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利潤只有不良貸款1% 四大行借上市富貴險中求

　　本報記者馬騰

　　北京報道

　　上海作為中國金融中心的崛起令人目眩，然而這絲毫不能平抑一直以來北京對這顆東方明珠的俯視。作為中國的經濟中心，北京站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肩上，其高度足以一覽群山。

　　然而，當四大銀行的歷史意義開始褪色的時候，首都所賦予它們“國有”的象征性卻已變成堅不可摧的現實，被經濟學家稱為“最大的不良資產”的四大行的改制，至今仍舊徘徊在理論與實踐之間。不過今年以來，有一點已經形成共識：改制，不能成為圈錢上市的理由。

　　當“國有”成為名義

　　關于國有商業銀行改革，中國政府已提出目標：擬用5年或更長的時間，把四大行改造成為“治理結構完善，運行機制健全，經營目標明確，財務狀況良好，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大型現代商業銀行”。改革的具體步驟分為三步：商業化經營、公司化和上市。然而這并非一項既定方針，各路觀點仍舊招展紛紜。

　　最新的觀點來自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他認為，銀行的改革與產權無關。

　　朗教授調查的全球958家銀行中，既有國家控股、家族控股�熞矊儆诿駹I控股的范疇�牐�也有國外金融機構控股。他的結論是，任何一家銀行資金回報率的高低，與這家銀行由誰控股毫無關聯。

　　然而，相反的聲音接踵而至。來自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王君認為，郎的觀點基于高度理性，即所有者嚴格自律，而對于四大行來說，這種理性將由于其過于高聳而坍塌為非理性。

　　四大行從出生開始，就擔綱了種種政府職能，成為另類國家財政。國有企業走出困境，有賴于國有銀行向其發放貸款甚至是不計成本和效益的“超貸”。一旦國有企業出現虧損�熴y行產生不良資產也就在所難免。

　　資料顯示，四大行的大部分貸款對象都是國有企業，其中包括目前上市的1167家企業中的絕大部分國企。在這些企業的債務中，逾期、呆滯、呆賬以及長期拖欠的不良債務占20%，超過1萬億元。而這還僅僅是賬面上的數字。

　　王君指出，在國有獨資情況下，維持正常經營的前提是，國家必須正視并規范自己作為所有者的位置：銀行是金融服務的提供者，其所有者最為關注的應該是利潤最大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似乎的確不必在所有制上做文章，因為法國、巴西、瑞典等國的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事實上已經成為全世界的成功范例。但在中國，現實的情況是，政府職能漫溢在國有商業銀行之中，極大地制約了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和正常的商業化經營。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也指出，四大行目前存在的首要問題是產權關系不清、治理結構缺失。他說，名義上，四大行均為國有銀行，但其實所有者缺位問題十分突出。由于長期以來政府一直把國有銀行當作行政機關對待，致使其不僅缺乏嚴格的董事會制度，甚至連銀行行長的任免亦缺少規范的委托代理程序。因此，如無行政上的壓力，沒有人會真正關心國有銀行的資金風險和經濟效益。

　　當上市成為目的

　　既然國家無法成為心無旁騖的所有者，那么對四大行就必須進行股份制改革，靠外力成就夢想——四家銀行目前都提出了或近或遠的上市計劃，這似乎已成為國有商業銀行改制的終極目的。

　　中國工商銀行行長姜建清認為，應加快國有銀行改制上市，以上市收益支付改革成本。不過姜同時強調，改制上市并不是國有銀行的綜合改革目標，建立完善的金融制度和先進的金融企業文化，才是改革的目的。

　　然而，一位來自中國銀行的觀察家卻對上市持不同觀點。

　　她指出，不久前中國銀行分拆后在香港上市，已經引發兩個不良后果：一是不良資產剝離給母行和其他海外分行后，盡管報表變得好看，但存量問題仍然存在；二是為了維持上市公司的較好業績，強制關聯行與其做優質業務，從而損害了其他分支機構的利益。此外，上市銀行本身的法人治理結構，也受制于還未改制成功的母行。

　　這種觀點亦得到吳敬璉先生的認同。他說，上市銀行在利用國有商業銀行原有的龐大網絡資源展業時，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復雜的關聯交易和同業競爭。而且，此舉還有可能使國有商業銀行的存續部分面臨更大的經營壓力。

　　他還指出，分拆國有商業銀行上市，由以存續銀行為經營實體的總行及其工作人員作為上市銀行的控股股東和董事會的主要成員，容易形成對上市銀行進一步改革和規范運作的制約力量。

