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毓海

　　今天重提“公民道德”、“公民社會”乃至“大公民”的構想，還不僅僅是因為這些東西乃是當今社會面臨的最基本問題，而且更因為：在這個基本問題方面，存在著最為廣泛的混淆和誤解——或著說，在當代生活中，還沒有什么像“公民”、“公民社會”那樣，被我們談論得那么多，而又理解得那么少。

　　什么是“公民”？用剛剛去世的當代世界偉大的政治學大師羅爾斯(John Bordley Rawls)言簡意賅的話說：公民就是指“那些從事合作的人們”。更進一步說，就是那些“在一個社會合作體系里面”從事合作的人。

　　那么什么是“公民社會”？按照羅爾斯通俗的說法，所謂公民社會就是：如何在那些合作的人們之間，建立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

　　“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白說還要說�！睋�說這句格言是由北大的王瑤先生發明，如今王先生和羅爾斯教授都已經騎鶴仙去，但“滾滾紅塵中仿佛有耳語依舊重復你我的傳說”——留得警句在人間，這或許就是偉人和哲人們對于人間的貢獻。因為在我看來，偉人與凡人的區別就在于，有的人說了一輩子話，卻沒有一句被人家記住的，所謂“說了也白說”是也；而有的人說了幾句話就點到了要害，因此被大家記住了，羅爾斯就是這樣的人，他上面說的那幾句通俗易懂的話，其實就成為每一個現代社會所必須時刻面對的基本問題。

　　為什么說在那些合作的人們之間，建立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這是一切現代社會的基本問題呢？因為首先，我們實際上無不生活在一個“社會合作體系”里面。這個合作體系由小到大，由近及遠，分別就是指：家庭、團體、國家和世界。那么所謂“建立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這句話由近及遠，就是怎么建立一個自我、家庭、團體、國家和世界的良好秩序；用我們的祖宗在《大學》里面更加萬壽無疆的話就叫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由于這是古往今來，從平頭老百姓到聯合國秘書長安南都首先要考慮的問題——所以我們才說，它便是當代社會的基本問題。

　　在中國，“公民道德”和“公民社會”的完整構想，其實是由王國維在1904年率先提出的，所以它至今已算是一個有悠久傳統的話題。如今人們經常把這個王國維當作一位跳湖的烈士，可見偉人的悲哀，往往在于被大家通過神話的方式庸俗化。比如對于魯迅，先說他是英勇之戰士，而后終于淪為變態之刻毒老頭；再如王國維，初被幾位莫名其妙的謬托傳人奉為“國學大師”，而終于以勇跳昆明湖而著稱于當世，始于神話而終于滑稽，這個就是偉人的末路。但是，于1904年率先在中國提出了公民道德構想的這個先知先覺的王國維，以及他當年提出的構想，卻毫無疑問依然是我們今天必須考慮和面對的問題。

　　因為在王國維看來，公民道德和公民社會，其實就包括由近及遠的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自由”，另一個方面則是“正義”。他把這個翻成中國話來說，前一個方面就是“義”，后一個方面就是“仁”。前一個方面是“修身齊家”，后一個方面就是“治國平天下”。前者是“消極的公民道德”，后者則是“積極的公民道德”。

　　王國維說，從一般的角度來說，這個“自由”，就是“消極的公民道德”，它要比“正義”，那個“積極的公民道德”重要。這就是為什么《大學》里面要把“修身齊家”放在前，“治國平天下”放在后，即所謂：先言自由之消極道德，“后言積極之道德”。

　　這么“排序”是因為：“人有生命、有財產、有名譽、有自由，此數者皆神圣不可侵犯之權利也。茍有侵犯者，豈特瀆一人神圣權利而已，社會之安寧亦將岌岌不可終日。故有立法者以慮之，有司法者以刑之�！蓖鯂�維接下來就解釋說，即使一個人饑寒交迫，迫不得已當小偷當強盜，從小偷小摸到吃大戶搶銀行，這種行徑你即使從感情上去同情他，認為他是義賊冉阿讓，是替天行道的宋公明，那在法律上我們也不能夠寬恕他。為什么？就因為他危害了財產的權利。王國維的道理是，如果人失去了財產權利，那他就不再儲蓄了，不儲蓄了也就不積累了，不儲蓄不積累他就不勞動了，如果人人都不勞動了，那么社會就從根上崩潰了。所以王國維說，“故凡侵犯他人之生命財產、自由者，皆社會所謂不義，而為社會之大戮也。故曰：義之于社會，其用尤急于仁�！�

