業家正成為社會進步的動力，只要給予他們更多的發展空間，他們便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帶來更多的社會財富，并將最終保持社會結構的穩定性。

　　被夸張的全球化力量

　　過去一年的經驗表明，2001年12月11日中國加入WTO這一事件在當時激起了關于種種光輝景象與可能的悲劇的想象，今天看起來并不完全如此。就像外經貿部副部長劉向東所說，對中國加入WTO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的擔心，絕大部分并沒有成為現實。這同樣回應了大多數人對于2002年的看法：它帶來的好處似乎也沒有想象的那樣大。

　　事實上，在回顧1978年至今的歷史中，你完全可以認定每一年都是關鍵性的一年，它們中的大多數都是改革加速的一年。即使僅從關稅一項來看，中國政府在1999年做出的努力，也同樣驚人。到目前為止，我們還缺乏充分的例證來證明WTO的種種規則是否能夠促使成員國完成徹底的變革，進入一個繁榮時代。

　　毫無疑問，加入WTO是中國新變革的催化劑，但我們也需要警惕的是對單一行為的后果的過度期待。單一的全球化潮流無法為一個國家提供足夠的提升力，在此刻，我們甚至需要懷疑是否擁有我們想象的不可阻擋的通向自由市場與富裕生活的全球化烏托邦。印第安納大學的阿蘭·魯格曼教授提醒我們，WTO其實從來就不是一支力量組織，它不過是由200多人組成的微弱的國際機構，貿易協商是通過各成員之間，而非該組織完成，當某些成員國試圖違背協議時，WTO無能為力。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魯格曼就一直表明，其實從未有過所謂的經濟全球化，全球90%的投資與貿易仍集中在三極之間(美國、歐洲與日本)。我們熱衷于談論中國是至關重要的市場，卻往往忽略這樣的事實，對于通用汽車公司這樣的跨國企業而言，中國的銷售額常常只占據其全球銷售額的百分之幾。

　　事實上，改革并非輕而易舉。不錯，全球貿易、跨國公司與私營企業都在共同改變中國經濟的運行結構，然而它們的作用可能并非如媒體與公眾夸張的那樣大。中國擁有500億美元的FDI，卻只有三成的外資企業在中國賺到了錢；我們對于民營企業的表現充滿熱望，但從《遠東經濟評論》今年首次評選出的中國大陸企業排行榜來看，國有大型企業仍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我們為柳傳志與張瑞敏進入全球杰出企業家行列歡呼，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他們領導的企業的規模僅僅是大型跨國企業的百分之幾，他們并不是中國企業的全部面貌；我們相信進入WTO能夠加強中國企業的競爭力，但過去一年的經驗表明，以合并國營企業來創建較大型公司為基礎的產業政策未能實現建立高效而富有競爭力的公司的目標。

　　重思中國奇跡

　　《經濟學人》總編輯比爾·埃默特對我這樣解釋在1980年代中期前往日本的原因：“我想去發現日本的不同之處，當時所有的人都在談論日本和它創造的奇跡。”但多年之后，埃默特卻說，“結果，我發現一切正常。”因為日本的經濟增長并未打破正常的經濟增長模式，廉價的勞動力，適當的經濟政策，良好的外部環境，追求財富的國民心態……日本創造奇跡的方式，在東南亞諸國也同樣創造了奇跡，在更早的英國、美國與荷蘭似乎皆是如此，用以解釋日本與亞洲諸國更高的增長率的原因，主要是技術的進步。

　　比爾·埃默特的經驗同樣有助于破除流行在整個90年代的有關中國奇跡的老套路。在出版于2002年5月的報告《關于中國與世界的五大神話》中，高盛(亞洲)董事總經理胡祖六寫道，“中國的經濟增長并非前所未有，以亞太地區的標準而言也不見得特別突出。”盡管過去的23年中，中國的GDP翻了7倍，按照購買力平價(PPP)標準，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貿易額則躍居世界第六位。但即使如此，中國大陸的經濟規模仍只有“失落十年”的日本的1／4，而日本的GDP只有美國與歐盟的一半，也小于亞洲七個國家和地區(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的GDP總值之和。在1970年至2000年間，中國貿易占世界貿易的比例由1%上升至4%，而GDP的比例從2%增至3.5%。但是，日本和亞洲七國，在30年的高增長期中，對應的貿易比例都由2%升至8%左右，而日本的GDP更是由2%升至10%，亞洲七國由1%升至4%左右。這份報告強調，中國經濟遠非人們慣常想象的那樣強大，它沒有成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甚至也并非亞洲的主宰力量，它更未吞噬亞洲各國的增長空間。“2020年的中國——依然不會成為世界超級大國。即使基于未來20年的樂觀假設，中國也只會成為亞洲地區的主要國家，但在經濟上的影響力仍不及發達國家。”這份報告判斷道。

