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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財經訊由“中國企業家”雜志社主辦的“2002中國企業領袖年會”于2002年12月20日在北京召開，新浪網為本次論壇的網絡支持。
《中國企業家》2002中國企業領袖年會，是中國領袖級企業家在全球化整合進程中探索自己群體個性、在企業界道德危機下探尋自己與社會關系的一次高層論壇。拒絕空洞，擯棄虛榮，這將是一次富有反思精神和前瞻思維的論壇。300位企業領袖的智慧交融，可能給中
國企業界與世界與社會的和諧共生，帶來長久的影響。
以下為聯想集團董事會主席柳傳志先生的發言全文：
各位來賓、各位朋友，黨的十六大召開以后，我們這些做企業的努力在想，努力地往前看，看今后我們這個路到底應該如何走。這期的中國企業家雜志最初寫的是一篇《中國企業家的政治預期》，我看了之后也有一些感受，想跟大家交流。但我談的都是一些自己的感性認識，說話也不規范，所以講得不合適的地方，請大家給我提出來。
我們公司每年都要做戰略的制定會，開這個會的時候，經常喜歡把自己比作一艘海船，然后要看看海圖，所謂看看海圖的意思，就是要看看我們總的目標是往什么地方去的，更重要的是看這個海圖當前海域的情況，現在這個船在什么位置，這個地方是順風順水還是暗礁。其實海域的意思很明白，無非在我們這里代表兩方面，一方面是我們這個行業，二是是否適合高速行船。我辦企業至今有58年的時間，在這么長的時間，跟我同臺領過獎的有很多著名的企業家，但今天回想起來，他們的大部分甚至絕大部分都銷聲匿跡，翻身落馬。落馬的原因我粗想大概分為兩類，一類是把自己的企業在國家改革、變動中贏得的錢看成一種規律，按這種形式發展，在業務上受到重創。還有大部分人是對經濟形勢不夠清楚，過早地說了不該說的話，做了不該做的事，犯法違規。這些都在提醒著我們。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自己做管理的時候，實際上經歷的聚焦是不同的。在93、94年以前，我大概要花50%左右的經歷用在對企業環境的適應方面。如何保護我們自己能夠在這種環境中生存下來。在座有很多跟我們一起工作的先生，都會有同感，我想劉永好先生肯定跟我有同感。
當時企業生存環境怎樣惡劣呢？簡單說一句，八十年代的企業分兩種，一種叫計劃內企業，一種叫計劃外企業，計劃內企業是政府要辦的事，計劃外企業是政府沒有考慮，不是政府組織要辦的企業，比如民營企業。我們這個企業是中國科學院的企業，政府也沒有叫科學院辦企業，所以也是計劃外的。計劃內的企業政府給你生產批文，另外給了你進出口的批文，因為很多元器件要進口。另外還給了你進口外匯的額度，有這個額度和沒有這個額度美元和人民幣的比價是不一樣的。我記得在84年前后，一美元如果有額度的話，換兩塊多人民幣，沒有額度的話就要換六、七塊人民幣。因此這里就有一個非常大的不公平的競爭。聯想走貿工技，84-88年我們了解市場后，我們想自己設計機器賣機器，但在政府拿不到批文，政府說國家已有這么多生產線為什么還要給你們生產線呢？所以我們拿不到批文。一方面我們在香港辦了一個聯想，一方面在國內花錢買批文。因此出現這樣的情況，計劃內的企業可以賣批文，賣額度，計劃外的企業要去買批文，這種不公平競爭情況非常清楚。當時還有一個惡劣環境，明顯的立法、執法不一致。所立的法律一條一條地應該執行，但實際上沒有執行，哪條想執行的時候就執行，比如說像海關。在當時的時候，海關規定走私多少錢要坐牢乃至槍斃。但大家知道沿海省份都有進出口公司，軍隊也在辦進出口公司，但海關沒管。但市面上的元器件都是走私的，我們做還是不做？讓我們這個好好的企業非常為難。而且當年還有海關大檢查，稅務大檢查，我就對這個大檢查特別反感。為什么呢？因為一檢查的時候，下層的人員就可以隨心所欲地解釋法律。因為大檢查是特殊時期，經常出現這種情況，你撿了錢沒交，可以抓去槍斃，但真正的殺人、放火可以不查。當時的立法執法就是這樣的情況。
當時商業環境不好，企業誠信有很大的問題。比附我們現在認為非常好的溫州當時是假冒偽劣的發源地。我辦企業，連續被人騙了三次，剛辦企業一共20萬的投資，就被人騙了14萬，整體的環境非常惡劣。到了今天大家回想一下，我覺得大部分問題基本解決，還有一些問題根本解決了。像批文問題，像人民幣和外匯對接的問題。所以我感覺自己雞蛋孵小雞的溫度應該是39度左右，我1984年辦企業的時候溫度是42度，生命力極強的小雞才能孵出來，大批的雞蛋孵不出小雞。現在的溫度是39度半，但已經好得很了，所以大批的雞蛋都可以孵出小雞來。我覺得做成這件事國家也是很不容易的。我印象很深刻，六四運動的時候我心里非常緊張，擔心政局發生變故。按中外的歷史來看，出現這樣的情況，政局很容易波動，比如半年、一年換一次領導，如果這樣我們這個企業就受苦了。所以我在當時在山東找了一個農民，投了10萬元，辦了一個養豬廠，怕我們的員工吃不上豬肉。但85年以后政局一直是穩定的。更讓我的高興是，怕政局不穩，國家的政策會往左轉，因為當時美國的喇叭特別大，東歐又解體，根據共產黨的辦事規律，領導國家，敵人反對我們要擁護，敵人擁護我們要反對，在這種情況下一門心思說東歐解體了，美國又發出批評的話，按照正常的做法是積極去研究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經驗教訓，研究東歐解體的經驗教訓，然后再研究改革開放是不是走錯了路，然后徹底再返回到原來的位置。這個我當時真的非常擔心。后來鄧小平南巡講話，開了十四大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怎樣怎樣，以后在這個旗幟下，批文取消了，外匯和人民幣的額度對接上，然后又軟著陸，到十五大提出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不斷做得怎樣，但實際上號召提出來了三個代表。我覺得做到這件事非常不容易，治大國如烹小鮮，大國咱沒治過，小鮮烹過，實際上我必須要衡量企業內部的實力，要進行調整。有點像要把一個桌子扭在一個桌子腿的時候，必須是四個螺釘固定住位置，逐漸扭，否則只扭上一個其他三個就扭不上了。