　　這也就是說，“義”作為一種基本的社會道德標準，在現代社會里，就體現為“自由”：生命、財產和名譽的自由權利，現代社會對于“義”的維護就是依靠法律。傳統社會必須“重義”，現代社會必須“守法”，這個是最基本的，沒有這個且別說“社會合作”沒辦法完成，而是說社會的基本框架就會散了攤子。他這個說法與羅爾斯說的“社會基本結構說”完全一致。羅爾斯的“社會基本結構”包括三個方面：一夫一妻制的平等家庭、尊重個人財產的市場競爭制度、獨立的司法制度。用王國維的話，這個就密切聯系著中國的“修身齊家”，即所謂“義”。正因為這個“自由”聯系著公民社會的基本結構，所以它是第一位的。

　　但是，正如羅爾斯一樣，王國維對于公民道德和自由的討論卻絕不止于此。王國維在1904年要討論的問題恰恰是，在中國僅僅有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自由、自由競爭的經濟自由，是否就可以保證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王國維提出這樣的疑問，是與他當時要處理現實改革問題有關。換句話說，他要面對的真正的問題是：在當時的中國，那種“化公為私”、以“新政改革”之名巧取豪奪來的財產算不算“私人財產”？這一部分財產應不應該被當作私人財產受到保護？而王國維的回答是斷然的——那就是不行。他的理由非常簡單，因為這種行徑違背了公民道德和公民社會的另一個原則——也是公民道德和公民社會的最高原則——“正義”。

　　為什么王國維會從“自由”和“正義”這兩個角度去構想公民道德？因為他當時是作為剛剛進京的一個年青官員，針對清王朝的“新政改革”來發表他的意見的。他關于公民道德和公民社會的構想，與中國近代改革的構想緊密相聯，完全不是抽象地談理論。具體說，他針對的是當時朝廷的官員和特權階層，以改革的名義，大肆圈占國家土地開辦企業，隨意搶奪廟產建立學校的掠奪行徑。王國維抨擊說，那些朝廷大員，“即素號開通之紳士，竟恫然不知正義為何物”，為設立中小學校，竟然以官方的權力驅逐僧人，兼并廟產為私有，在僧人看來，這種“不顧一切以強力奪弱者之所有為私有，并使之無所控告，其酷烈尤強于盜賊”。他反問并且預言：“假使有更強有力者，再來奪取該學校，則創設該學校者感情又當如何？”他諷刺：如果讓學生在這樣“盜竊來的學校里”上課，在“搶劫來的宿舍里”生活，若想讓學生養成公民道德，成為未來公民社會的棟梁，豈不是南轅北轍？

　　換句話說：如果辦教育的人的出發點不是正義，而是賺錢和私利，那么你能指望學生不是小商人小盜賊嗎？王國維抨擊道：我不是不知道必須保護私有財產，我也不是不知道發展教育之重要，但是，如果鼓勵用盜竊來的財產做生意，鼓勵用搶劫來的資本辦學校，那么就是“以一校而搖社會之根柢，孰得孰失，孰利孰害，知者不難決斷”。而且，在王國維看來，以改革的名義化公為私的掠奪者造成的破壞，甚至還要酷烈于社會造反的烏合之眾造成的破壞，因為它更從根本上破壞了公民道德和公民社會的秩序——造成“正義之德墜于地也”！

　　因此，為什么需要強調公民道德？如何重建公民道德？如何建立一個有秩序的合作社會？這里最核心的問題其實就是如何處理“自由”和“正義”，——也就是王國維所說的“義”與“仁”。對于這個問題，王國維的回答是十分透辟而犀利的，他的回答也對我們今天可謂啟發良多。因為他指出，盡管從一般角度來看，甚至從理論上說，仿佛是自由優先，正義次之，消極道德比積極道德重要，即所謂“義之于社會，其用尤急于仁”，“其于社會上之作用，則消極之道德，尤要于積極之道德”——但是，這僅僅是一般而言、理論上說罷了，而對于中國改革的現實而言，情況實際上是恰恰相反，中國近代改革所遇到的嚴峻危機表明：必須把“正義”看作公民道德和公民社會的優先范疇，必須把“正義”放在“自由”的前面，因為非如此則不能建立一個“合作的社會秩序”，而如果不這么做，弄不好社會合作就會解體，特別是要防止社會的特權階層有可能利用改革和“自由”的名義巧取豪奪，結果是最終瓦解整個社會。

