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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26日，浦東金貿大廈會議廳，“寒窗異國，才富中華”的條幅橫掛在主席臺上，這里正召開著一次歐美同學的聚會。當歐美經濟蕭條之時，東方祖國風景這邊獨好之刻，越來越多的歐美同學返回到浦江之畔，繼續追求他們財富的光榮與夢想……
當黃曉光演講完畢，會議繼續進行，他如約來到連接金貿塔樓和會議大廈橋廊上的一間會客室，我們開始了一次深入的采訪。交談之下才知，30年前，黃只是上海灘一個平民的
孩子，為著5分錢一次游泳而快樂不已，如今他已經成為上海灘的財富偶像之一。在這個渴望成為遠東最重要金融中心的大都市里，他是世界最大的銀行——花旗銀行上海分行的行長，而花旗銀行上海分行是所有外資銀行在上海最成功的。面對何以成功的提問，黃謙遜地說：30%是個人的努力，70%是遇上了幸運的時代。
作為這個時代的觀察者和思考者，我也是非常幸運的。黃只是2001年初至今采訪的杰出人士之一，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我有幸向前美國商業部助理副部長黃健南先生、鳳凰衛視總裁劉長樂先生等名宿當面請教；在金融證券領域，與上海證券交易所副總經理劉嘯東、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高盛亞洲董事總經理胡祖六等真誠對話；在華人實業界與明基電通李尡耀、聯想總裁楊元慶、漢普總裁張后啟等共同切磋；在跨國公司界，與寶潔董事長白波，柯達總裁鄧凱達等開誠對話……每每總是一見如故，談興甚濃。當然還有很多沒有見過面，但我們以文神交的精英，如世界銀行常務副行長章晟曼先生等……
他們都是各行各業頂尖的精英，在中國青年的眼中，他們已經贏得了財富的光榮和夢想，在中國這個千載難逢的偉大時代里成為贏家。我知道所有不甘平庸、渴望成功的青年都想問一個共同問題：他們憑什么能夠贏得成功，在這個幸運的時代，一次次把握住機遇，奮斗不休，成為精英，躋身主流？
每一次我都代人們問了，他們每個人獨具魅力的故事，我已經寫在了紙上，寫在了這本書里。作為記錄者，我已經盡到了我的責任，但對于以思考為樂，對于追求時代主流精神完美傳播的我來說，這還不能令自己滿意。因為昔日的成功是不可復制的，當天時、地利、人和變遷之后，試圖簡單克隆是愚昧的想法。然而，我相信，成功的思維特質和行動原則卻是共通的。
分析每一位成功者的路徑，感悟每一位成功者的思維邏輯后，我試圖將其背后的成功邏輯與思維智慧予以提煉概括。這一嘗試讓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富貴魔方。紅的一面是思維的五重境界，黃的一面是思索的五種武器，藍的一面是人性的五個層次。每個人都可以轉動這個魔方，選擇適合這個時代的格局境界，選擇適合自己的人性動力，選擇適合的分析行動智慧，從而為自己財富的光榮與夢想定位。
一個人的5重思維境界
“英俊非凡”，第一次看到胡祖六的時候，覺得他不到30歲，英俊的面龐，挺拔的身軀，得體的西服，使他在2001年8月，哈佛商學院在上海香格里拉大酒店召開的公司治理結構會議上成為最瀟灑的男人。在那次國際頂尖的會議上，內地、香港特區兩大證監會主席周小川和沈聯濤都到場，而張維迎、郎咸平、林毅夫等青年才俊亦非常活躍。
胡是典型的不斷尋求自我超越者，從湖南一個小縣城，到北京求學，而后到哈佛苦讀，到最后以高盛的名義回到中國，他的視野不斷開闊，他的平臺不斷升級，如今成為中國收入最高的投行經理之一，年收入當在百萬美元。
胡祖六典型地展現了精英們共同的特質，那就是他們永遠不滿足現狀，永遠主動地去追求。他們都具備不斷向上超越和穿透的思維能力。當他們站得更高，才能望得更遠，事業才能做的越大。對于渴望追求財富夢想的國人而言，追尋精英們的成功原由，先要透視他們的不斷升級的事業格局。倘若想尋覓到未來更豐盛的事業和生活的“奶酪”，你只有在更廣的背景下，你才能更清晰地斷定你的現在，追尋你的未來。
給自己定位，你可以把自己放到一個比一個更寬廣，而且運動著的時代背景里觀察：微觀經濟(企業)層面；中觀經濟(區域或行業)層面；宏觀經濟(國家及國際)層面；社會發展層面；哲學、宗教和人性層面。這思維的5個層面，一層比一層更高，每上一層都是對人的智慧的更高挑戰，每上一個層次都蘊涵了更豐碩的物質財富或美味的精神營養，不可不察。如果我們能夠通透地認知，你就會明白，追尋到財富絕對不是僅僅靠碰運氣。