　　漫長的現代化

　　我愿意承認，從歷史的長河看，2002年的中國仍處于中國漫長的現代化變革的過程之中，這場運動始于19世紀中葉，并在20世紀屢經磨難與挫折，在最近的20年收到了巨大的成就。在這段歷史中有一些關鍵的年份，比如1911年、1949年、1956年、1978年甚至1992年，2002年其實可以說是過去24年一直在延續的1978年的精神的繼續。

　　但正如約翰·格雷談到的，像所有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也面臨著不平衡。從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到今天田溯寧號召的寬帶救國，我們用各種方式、做出不同的犧牲以追隨現代化的一條線索，即物質上的成功，卻在政治文明、自由民主、道德責任這條線索上始終缺乏重大的突破。

　　我們在2002年對富人與企業家的熱情，在相當程度上仍類似于我們在1960年代對解放軍、或是1980年代對大學生的熱情。我們對WTO、跨國公司與技術革命甚至鄉村直選的信仰，也與1920年代的鐵路救國、教育救國與農村救國不無相似。他們不僅是公眾的集體性行為，也同時是知識分子下意識的觀念。

　　疏離與超越

　　在這個信息焦慮的年代，我們相信一張好的報紙，除了忠實地記錄時代，它更應致力于挑戰你頭腦中的一些固有觀念，提供更廣泛的探討平臺，以證明一切問題與結論都具有強烈的開放性。這正是我們在2002年年底試圖呈現的姿態，它拒絕孤立與靜止地看待問題，也不滿足已有的結論。我們希望讀者與我們共同思考，并敢于質疑自己的思維慣性。在重新梳理2002年龐雜的新聞脈絡時，王小波逝世5周年的紀念也同樣激起了人們的廣泛好奇。5年后，大多數人終于可以平靜地說，王小波不是什么特別杰出的作家，他的小說與散文也不都是上乘之作，但是沒人懷疑他在中國社會中表現出來的姿態意義，盡管他只是呈現出一個健康人(同樣是知識分子)應有的一面，誠實、拒絕褊狹、對多元生態的堅持、自我懷疑與嘲諷。

　　“今日的農村正在破產”，這是《大公報》在1935年的一篇社論的標題。這仿佛是李昌平在2001年試圖說的話。在福特基金會贊助下的種種民主試驗與農村改革，與193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會所支持的“鄉村試驗”沒有本質的不同。中國私營企業家的崛起，與1937年以前民族資產階級的繁榮也有某些類似之處……當然，如果做出太多這樣的類比，自然就會滑進消極主義的漩渦。我相信即使龍應臺為梁啟超感慨時，也要承認即使一百年后我們仍面臨著相似的問題，但這種相似更多的緣于螺旋式上升。

　　我想再次借用周恩來的語句：對2002年做出評價，或許仍然為時過早。我不斷強調的一點是，沒有那種“不言自明的結論”、沒有“想當然的結果”、沒有“必然如此”的推斷，歷史也不可能僅僅由某一種動力(比如經濟)推動，而認定你要達到這個目標，就必須付出這樣的代價的觀點也是荒謬的……盡管我們也不由自主地投入到“年終特刊”的熱潮中。我們相信對于中國(其實對于任何國家都一樣)而言，我們必須學會用更具連續性與全面的眼光來考察它，否則我們很容易在“中國崩潰論”與“中國的世紀”這兩種同樣不負責任的結論中搖擺不定。

　　我們希望在力圖表明自己對事物清晰簡潔的看法的同時，同樣要敢于呈現自己的彷徨與無知和對未知事物的艱難探索過程。我們也同樣希望我們的讀者不要過分局限于現實生活的瑣碎與雜亂，能夠在某一時刻跳躍出令人壓迫與窒息的日常生活，意識到自己思維的局限性，而恰到好處的疏離與超越將使我們的生活更有意味。

　　學會與矛盾相處

　　據說是卡爾·馬克思發明了“歷史的垃圾桶(Dustbin of History)”這個詞匯�熕�用來收納種種曾經盛行一時的東西。好了，我們現在要傾泄掉，以便開始嶄新的旅程。其實，只有在偶然的時刻，我們的生活才可能嶄新地開始，因為生活總是具有連續性。在某一時刻我們可能充滿理性，對自己的過去與未來清晰無比，很可能在另一時刻，就遺忘掉所有的承諾與誓言，不可理喻。所以，我們認為將人簡化成“經濟動物”、“政治動物”或是“非理性動物”都是片面的，他們總是自相矛盾，自我否定，這確保了人類社會總是通向一個我們無法預料(可能是災難，更可能蘊涵無窮興奮)的結果。所以，在講述了中國與我們自己的種種矛盾之處后，對于2003年的最大期望在于我們能夠學會與自己的矛盾相處。盡管我們對于這種可能性抱有懷疑，但此刻仍會樂觀而理性地說，歡迎進入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