　　王國維接著論述“公民道德”：如果說自由就是奉公守法，做個老老實實的好公民，做個自己有財產因此也尊重別人財產的“個人”，管好自己絕不干涉別人自由的鄉愿，那么這個“自由”、這個“公民道德”，中國人其實并不陌生。但是，對于中國的改革來說，這個標準太低了，說不好聽那就是個市儈的標準，庸眾的標準。而對于中國人來說，他最缺乏、最陌生的是社會正義的道德，正義的意志，王國維說，與市儈、庸人的道德相比，正義的原則就如同圣賢的情懷，它才是公民道德的核心，是精神自由的境界。王說：“仁之事，非圣賢不能，而義之事，則得由利己主義推演之，非特社會之保障，亦個人之金城也�！薄昂笳哒�治與法律之所維持，前者宗教與教育之目的也�！�

　　為了讓當時的國人和官人聽得明白，王國維巧妙地將自由視為“義”即消極道德，正義視為“仁”即積極道德，從而在自由與正義、仁與義之間展開了慷慨陳辭地論辯。他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個是義、是“自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則是仁、是“正義”。“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這個是自由，“以斯道覺斯民”——這個便是仁、是正義�！叭手�事，非圣賢不能，若夫義，則茍棲息社會以上者，不可須臾離也�！卑凑账�的看法，一個秩序良好的合作社會，絕不是一個個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不干涉主義”的個人主義社會，一個秩序良好的合作社會，也絕對不可能通過諸如市場之類“看不見的手”的“自動調節”來“自動”達到，相反，健全的公民道德和公民社會，必須通過“教育”來達到，只有“教育”可以培養人的“正義情懷”，其中宗教、美、藝術和音樂正是“人文教育”的基本內容。

　　如此看來，王國維關于如何建立公民道德和公民社會的構想，其實與最近來華講學的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的主張相當一致。哈貝馬斯也強烈反對市場自由主義拜物教，反對僅僅通過市場自由競爭，便會自動達成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的烏托邦，相反，他主張通過和借助“語言、文化交往活動”來構建公民道德和公民社會。

　　但是，在這個方面，當代世界的政治自由主義大師羅爾斯教授卻與他們的觀點非常不同。

　　羅爾斯的觀點非常簡單，在他看來，秩序良好的社會盡管不能通過“自由競爭”單獨達到，而且社會正義和公民道德中的正義，也完全不能單獨通過“教育”來達到，寄希望于宗教、美、藝術和音樂，那實在是精神貴族的空虛飄渺，至于什么所謂的“語言、文化交往活動”，那更是癡人說夢的不知所云。他的觀點也非常干脆：那就是為了維護正義的公民社會和公民道德的正義，“強制”就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強制”才是維護一個合作的秩序良好的社會的必不可少的核心，“強制”既是維護一個秩序良好的合作社會的惟一可行的政治方案，它本身也是公民道德和公民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強制”有點不中聽，但其實，它就是自由的另一面。

　　羅爾斯舉例說，盡管任何家長皆有教育孩子的自由，鄰居不得干涉，但是，你要是往死里打孩子，那么則任何鄰居都有舉報、干涉和通過強制來制止你的自由。如此類推：教會盡管有革除異端教籍的自由，但是你不能燒死他們，如果這樣做，就要通過政治手段“強制”教會必須遵循良心自由的原則。當然這是最普通、也是最好理解的強制。

　　不太好理解的強制，比如美國大學強制在同等分數情況下，優先招收黑人學生，在工作錄用時，同等情況下，必須優先考慮黑人雇員。為此，白人學生和家長當然非常不滿，認為這種強制完全違背了自由競爭的原則，但是——這種強制卻有助于建立機會的公平和平等，換句話說，這種強制有助于建立一個秩序良好的合作社會。

