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玲

　　五類新興高收入群體

　　近十年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場化的推進，高收入群體的人員構成和特征與十年前相比有了很大的變化。改革最初十年里(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出現的高收入人群， 主要以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一些小企業的承包者以及炒股票獲利的人為主，他們原先大多是普通的工人、農民、企事業單位的基層管理人員或某些遭受社會歧視的人(如勞教人員)，他們原來的社會地位較低，文化素質也較低。

　　最近的十年里有幾類人群加入高收入群體，使這個群體的社會構成發生了根本的改觀。我們的研究顯示出，以下幾類人群在高收入群體中的比例不斷上升。

　　第一類人是部分原國有、集體企業負責人或管理人員。1990年代中期以來推行的國有、集體企業改制，導致大批原國有、集體企業負責人或高層管理人員成為企業主或股東，他們擁有一定的企業資產和較高的收入。這批人數量相當大，至少有十幾萬人，但他們大部分沒有被統計為私營企業主。這批企業主一般來說比原先的私營企業主文化素質要高，他們與政府部門和政府官員之間的關系也較密切。

　　第二類人是借助權力背景下海經商的人。1992～1993年的經濟高漲時期以及隨后的幾年中，有大批在任政府官員的親屬下海經商，還有一批人辭官經商。這些人因擁有權力資源而較易在商界中取得成功，從而積累了一定的財富并獲得較高的收入，他們的文化素質一般也不低。

　　第三類人是三資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的中高層管理人員及專業技術人員。這批人的數量增長很快，這一方面是由于海外投資的增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近年來許多外資公司推行中高層管理人員的本土化。在1980年代，許多外資企業的中高層管理人員是西方人或海外華人，他們的工資收入一般比中方雇員高好幾倍。1990年代以來許多外資企業用中方雇員取代來自海外的雇員擔任中高層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這些人往往有很高的收入，其中有些人還參與分紅或擁有股份，他們一般文化水平較高。這類人的數量也有幾十萬。

　　第四類人是原先的專業技術人員下海經商。知識分子下海經商特別是高等學府教員下海經商是中國很獨特的現象，這類人常常被稱為儒商。美國《福布斯》雜志2000年度評選出的中國大陸前50位富豪中就有5人以前是大學教師，3人是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9人是國有或集體企業的專業技術人員。最近兩三年來高新技術產業的迅猛發展更促進了這一潮流，大批中青年專業技術人員下海創業，加入了高收入群體。這些擁有技術資本的中青年企業家的財富積累速度遠遠快于以往的企業家。2000年度的中國50位富豪中有6位年齡在二十幾歲、三十幾歲的中青年創業者，在獲得博士或碩士學位后，直接投入電腦電信行業創業，在短短的3至5年中積累了巨大的財富，躋身于50富豪之列。

　　第五類人群是某些擁有實權的政府部門負責人、壟斷性行業或大型國有、集體企業的負責人。

　　這五類人群大批涌入高收入群體，使這一群體的社會特征發生了很大變化，他們獲取財富的途徑、他們的社會政治心態和社會政治地位以及他們與其他社會群體(尤其政府官員)之間的關系也隨之改變。

　　高收入的獲取途徑

　　近年來高收入群體的社會構成的變化反映出，擁有權力資源和文化資本是獲取高收入的最主要途徑。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近5年來，文化資本(教育)在決定人們的經濟地位高低方面的作用不斷增強。

　　長期以來，在中國，教育對人們收入的影響力遠遠小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經濟改革以前，教育水平對中國人的收入影響是不顯著的。改革初期的1980年代，教育的經濟回報率在2%～3%之間，也就是說，多受一年教育收入增加2%～3%，而同期英美國家的教育回報率為7%左右，亞洲國家和低收入國家的教育回報率則為10%～11%左右。至1990年代中期，中國的教育回報率雖略有增長(大約在4%)，但仍明顯低于其它國家。然而，199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的教育回報率增長很快，已徹底改變了以前的“腦體倒掛”現象。2000年的一些調查結果顯示出，中國的教育回報率已接近英美國家。

　　教育水平對個人收入水平影響的增強，主要是由于市場化及工業化的推進，同時也有一部分是由于國家的政策導向的作用。從這一方面來看，中國社會的經濟分層機制越來越趨向于與市場工業化國家相一致。這種發展方向預示著，未來的高收入階層將以文化素質較高的中高層管理人員和專業人員為主體。有些研究已顯示出，企業規模越大的企業主中，高文化素質人員的比例越高。2000年度中國50位富豪中，有44%的人具有大學以上文化水平，其中20%獲得碩士或博士學位。

