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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中國資本市場千奇百怪的陷阱，中小股民們當不斷審慎自警，千萬小心莫為一點甜頭被莊家夾在老鼠夾上。
在這個莊家與規則制定者如貓，中小股民如鼠的游戲中，我最不以為然的對策是所謂“與莊共舞”的理論：比如發現一個莊家正在挖一個新陷阱，躲到它的背后，把莊家推到陷阱里，這幾乎是異想天開，癡人說夢，以莊家的雄厚財力，及其聚起的能人詭士，在花樣百
出之際，一個或幾個中小股民要想占得上風，簡直如同與虎謀皮，即使偶一巧勝，也遲早被算計回去。坦率地說，我甚至懷疑所謂“搏殺莊家”的理論本身就是莊家的陰謀，因為，只要中小股民敢于和莊搏斗下去，那中小股民的錢遲早會進了莊家的荷包。
若中小股民真會維護自己的利益，最重要的還是要集合起來，從源頭上消除莊家產生的土壤。
終結莊家時代消解證券雙軌
2000年10月，當某些自以為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基金被媒體曝光之后；2001年1月，當曾經在兩年之內呼風喚雨，將中科創業由17元爆炒到80元的莊家呂梁山窮水盡被迫浮出水面之后；2001年4月，當曾神通大顯將億安股價于2000年2月狂炒越過百元的廣東欣盛等四大莊家被證券監管當局打回原形之時，莊家已難以隨心所欲地操控中國股市。
在隨同中小股民一起為監管當局叫好時，我們不能不有更清醒的理性：這只是終結一個舊時代——莊家時代的開始，而遠非結局。
若要真正地終結莊家時代，首先要完成輿論上的正本清源。莊家們之所以能在一段時間內躲在暗處，卻神氣十足地翻手為云，覆手為雨，首先在于他們偷天換日、混淆視聽的輿論布局：其一，股市就是投機，而不是投資，股市是非理性的，因此，ST、PT的股票價格當然可以比績優股藍籌股更高，股價完全可以成為價值基本面的脫韁野馬；其二，擁有大量資本的大戶投資者就是莊家，大戶莊家就是穩定市場的力量，因為美國有很多動輒幾百億甚至上千億美元的大戶莊家，所以美國股市才穩健；第三，也是上述兩種論調的本源，既然我們要搞市場經濟、自由股市，怎么能限制大戶莊家的自由？
多年研究美國金融證券市場的郎咸平帶來的知識正摧毀著以上顛覆者的怪談。第一，自由股市是所有入市者的自由，絕不是少數操縱者的自由，退一萬步說，即使在規范的賭場，大戶也絕無抽老千的自由。大戶在整個證券市場中只能是少數，中小股民才是真正的多數，這些大多數因股市公正、公開、公平而匯聚的信心，乃證券市場長期穩定發展的真正脊梁柱石。股市當是以智慧的多寡為分配的標準，而非以資本的多寡為分配準繩。少數操控者的絕對自由必然侵犯大多數投資者的自由，在他們利益“巧取”的背后是對后者合法經濟權力的剝奪。第二，大戶和莊家完全是兩回事，擁有大資金者即為大戶，但大戶同時操控上市公司信息以牟利方為莊家。在美國，莊家是要被堅決消滅的，像巴菲特那樣的大戶是靠對真實價值獨具慧眼而謀利，通過金融工程學的復雜而科學的投資組合規避風險，索羅斯之流也只能在監管乏力的弱市中興風作浪。因此，一家業績下滑公司的股價在當今紐約證交所狂升，是絕無可能的。
真正要終結莊家時代，更重要的是治理莊家可乘的企業悖論之機。早在1904年，美國經濟學家凡勃倫就在《營利企業論》中指出：隨著企業上市，企業將產生現實收益力和預期收益力的差異，即前者要做出企業長期實在的盈利，后者通過短期效應炒作自身股票而牟取暴利，企業家的精神分裂將由此達至巔峰。他預言，后者必占上風，將會導致金融市場的崩潰。這位身前不為資本市場所喜者辭世的那一年——1929年，美國股市崩盤了，世界經濟連環崩塌，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戰后，美國人痛定思痛，找到治療企業家精神分裂的苦口良藥，在微觀上，推進所有者與經營者的分離；在金融市場宏觀層面，嚴厲打擊莊家，嚴懲虛假消息及操縱股市，逼迫股票價格回歸價值基本面，即盈利增，股價漲；盈利減，股價跌，從而迫使企業扎實經營。
當今中國，莊家操控特殊背景是證券金融市場的雙軌：在上市公司層面，同一種股票，一軌是流通的公眾私人股，另一軌是不流通的國有股和法人股，國有和法人股常可以操控公眾股；在上市公司經營者層面，一軌是董事長乃公司經營者，另一軌他(她)可能同時是證券市場或明或暗的私人投資者。事實上，一方面他的權力足以掌控上市公司消息，另一方面，假如他出賣上市公司信息，獲得的利益可能遠超過他作為經營者的收益。在現今法律框架之下，虛報信息、黑幕交易很難被繩之于法，如此，企業家對抗莊家收買的惟一力量源泉就是黨性或道德自律。換言之，雙軌制激化了上市公司的固有悖反。國有證券公司、基金、投資公司存在著類似的雙軌。客觀上，這種雙軌難以遏制當企業家被莊家收買后雙重財富轉移，一是國有資產流失到莊家手中，二是中小股民的資本被豪奪到莊家手中，最后很可能演繹國人最不想看到的悲劇：一面是國有上市公司被掏空，一方面中小股民望市卻步，而莊家卻卷款私逃。