假設現在有一位在某知名電視機公司生產線上的40歲的普通男性組裝工人王，如果用五重思維的方法，對他未來完整定位大體是這樣的：(1)他在公司的工作崗位是比較沒有競爭力的，他的工作的技術含量很低，而且沒有通用性，如果失業，很難找到同樣的工作；而他所在的公司在彩電行業的競爭力嚴重下降(微觀之企業)，現在虧損嚴重，裁員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2)彩電業已經成為過度競爭產業，2001年中國家電行業全行業虧損，標志著彩電業在中國正在變成一個夕陽產業(中觀之行業)；王的公司位于中國西部地區，當地比較落后，下崗失業人數較多，再就業困難。(3)自1998年開始，中國宏觀經濟進入通緊時期，迄今沒有明顯的好轉跡象，21世紀的前10年，宏觀經濟的增長必定比1990年代將有所減緩(宏觀之國家)，產業調整勢必加速。2001年11月，中國正式加入WTO，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深入，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將加劇，在日本長期陷入衰退和歐洲經濟表現溫吞的局面下，9·１1事件使美國經濟蕭條，全球經濟增長、國際消費需求令人憂慮，中國彩電業出口難度將增大(宏觀之國際)。(4)中國社會發展正面臨兩千年來的一次重大社會變遷的關鍵分水嶺上，如果說1840年的鴉片戰爭是這一轉型的開端的話，在一波三折之后，現在正邁到最具有希望也最危險的時刻，未來5至10年的中國穩定與發展有可能決定這一社會轉型的最終成敗。王很有可能在不久后成為下崗的弱勢群體一員，而能不能使弱勢群體維持生存的基本需求，不使他們失去對未來的信心將是關鍵的安全閥(社會發展之中國)；而中國的國家福利進展將會受到福利國際進程的影響，從國際社會的發展來看，全球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正面臨又一輪大的機遇和挑戰。世界經濟一體化將帶來更高的全球效率，也很可能導致更嚴重的貧富分化和窮國與富國之間的對立。如果不能有效地建立福利國際的機制，在未來的5至10年，世界局勢有可能進入一個新的更加動蕩的時期(社會發展之國際)。(5)因為中國社會和國際社會的發展正進入一個非常微妙，難以預測的時期，人們對未來的安全感越來越難以把握，人性中外向的精神依賴感將增強，邪教可能乘虛而入，倘若慈悲而具包容力的文明不能復興，則王不排除受邪教蠱惑的可能。
由于以上的幾重坐標的判斷，這位工人正因為崗位競爭力低下，行業的夕陽化，競爭力衰退，國內國際宏觀環境的約束等等原因，盡管他沒有發現自己危機將至，他正在失去自己的“奶酪”，他很可能失業下崗，乃至可能陷入宗教的盲從和人性的負面。
作為個人，在他特定的時間與空間里，有一些是他可以通過個人的奮斗所改變的，有一些則需要政府和國際社會來努力解決。
思維第一層：通透微觀公司管理運作的技能
當然會有人說，判斷這個工人的定位與未來，可以很直接和簡單，用得著搞那么復雜嗎？尤其是什么宏觀經濟和國際經濟、社會發展什么的，根本不著邊際！
坦率地說，這5個思維層面的設計思考本身，就是希望它能夠成為一個通用模型，能夠解釋成功者成功背后境界提升的奧妙，對社會各個層面的人都有啟發。
精英們之所以出類拔萃，是他們不斷升級的思維和人生境界。假如一個人這一生的夢想僅僅是一個好技術工人，只要掌握一門熟練技術謀生即可，則沒有浪費時間看下去的必要。但成為稱職的職業經理人，就需要悟通微觀企業管理經營之道；如果你是一個老板或經營者，那你就不僅要通曉企業內部管理，駕馭職業經理，還要對外部宏觀經濟的漲落冷暖，銀根的寬松或收緊非常敏感，否則說不定哪天自己的資金鏈條就崩斷；而作為一個政府官員，則需要對本地區的社會發展的來龍去脈了然于心；而像世界銀行常務副行長章晟曼，就需要研究國際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層面的東西。而作為一個主流的傳媒首腦，如鳳凰衛視的劉長樂先生，就需要能夠打通思維的5個層面，在我個人看來，主流傳媒的主要責任是要幫助整個社會找到理性共贏的機制。一句話，一個人的事業做的越大，一個人的事業能容納的人越多，或者一個人能夠影響的人越多，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你具備自下而上多少層思維的通透力和超越力。
能夠穿透思維的5個層面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因為僅僅把思維的每個層面打通就很不容易了。在每個層次上，前人各種不同的思考和認知都常常見仁見智，不乏分歧，甚至針鋒相對的對立觀點。你先要利用立體型思維方式將它們各歸其位，而后融會貫通，最后納為己用。
思維的第一個層面——微觀經濟的公司運作。企業運作本身又分很多層次，如管理、營銷、新產品開發等等。僅拿人的管理來說，如果你是一個老板或者是一個職業經理人，如何管好員工就不容易——管得太嚴，員工創造力可能受約束；管得太松，漏洞太多。如你求教管理學，你就可能看到很多截然不同的論述，如墜霧中。