　　同樣，我們都知道家庭有處理私人事物的自由，家庭私域政治不得干涉，但是，在生育、撫養和教育兒童方面，對于女性和兒童卻必須進行“強制保護”。對于這個強制，我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法律界的朋友有個啼笑皆非的好例子，就是一次在美國的校園里，他懷孕的妻子突發短期昏厥癥，適逢巡邏警察至，警察立即“強制”將其妻送醫，其時妻子已經蘇醒，我的朋友以丈夫的權利提出妻應立即回家休息，認為此時送院不妥，結果那警察二話沒有，先掏出手銬將法學家銬在路邊，隨后將其妻子強制送醫。這個強制當然有過頭的成分，但是“家庭法”中的強制內容，就是建立在女性享有的公平的機會平等經常遭到破壞的基礎上，用中國老百姓的話說“不強制不足以平民憤”，因此就寧肯“錯拷”一千也不準“錯死”一個。

　　再比如，今日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報道，就是某些私人企業主因為財物或者產品失竊，而對女工進行搜身檢查。而對于這樣的企業主進行法律的懲處和追究，就是強制性地維護女性的人身和名譽不得侵犯的權利。在這個強制面前，所謂企業主的財產權在女性的人身和名譽權問題上就是次要的。這里“勞動法”中的強制，也同樣是“不強制不足以平民憤”之舉，其原則是寧肯強制強者也不冤枉弱者，基礎還是維護社會合作。

　　在當代中國，對于公民道德和公民社會的理解存在著明顯的偏頗。所謂偏頗就是說：好像公民社會就意味著自由和自愿，與正義和公正無關，與政治和強制更加無關。根據這樣的說法，于是就有了“效率優先”、“公正次之”，乃至“公正妨礙自由”的論斷，好像“公民社會”就簡單等于“市場社會”，于是在這里強制越少越好，國家越不管越好，國家越不管意味著強制越少自由越多，即使沒有正義、公正也沒關系，好像“社會”本身會“自動”達到最和諧狀態——我知道這些論斷經常是由我的經濟學方面的朋友們發明。但是，這其實是對于公民道德和公民社會的十足誤解，據我的了解，當今歐美社會也不存在這樣的公民道德和公民社會理論。

　　因為，公民就是指那些從事合作的人們，公民社會就是那些從事合作的人們要力圖建立的秩序良好的社會。因此，正是由于這樣的“約定”和為了這樣的目標，“保護個人自由”與“維護社會正義”其實就同樣重要，因為它們都是公民道德和公民社會的最高原則和基本組成部分。在這個意義上，公民道德和公民社會，不但與自由和自愿相關，而且它同時也與羅爾斯說的“強制”和政治性參與、政治性干預有關——實行“實名存款制度”就是一種針對個人的強制性的舉措，其中當然包括了反對腐敗的旨趣；嚴格征收個人所得稅當然是一種強制，但它同時必然也是公民義務；至于在香港實行基本法32條，當然包括了對于言論的規范，但是不得使香港成為危害國家安全的基地，這同樣是香港公民的義務，乃至公民道德的組成部分。

　　在當代中國，對于公民道德和公民社會的討論，絕非“一般而言”或者理論空談，其基本目標是如何建立一個秩序良好的合作者社會。這一話題既關系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深入到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世界，因為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取決于這樣一個前提——如何爭取置身于一個自由而正義的生活、事業和世界之中，并為之不懈奮斗。因此，我們每個人都可以也應該從個人的日常生活和現實環境中提出何為“公民道德”、何為“公民社會”的切實理解。這意味著：真理就在現實生活的實踐中，真理就是生活，是生活的大道。

　　2002年12月30日 21世紀經濟報道第57版

　　新浪編者注：“激情燃燒的財經歲月－《21世紀經濟報道》歲末專輯”專題系《21世紀經濟報道》與新浪財經聯袂制作。本文為《21世紀經濟報道》2002年終特刊（1－60版）系列文章之一，該年終特刊（完全版）為《21世紀經濟報道》授權新浪網獨家刊登之作品，所有媒體及網站不得轉載，除非獲得《21世紀經濟報道》書面授權并注明出處。欲轉載本專題相關內容、或對本專題有任何建議，請來信finance@staff.sina.com.cn， 或致電：(010)62630930 轉5361聯系。值此新年即將到來之際，非常感謝廣大網友在本年度對新浪財經的支持，歡迎賜稿與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