　　通過權力運作來獲取財富的現象在1980年代后期就已出現，1990年代以來則愈演愈烈，高收入群體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通過直接或間接地運用權力來致富的。

　　在1980年代，絕大多數干部的收入水平處于中等或中等偏下水平，并遠遠低于私營企業主的收入水平。但1990年代以來，干部群體的平均收入增長水平明顯高于其他的一些社會群體(如工人、農民、普通職員、個體戶、小私營企業主等)，干部群體在經濟收入的等級分層中的地位不斷上升。某些特權部門官員的實際收入水平和所能享有的經濟待遇甚至超過一些大私營企業主，同時，擁有權力背景的人財富積累的速度遠遠快于一般的企業主。

　　導致權力參與收入財富分配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國現存體制上的一些弊端，另一方面也由于某些歷史傳統因素。盡管黨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手段來懲治官員腐敗行為，社會輿論也對這種現象進行了大量揭露批評，但至今為止，權錢交易現象仍屢禁難止。

　　高收入群體生態

　　高收入群體的社會構成的變化也引發了這一群體特性的變化。1980年代及1990年代初期的高收入群體的成員較缺乏社會共性和利益認同，他們的職業身份、社會地位、文化水平、利益需求和政治傾向都有較大的差異。然而，當前的高收入群體成員的同質性卻明顯增強，尤其是高收入群體中的新生代成員，他們正在發展共同的社會文化價值、生活方式、利益追求及社會政治態度。

　　高收入群體同質性增強首先表現在職業趨同方面，目前高收入群體的主流成員大多是中高層管理人員(大中型企業主和經理人員、中高層干部等)和專業技術人員(如律師、設計師、演員等)，也可以把他們稱作為高級白領階層。同時，這些主流成員大多擁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基于這些類似的職業及文化背景和較高的收入水平，他們逐漸發展出一種與1980年代的高收入者(暴發戶)非常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品味、行為模式和價值理念。汽車、商品房、旅游、高檔家居用品、名牌服飾等是他們追求的消費標志；整潔、禮貌、高雅等是他們所推崇的行為模式；財富的多少、收入的高低是衡量個人能力和自我價值體現的標準。那些舉止粗俗、滿口臟話的暴發戶行為模式在現今高收入群體的主流文化圈中遭到鄙視。更為重要的是，這批新生的高收入者是近幾年來經濟增長和市場化推進的主要獲益者及支持者，這使他們趨向于較為一致的社會政治態度及利益追求。

　　高收入群體在人口中的比例并不是在地區間及行業部門間平均分布的。一些調查數據顯示出，高低收入者的所占比例在各地區和各部門中是不一樣的。

　　高收入人群更多地集中于一些經濟發展較快、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大城市和少數幾個行業部門。《福布斯》雜志2000年度評選出的中國內地50位富豪中，24%的人主要經濟活動在北京，14%在浙江，12%在廣東，12%在四川，還有12%在上海和香港，其它地方的人很少。另外，高收入人群也大多集中于高新技術產業或目前利潤較高的幾個行業。50位富豪主要經營的行業是：電腦、電信占24%；電器或機械制造占18%；房地產、建筑、建材占14%；制藥占10%。

　　高收入群體的社會角色

　　目前官方給予高收入群體的社會政治角色定位還不是很明確。執政黨的思維正不斷隨時代演變，現今政府所追求的主要目標是推進市場化的改革和經濟發展，高收入群體則是促進市場化及經濟增長最有力的支持者。

　　以往意識形態與現實目標之間的矛盾，使得高收入群體當前的社會政治角色模糊不清。一方面，高收入群體尤其是這一群體的上層對中央及各地方政府正在推進的經濟政策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另一方面，他們的社會政治參與或分享權力行動的合法性仍不明確。

　　這種矛盾的社會角色定位，也使高收入群體的社會心態處于一種矛盾狀態。一方面，他們是經濟改革的獲益者，與收入較低的工人、農民或其他社會成員相比，他們的社會滿意度較高，不滿情緒較少一些，對近幾年政府實行的一系列市場化改革政策的支持程度也較高。但另一方面，意識形態陰影仍然是一種無形的壓力，使部分人感覺到未來的不確定性。有些人持國外護照或在海外存款購產，部分是出于這種心態。同時，他們對于只能有限地影響決策或者缺乏充足的合法途徑去影響決策的狀態也不太滿意。這種矛盾心態使許多高收入者對于他們所生活的社區、地區或國家缺乏社會關懷和社會責任心，他們參與社會公益活動更主要地是出于功利主義的考慮，而不是對他人境遇或社區發展的真正關懷。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

　　2002年12月30日 21世紀經濟報道第5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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