就說反腐倡廉的事吧，大家跟我們一樣對腐敗恨之入骨。有一次海淀區有一件事處置得不公平，我去找海淀區的區委李書記抱怨。李書記跟我說老柳你說得對，我積極幫你解決。但我給你講一個故事，他說有一次他批評海淀的公安局長說民警做得事怎么不好。公安局長說我們要在一個月之內發出通知，想招五十個民警，要高中畢業個身體健康，條件都不高。一個月后報名有6個人，四個有病，三個是初中學歷。為什么是這樣呢？就是民警的責任、勞動和待遇不對稱，造成這樣的情況。這也讓我們感到，實際上要讓中國公務員的素質提高是很難的事，要讓公務員素質提高高薪養廉不是充分困難但是必要條件。但這樣做比較困難，這面有下崗職工，這面提高薪水就很困難。而且機構重疊，在一個縣里往往就有四套班子，要精簡機構又有穩定的事。另外還有像外交的問題，美國飛機撞中國飛機，中國人非常氣憤，美國人也氣憤，美國人看錄像說你看就是中國飛機撞咱們。我跟美國一個人辯論，我說兩家結婚相隔一公里，你們家派飛機往我們家里看。美國人說我們在公海，你們有能耐也到我們這里看，你明明知道我們沒有這個能力，這不是欺負人嗎？當時年輕學生生氣、軍方也生氣，希望中央軍隊穩住陣腳不要生氣。開完會接見了企業家，江澤民同志都是講中國環境怎么穩定，斗氣的話一句沒講，我聽了以后心里非常踏實，經濟強國才是政治強國。做領導確實有它的難處。在場的諸位我相信95%以上都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但改革開放還有很大一批成本，比附下崗的工人，還有三線的職工。我有一些同學后來分在三線，跟我同樣的年齡，學歷都很好，和他的子女現在的生活狀況肯定是非常不如意的，他們就是改革的成本。因此在改革中大家肯定會有不同的態度。那我們怎么辦呢？我們好象一只大船，大家綁在一塊兒往海里沉還是其中一部分人有能力把它堅固上岸，他們在拿一些東西把漏洞堵好，把剩下的人也接上去。怎么做好呢？肯定是讓一部分人先上。上去之后不是你跑上去就完了，要過來救剩下的人，否則這個穿就要沉。咱們的船不是英國船，不是美國船，那個船無論快慢，基本上了軌道了，坐在船上的人可以打撲克，看小說，可以不關心誰當船長。而我們這個船是非關心不可的，因為開船的人開得不好，船上的人亂動就可能翻。所以總體來講，剛才劉東華先生問我們到底要做什么？我們怎么能夠把事做好？還是應該想想，主要是我們上岸以后，我們還是要想到這個船本身要把這些人接出去，不然的話船還是要翻的。翻的話我們也不行。總體來說，十六大修改黨章是特別好的事。咱們國家在解放后，我國共產黨明明是執政黨，但老按革命黨的方式來做事，所以不穩定。現在提出中國共產黨不僅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也是人民的先鋒隊，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樣我們大家心里就踏實了。我上學的時候，一些同學學習成績非常好，但不能考大學。有一些在農村做事特別小心，做得特別好，但沒人理他們，但都是地主的子女。那個時候有點像元朝一樣，把人分成類嗎？在這種情況下國家人的積極性不能提高起來，所以修改黨章本身特別釋放了民營企業的積極性。我覺得民營企業家看到定心丸，但應該說當前不完全是這樣，在我們身邊還有很多不一定的事，所以我們要小心看海圖。前面是好的，當前還要小心。
在這兒聯想要做的兩件事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是我們如果把自己的事做好。現在有人說我們跟外國企業的競爭好比烏龜賽跑，外國企業好比兔子，中國企業好比烏龜，兔子沒睡覺，烏龜怎么賽得過？我說烏龜跟兔子第一階段，把兔子拉到沼澤地跑，在中國的環境下跑，看誰跑得好。這就說明咱們整個的情況不規范，剛才我講了中國企業遇到這么多的困難，外國企業就更難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發展。后來烏龜又要長出兔子基因，到干的黃土地上中國也能跑，我們現在要增加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這是最最根本的事。第二件事，聯想公司中我和我的同仁應該做一個奉公守法的模范，做先進文化的模范，做誠信的模范，不為別的，就因為在改革中很大一部分人付出成本，而我們是受益的，無論從哪個角度講，我們都有責任自己上岸后，幫助別人也上岸，保持自己的穩定，不僅為別人，也是為我們自己。謝謝大家。
聯想集團董事會主席柳傳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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