中科系、億安的崩潰正是警告這種危機已經日益逼近，中國股市已經到了非標本兼治不可的時候了。治標在于加強監管，盡可能增加莊家投機的成本，治本在于盡快消解證券市場的雙軌落差，惟有消解后者才能真正終結莊家。
誰能拯救中國股市
如果以EVA之“眼”透視2001中國股市，中國股市正完成一個尷尬的蛻變——由2000年的正和游戲變成2001年的負和游戲——中國股市真的滑落為我們一再擔心的財富黑洞。
如果以傳統的會計標準度量，2001年的中國股市還說得過去，1073家上市公司平均凈利潤為5858萬元。但天上沒有掉下的餡餅，資本也是有成本的。這個成本就是，股民既然投資了，最起碼的收益應該比銀行存款和債券的收益要高，簡言之，EVA就是扣除此成本后的凈收益。如此一算，2001年中國上市公司的平均EVA數額為-1442萬元。換言之，中國股市整體上非但沒有創造真正的財富，而是在毀滅財富。
盡管對資本成本的計算方法仍有爭議，但沒有爭議的是股市的本質意義，它不再單純是為國有企業融資，而是在符合基本面的股市中，資本向創富效率高的上市公司配置，從而刺激優質上市公司創造更多的真實財富，使股市變成正和游戲，所有的參與者方能總體上都是贏家。
面對中國股市淪為負和博弈的現實，道瓊斯公司高潮生先生提出的解決之道頗有幾分道理：“調整股市結構、強化政府監管、改善公司盈利是健全中國股市的3大法寶，只有三者同時并進才能夠推動中國股市跨入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最終告別以炒作為核心和動力的初級階段。調整股市結構在三者之中起著激活全局的作用。”
2001年6月至2002年6月，風起云涌，充分博弈的國有股減持在公開、透明的討論中取得階段性成果，日漸逼近中國股市的一個整體解決方案：實行股票全流通，從根本上消除國有非流通股和公眾流通股的雙軌制；促使上市公司明晰產權所有人；在對公眾流通股股東進行合理補償的前提下，通過市場競賣確定國有股減持價格，確保國有資產價值合理最大化，進而充實對轉型中國生死攸關的社保基金。倘若堅定地跨出這一步，中國股市將決定性地消除主要弊端。
富有意味的是，國有股減持卻在關鍵時刻嘎然而止。它正由有缺陷的進步邁向日漸完善的自我革命時，卻在所謂的“暫時糾錯”、“徹底糾錯”的輿論中，自我否定為民眾養老負責任的正確初衷。而極少人參與(難免暗箱嫌疑)、極低價格(一般是非流通股的凈資產價格)出賣國有資產的協議轉讓卻光明正大地挺到前臺。
鑒于受讓者大多是民營企業，因此這一輪狂飆突進的協議轉讓就是中國股市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民營化大潮。但這在一些人看來，卻是拯救中國股市的最現實的道路。
且不論暗箱協議轉讓給國家、民眾帶來多大損失，也不說以目前民營老板的經營管理素質能否先行自我救贖，從邏輯上講，僅僅微觀個體的產權明晰，可以使好人能夠成為好人(比原來的好人難做是個進步)，但無法阻止好人變成壞人，更無法遏制壞人作惡。因為用極少的非流通資本掌控數以十倍計的流通股資金，很難使好人抵御掏空上市公司的暴利誘惑；而侵吞中小股民的惡莊也得不到應有的制衡和制裁。
我們不想僅止步于邏輯推論和個案調查，全面的數據分析會使發言更有底氣，因此，我們特別與思騰思特公司、上海榮正咨詢公司、深圳證券信息有限公司合作，對目前中國民營上市公司的2001年EVA財富創造力進行透視，得出的基本結論是：一、民營上市公司的EVA平均值并未好過全部上市公司；二、EVA為負的公司比例為40.8%，低于全部上市公司的57%。民營上市公司同樣嚴重地存在著EVA和MVA“精神分裂”的癥狀，無法擺脫以炒作為核心和動力的嫌疑。
至于民營上市公司能在未來拯救中國股市，鑒于內地公司上市時間大多較短，無法做出縱向對比，郎咸平教授對香港民營上市公司進行分析，他的結論是：相對而言，香港的股民并不信任民營企業。
顯然，如何拯救中國股市有著難和易的辯證法，國有股減持的整體解決固然難，但跨出正確的一步將海闊天空；協議轉讓固然易，但于國于民于股市價值菲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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