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蕭楊

　　北京報道

　　拉美金融動蕩一年

　　《21世紀》：阿根廷在1990年代曾因其經濟快速增長，被稱為“阿根廷奇跡”，為什么轉眼就發生了金融危機？

　　江時學：在經濟層面上，僵硬的匯率制度、龐大的財政赤字、沉重的債務負擔三者結合在一起，構成了阿根廷危機的根源。除經濟危機以外，阿根廷還陷入了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這些危機相互影響，互為因果。經濟危機使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雪上加霜”，而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則使經濟危機變得更為嚴重。

　　大量外資的流入、宏觀經濟形勢的好轉和經濟改革釋放的能量，使阿根廷經濟在進入1990年代后取得了較快的發展。在1991-1998年的8年時間內，只有1995年為負增長，因此這一階段的平均增長率仍然達5. 8%，高于拉美的平均水平(3. 5%)。這些引人注目的成就一度使阿根廷成了國際社會褒揚的對象。但是，從1999年起，阿根廷經濟卻陷入了困境，財政收入每年減少20%，失業率高達18%，盡管通貨膨脹率保持在1%-2%的低水平。

　　1990年代末阿根廷經濟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由于美國奉行強勢美元政策，而阿根廷的貨幣局匯率制度卻又十分僵硬，因此，比索的幣值被大大高估，從而打擊了阿根廷的國際競爭力。其二，龐大的財政赤字和沉重的債務負擔削弱了阿根廷經濟的活力。其三，1999年初爆發的巴西金融動蕩使阿根廷經濟受到了很大的不良影響。阿根廷與巴西是鄰國，經濟關系非常密切。巴西貨幣雷亞爾貶值后，阿根廷對巴西的出口受到很大的消極影響。其四，國際市場上一些初級產品價格的疲軟使阿根廷的農產品出口收入得不到大幅度的增長。一般情況下，在國民經濟陷入衰退時，政府可以利用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但在阿根廷，貨幣局匯率制度仿佛“砍掉了阿根廷的貨幣政策這一條胳膊”，政府無法有效地運用降低利率或放松銀根等手段來調控經濟。正如許多分析人士所指出的那樣，貨幣局匯率制度猶如一件“緊身衣”，使阿根廷不能對東亞金融危機、俄羅斯金融危機和巴西金融動蕩產生的“沖擊波”采取有效的應對措施。

　　譚雅玲：此次阿根廷金融動蕩連續出現與逐漸加重的重要外因在于國際金融機構特別是布什政府的國際金融政策做了重大修正。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基本上不再出手救助陷入償債危機的國家，讓債權人和債務國自行解決，債權人必須“自愿”與債務國談判，降低利率，延長償還期，即重新安排債務�焸�券置換�牎Ｓ捎趪�際貨幣基金組織拒絕貸款給阿根廷，阿根廷已經資金匱乏的經濟底線再受重創，國際投資更加謹慎，阿根廷很難從這種惡性循環中脫身而出。

　　另一個重要而不可忽視的因素是投機。經濟環境的不穩定、政策效益的弱化和市場價格的急劇波動加大了投機空間和金融風險預期。同時，全球經濟不景氣使各國協調很困難，這也使投機機會大為增加。而阿根廷無論從經濟氛圍、金融表現或技術空間都難以防范國際投機。

　　拉美金融希望還在

　　《21世紀》：面對全球陰影加大的環境，拉美金融動蕩的前景如何？

　　江時學：1982年，以墨西哥宣布無力償還巨額外債為先導，拉美陷入了史無前例的債務危機。這一危機后來又蔓延到其他發展中國家。2001年12月，阿根廷已經“倒賬”。如今，巴西的經濟形勢十分嚴峻。因此，國際社會擔心，一旦巴西宣布無力償付外債，整個拉美地區將重蹈20年前債務危機的覆轍，因為拉美國家的外債已接近8000億美元。

　　就目前形勢而言，這一擔憂是多余的。首先，經過十多年的改革，絕大多數拉美國家的經濟實力大大增強，抵御危機的能力也有所提高。與1980年代初相比，大多數拉美國家的出口能力大大增強，還本付息的能力也隨之強化。與1980年相比，外債相當于出口收入的比重以及還本付息相當于出口收入的比重都有明顯的下降。其次，國際金融界在規避金融危機或債務危機方面的能力和技巧也有所改善。第三，雖然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陷入危機的阿根廷“見死不救”，但是，如果拉美國家真的陷入地區性的經濟危機，可以預料，美國經濟也會受到影響，因為拉美是美國的一個重要市場。這個時候不可能見死不救。

　　2003年的拉美經濟形勢將取決于兩個因素。其一，世界經濟和美國經濟能否徹底復蘇。如果復蘇，將帶動拉美經濟的增長。其二，阿根廷能否盡快擺脫危機。阿根廷危機的“探戈效應”已使巴西、烏拉圭、智利和巴拉圭等南美洲國家受害匪淺。如果阿根廷不能盡快走出危機的陰影，“探戈效應”的波及面將進一步擴大。

　　新興市場國家的阿根廷教程

　　《21世紀》：從阿根廷等國家的案例來看，新興市場國家如何規避風險，保護金融安全？

　　江時學：將阿根廷危機的根源歸咎于全球化或經濟改革有失公允。然而，阿根廷危機的一些教訓和啟示，卻是很值得吸取。

　　在全球化時代，由于國民經濟與國際經濟的聯系越來越密切，而匯率是這一聯系的“紐帶”，因此，選擇合適的匯率制度，實施恰當的匯率政策，已成為經濟開放條件下決策者必須要考慮的重要課題。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說是由匯率變動誘發的。阿根廷危機的原因之一也與貨幣局匯率制度有關。因此，采用一種適合本國國情、有利于提高本國競爭力的匯率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毫無疑問，浮動匯率制不是十全十美，貨幣局匯率制也并非一無是處。問題的關鍵是，在實施某一種匯率制度的過程中，如何采取一些相應的配套措施，以便使這種匯率制度在有利的環境中運轉。例如，香港和愛沙尼亞在實施貨幣局匯率制度時，很注意改善微觀經濟層面上的基本要素。而在阿根廷，不僅企業效益增長緩慢，勞動力市場也具有很強的剛性。

