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人偉

　　“中收入群體”

　　黨的十六大報告在論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時指出：“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在黨的正式文件中如此鄭重地提出“擴大中等收入 者的比重”，看來還屬首次。我認為，這是對改革和發展實踐經驗的總結，也是對學術界在這一領域所作探討的肯定。

　　對于“中等收入者”，學術界在表述上是有差別的。在國外許多經濟學文獻中，往往表述為“中產階級”或“中等階級”(middle class)。在國內許多經濟學和社會學文獻中，則往往表述為“中產階層”或“中收入階層”，以避免同長期使用的“階級”的內涵相混淆。我認為，按收入的高低來劃分是一種比較簡明的辦法。如果為了避免在使用“階級”、“階層”這些敏感的概念時所引起的不必要爭議，在學術討論中，使用“中收入群體”這一概念不失為一種選擇。

　　我認為，“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或“壯大中收入群體”這一問題的提出，是同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收入分配格局的巨大變化，特別是收入差距的明顯擴大這一背景分不開的。對于收入差距，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是用基尼系數來衡量。目前，對我國的基尼系數有各種不同的估計。即使是按照比較謹慎的估計，我國全國的基尼系數也已經從改革開放初期的0.2左右上升到0.4以上(例如，世界銀行以中國官方的統計為基礎，計算出我國1995年的基尼系數為0.415)。而許多民間研究的估計則往往超過這一數值。

　　在收入差距的擴大中，最為突出的是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在改革開放之初，城鄉收入的比率為2.5。經過1980年代早期一段時間的縮小以后，從198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呈擴大的趨勢。即使是按官方的統計，目前這一比率已經達到3。因此，收入分配政策在繼續保持其激勵機制和促進效率提高的作用之外，如何縮小收入差距，特別是縮小城鄉收入的差距，就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社會問題，還涉及到全民族(不僅僅是城市)實現現代化的問題。可見，擴大中收入者的比重，壯大中收入群體，形成橄欖型的或菱形的社會收入結構，實際上是克服收入差距過大，向縮小收入差距和共同富裕方向前進的一種具體的和形象的說法。

　　發揮政府調節功能

　　克服收入差距過大，并不是要擾亂市場機制在初次分配中促進效率提高的功能，回到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的老路上去，而是要正確發揮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有效功能。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主要是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這兩個途徑來實現的。稅收的主要對象是高收入群體，轉移支付的主要對象是低收入群體。政府通過這兩個手段進行的收入再分配，發揮的是縮小收入差距的功能，通俗地說，起的是“抽肥補瘦”的作用。換言之，政府通過收入再分配功能，不僅能抑制高收入群體的膨脹，而且能使低收入群體中的一部分人進入中收入群體。可見，政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在壯大中收入群體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當然，在實踐中發揮政府的再分配功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例如，人們都知道個人所得稅對調節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之間的差距起著重要的作用。但這要有一個前提，即要實行累進稅率，即收入越高的人要繳納更高比例的稅；而實行累進稅率又要有一個前提，即收入要有足夠的透明度。但我國目前收入的透明度還不夠高，從而限制了累進稅率在收入再分配上的效果。就以利息稅來說，由于存款實名制還不完備，我國目前還只能實行比例稅率，而不是累進稅率，即對所有的存款都征收20%的利息稅。應該說，這種征收辦法也是不完備的，具有過渡性。因為這種辦法不能起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

　　再如，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在調節城鄉收入差距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國城鄉收入差距擴大是多種因素造成的。既有二元經濟結構造成的后果，又有計劃經濟時代把農業的剩余轉化為工業化的資金所造成的后果。但是，為什么198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城鄉收入的差距一直呈擴大的趨勢，至今這種差距甚至超過了改革開放初期的程度呢？我認為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據有的學者研究，我國加入WTO以后，外部因素將使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這又是要我們去應對的一個新問題。有的學者認為，我們應該從向農業索取剩余的政策改變為對農業進行反哺的政策。這當然是一個大政策。看來，如果在政策上沒有大的動作，要扭轉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是非常困難的。進一步來說，如果城鄉收入差距繼續如此之大，在全國范圍內對中收入群體的內涵加以界定都很困難，而只能分別就城市或鄉村甚至更小的范圍來確定中等收入的標準。可見，要在全國范圍內實現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是一件任重道遠的事情。

　　縮小收入差距

　　總之，壯大中收入群體是一個很好的目標，但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是一個長期才能實現的目標。當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們應該從現在做起。我認為，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找到一個收入差距(特別是城鄉收入差距)從擴大到穩定乃至縮小的轉折點。能不能像人口問題的研究那樣，找到一個從增長到穩定乃至有所縮小的轉折點呢？看來，收入差距的這個轉折點，也是壯大中收入群體的一個轉折點。

　　關于如何對待中收入群體的問題，實際上國外也有許多討論。例如，美國經濟學家小加爾布雷思(James K·Ｇalbraith)在研究了美國從196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后期收入差距的變化以后指出，30年中美國收入差距的擴大是通過高利率的政策來控制通貨膨脹所引起的。這種政策造成不平等增加，從而毀壞了美國的中產階級，使中產階級成為反通貨膨脹政策的犧牲品。中產階級的淪落還削弱了美國的民主制度。美國已從一個中產階級的民主社會變成一個崇尚權威主義的半民主社會。

　　盡管中國的國情同美國相差很大，但人家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是否對我們有借鑒意義呢？看來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2002年12月30日 21世紀經濟報道第51版

　　新浪編者注：“激情燃燒的財經歲月－《21世紀經濟報道》歲末專輯”專題系《21世紀經濟報道》與新浪財經聯袂制作。本文為《21世紀經濟報道》2002年終特刊（1－60版）系列文章之一，該年終特刊（完全版）為《21世紀經濟報道》授權新浪網獨家刊登之作品，所有媒體及網站不得轉載，除非獲得《21世紀經濟報道》書面授權并注明出處。欲轉載本專題相關內容、或對本專題有任何建議，請來信finance@staff.sina.com.cn， 或致電：(010)62630930 轉5361聯系。值此新年即將到來之際，非常感謝廣大網友在本年度對新浪財經的支持，歡迎賜稿與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