　　他同時強調，目前存在著輕改制、重上市融資的風氣，以為原來的國有銀行或國有法人控股銀行只要能夠多少吸收一些中小股東成功上市，改善經營和提高資質就會是順理成章的事。然而根據國有工商企業改革的經驗，如果僅僅著眼于融入補充資本金，這種期望很可能會落空。

　　吳認為整體上市是遠期可以考慮的方式，但現在條件還遠未成熟。此種說法得到來自中國銀行的觀察家的贊同。她說，將銀行切塊上市的做法完全違背了金融市場的發展規律。

　　她指出，銀行業是金融服務業，為了提高服務效率、加速資金周轉，就必然要擴大規模。在金融市場上，銀行的規模效益明顯，所以當前世界上的大銀行在不斷地整合、兼并。將國有銀行切塊上市，顯然有悖于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趨勢。

　　針對上市融資的更激烈的反對意見來自經濟學家韓志國。韓認為，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已大大超過了銀行自有資本的規模，如果過分看重股市的籌資功能而把上市作為補充銀行自有資本的主要途徑，就可能導致銀行風險的轉嫁，形成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風險的聯動效應，給整個經濟帶來巨大隱患。

　　他說，如果缺乏很強的贏利能力，國有商業銀行的上市就只是“圈錢”而已。如果不能為股東盈利，四大行注定要兵敗資本市場。

　　當制度成為理想

　　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張恩照坦言，四大行的主要問題有：不良資產比例過高，資本充足率不夠；公司治理結構不健全，所有者、經營者的角色和權、責、利關系不清晰，缺乏有效互動；組織結構設置不合理，影響了營運效率和內部控制的有效性；人事制度、激勵與約束機制離公司化要求有很大差距；信息技術對業務發展和產品創新的支持不足等。

　　事實上，中國銀行業的體制改革，從1985年即已開始。中央銀行一直強調建立完善的金融調控體系，要求改革人事管理制度，提高服務質量，下力氣解決不良貸款，但是，四大行的金融改革一直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

　　來自中國銀行的觀察家認為，四大行其實不乏優秀人才，不乏先進理念，不乏健全的制度，但在現有的條件下，已經制定的制度卻僅僅是一種必須長期為之奮斗的理想。究其緣由，是因為這些年來，四大行的壟斷狀況并沒有實質性的改進。

　　壟斷地位使得國有銀行缺乏改革的意愿和動力。只要有壟斷，國有銀行的日子就過得下去，它們的困境也就會繼續存在。

　　而極端的情況，則是中國民生銀行行長董文標所描繪那樣：“瘋狂地吸收存款，瘋狂地放貸，瘋狂地制造不良資產，瘋狂地處置不良資產。”

　　當困境成為危機

　　但并沒有普遍的觀點認為四大行的困境會演化成危機，樂觀的態度緣于還有充足的時間可供流逝，雖然人們已經感到不良資產的歷史包袱是如此之重。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今年早些時候表示，國有商業銀行去年底不良貸款比例為25.37%；按照這一估計，其不良貸款總額大約為22898億元。而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發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國有商業銀行不贏利的貸款總額高達4800億美元，占中國1.08萬億美元GDP的44%。

　　有業內人士認為，銀行不良貸款的形成不僅是舊體制遺留下來的問題，也是體制轉換中必然出現的問題。解決四大行的不良貸款痼疾，必須仰仗三個條件：遏制不良貸款繼續增加；維持一定的經濟增長率；維持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率。

　　他說，假定在未來10年內國內產出總值的真實增長率保持8%，那么在5年后，GDP將增加為目前的136%，10年后增長為當前的200%。如果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不再增加，或者說不良貸款現有賬面數額不變，假定通貨膨脹率為8%，那么，物價水平上升將使得不良貸款所代表的購買力逐年下降。5年后，不良貸款總額就將降低為72%；10年后降低為47%。盡管不良貸款的賬面數額并沒有變化，但是它占GDP的比率將逐步下降。

　　但這里有一個關鍵前提：在這10年中，四大行的所有改革都必須動真格的。

　　戴相龍行長曾宣布，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2001年實現利潤266億元——大約只有全部銀行不良貸款額的1%左右！面對如此嚴峻的現實，如果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還是多多少少流于形式，那么，即使是最慷慨最寬容的時間，也不能使國有商業銀行自自然然地過上幸福生活。

　　2002年12月30日 21世紀經濟報道 第2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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