　　此外，國際經驗還表明，為了使貨幣局制度順利地運轉，國內經濟應該有較多的活力，金融體系健全，財政紀律嚴格，而且它所盯住的貨幣必須是其主要貿易伙伴的貨幣。在阿根廷，由于流通領域中的現金在減少，政府遂允許省一級政府印制并發行自己命名的代用券，用于政府開支或支付公共部門雇員的工資。這些“準貨幣”雖然一時解決了流動性不足的難題，但對貨幣局匯率制度的破壞作用也很大。無怪乎一些經濟學家指出，阿根廷的貨幣局匯率制度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那種貨幣局制度，因為政府允許1／3的貨幣基礎(流通領域中的比索加上銀行中的比索存款)可以用政府債券來支撐，以便使它具有一定的靈活性。

　　其次，必須注意利用外債的規模。舉借外債本身并不是壞事，因為利用外資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尤其在全球化時代，積極地舉借外債已成為發展中國家決策者的一個明智選擇。然而，外債的規模必須與本國的償付能力相適應。遺憾的是，阿根廷在1990年代初實現經濟復蘇后舉借了大量外債。更為不利的是，相當多的一部分外債不是投入生產部門，而是被公共部門用于非生產性目的。

　　阿根廷公共債務額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足50%。按照發達國家的標準，這一比重似乎并不高。但公共債務相當于出口的比重卻高達5倍。此其一。其二，阿根廷的債務結構不合理。一是還本付息集中在2001-2004年，二是大多數債務采用固定利率，一般都在10%以上，從而使還本付息負擔進一步加重。正如英國《金融時報》所說的那樣，除非一個國家的經濟飛速增長，金融市場非常發達，否則不應該使債務負擔達到如此重的地步。無怪乎有人認為，阿根廷的“兌換計劃”是“死在債務和經濟衰退手里的”。

　　此外，阿根廷的教訓還表明，在外資流入源源不斷的時候，阿根廷早就應該努力提高國內儲蓄率，并在經濟改革之初，就應該把社會保障制度作為改革的重點。

　　第三，提高財政部門的穩健度也是維系經濟安全的必要條件之一。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和1998年的俄羅斯金融危機都與金融部門中的各種問題有關，因此，人們在談論經濟安全時，常常把注意力放在金融問題上。但阿根廷危機則表明，龐大的財政赤字同樣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不容否認，在1990年代前期，除1991年以外，阿根廷的財政狀況還比較好。1993年的財政平衡甚至出現了盈余，其他年份雖然是赤字，但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很小。然而，從1996年起，一方面，1990年代前期急風暴雨式的私有化結束后，私有化收入大幅度減少，而政府開支卻得不到控制。另一方面，由于前總統梅內姆為了謀求第三次連任，不惜大幅度增加財政開支，對地方政府財政開支的增加也聽之任之。如《金融時報》所說，阿根廷的政治家具有隨意開動印鈔票機器來滿足政治需要的傳統。其結果是，財政赤字不斷擴大。曾經擔任阿根廷經濟部長的洛佩斯說過，在1990年代，阿根廷的政府開支增長了150%，而經濟僅增長了50%。

　　中國不是“亞洲的阿根廷”

　　《21世紀》：阿根廷危機爆發后，國際上一些分析人士認為中國可能會是爆發危機的下一個新興市場國家。他們認為，中國與阿根廷有不少相似之處：例如，阿根廷在危機前奉行的是貨幣局匯率制度，中國的匯率制度是一種“準貨幣局”制度，同樣比較僵硬，難以適應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又如，阿根廷的財政赤字長期得不到控制，中國的財政赤字也比較大。再如，阿根廷的外債負擔十分沉重，中國的外債規模雖然被控制在“警戒線”以內，但外債增長速度很快，令人擔憂。此外，中國如同阿根廷一樣，也面臨著收入分配不公、國內企業效益差和出口貿易增長速度不太快等一系列問題。我國經濟目前形勢良好，金融改革的步驟來也在加快，從拉美金融動蕩中可以得到什么啟示？

　　江時學：由于以下幾個原因，中國不會成為“亞洲的阿根廷”：其一，人民幣雖然盯住美元，但它與貨幣局匯率制度下的阿根廷比索有著很大的不同。換言之，人民幣是一種可在一定范圍內上下浮動、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貨幣。其二，我國有足夠的外匯儲備來應對金融動蕩。其三，雖然我國的財政赤字較大，但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也很大。其四，從國際公認的外債“警戒線”來看，我國的外債負擔是可持續的。其五，與阿根廷不同的是，我國的經濟長期保持較高的增長率。其六，我國的資本項目沒有開放。其七，阿根廷的“鍋碗瓢盆力量”(the power of pots and pans)很強大，民眾對政府極度不信任。我國的民眾能在國家面臨困難時經受考驗，作出犧牲。當然，雖然中國不可能爆發像阿根廷危機這樣的動蕩，但作為一個經濟轉軌國家，中國應該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充分吸取阿根廷的教訓，未雨綢繆，將危機的風險降低到最低限度。

　　(江時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長；譚雅玲任職于中國銀行研究室)

　　2002年12月30日 21世紀經濟報道 第3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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