信奉泰羅科學管理的老福特就把工人當成機器的螺絲。他甚至露骨地說，在T型車總共需要8000多道工序中，“我們發現670道工序可以由沒有腿的人來完成……”松下電器老板松下幸之助卻迥然不同，他說：“我本人的經營理念，其基礎就是我們所理解的對人的看法。一言以蔽之，人就是萬物之主，是偉大而高尚的存在，我們要提倡新的人道。”為此，松下實行了類似社會主義方式的全員雇傭制。而思科的總裁錢伯斯簡直把員工捧為上帝，在思科1999年以5550億美元的市值成為全球最高市值公司時，仍不忘如此自警：“如果把思科100位最優秀的人挖走，相信思科的市值最多只有1995年的水平——90億美元。”因此，他把40%的期權發放給優秀員工。
以上都是如假包換的事實，豈非讓后人無所適從？事實上，這并不矛盾。20世紀初，老福特的T型車是大規模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線，工人的技術含量很低，他隨時可以找另外一個人或一條腿來替換；而到了1980年代的日本，家電已是技術密集型產業，采取的是柔性生產方式，培養這樣一個高技術工人代價不菲，老板自然要提高員工待遇；至于21世紀之初的思科，已是典型的知識企業，知識已經比資本更稀缺，企業的競爭力主要源于員工的大腦，員工開心不開心，興奮不興奮，已經成為價值創造的最重要因素，故而錢伯斯要用股份和笑臉留住他們的心。
以是觀之，每一種管理學方法都有適合的特定的時間和空間，就像在20世紀初，勞動密集型的汽車企業福特就采用鐵血管理取得巨大成功，但如果在21世紀初，在思科采用這種方法，簡直是瘋了，沒有一個人會為其打工。不能用一種的存在否定另一種的存在，最重要的是找到它們各自存身的時間和空間，各歸其位。如果你想做一個游刃有余的職業經理人，那你就要學會根據自己企業特點，時代特征和社會環境，尋找合適的管理方法和企業文化。
在企業經營管理的其它環節也是一樣。再如營銷，天下沒有最好的營銷方式，只有最合適的方法。而這最合適的方法也將隨著企業成長和轉型而變。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也是如此，你可以壟斷制造，也可以掌控整個產業鏈，也可以形成新技術壟斷，或形成強勢終端，但更重要的是發揮你的最大優勢造就公司的不可替代性。
當一個普通員工或者技術員，若經常思考以上問題，并努力尋求答案的時候，他就已經開始向上穿透，就非常有可能在企業組織內部的一次次變革中，抓住機會，使自己邁向更重要，更不可或缺，或者是不可替代的崗位，他就可能在這個組織內部的蛋糕分配中獲得更大的份額。
思維第二層：尋找未來朝陽產業的投資眼界
同樣的職業經理，比如在金融領域風光正好的黃曉光、胡祖六和不太那么走運的李洪峰、盧錦文為什么會形成如此強烈的反差，甚至堪稱天壤之別，這又是為什么？
若想尋覓到未來更豐美的“奶酪”，除了個人的勤奮和有心外，還要潛心觀察這個公司在行業和區域經濟中的位置。就像“泰坦尼克”號，已經要沉了，你在那里拼命地向外排水，再辛苦也只能是悲劇。
為了未來，你需要對自己的企業進行評估：一是你就職的企業在行業中的地位；二是這個行業是朝陽產業還是夕陽產業；第三，企業所處的地區是發達的還是落后的。這就是中觀經濟層面的定位。
你的企業正“贏家通吃”，還是快要出局？這是第一迫切的問題。市場的規則是，排行前列的企業將先享用這個行業中最大份額的蛋糕。如果落在前三位之后，市場就已經黃牌警告，如不能迅速擺脫困局，很可能就被淘汰出局。換言之，如果你還不打算離開本行業，那么躋身本行業最有競爭力的企業，會有利于你確保明日的“奶酪”。如果危機已經在前面的路口埋伏著等你的公司，你的“奶酪”即將被別人動走，而你無力改變，最現實的辦法是寧愿降級屈尊到行業龍頭企業中，或者是更具活力和成長性的創新企業中去。
行業級的“奶酪”也是動態的，也可能被拿走。因為，即使你跳到排行前列或有活力的企業，但如果整個行業正淪落為夕陽產業，利潤非常菲薄，甚至出現全行業虧損，那未來也不容樂觀，在本書出現的職業精英中，原華寶空調營銷總經理盧錦文和原榮事達營銷副總經理李洪峰的經歷是較為坎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他們從事的家電行業已經衰落為暮氣沉沉的夕陽行業。
每一個行業，都有啟蒙期、成長期、成熟期和衰落期，都有其興衰成敗的客觀規律。最具市場感覺的人很少會在一個行業中呆一輩子的。最有眼光的投資者會選擇在啟蒙期，行業高速成長之前介入新的朝陽行業，那是市場高速擴張，利潤空間最大，資本市場也最為追捧的時期。最高明的投資人會在行業成熟的早期把他的事業賣給別人，然后轉入另一個更具潛力的朝陽行業中去。
產業興衰有點像西部淘金，啟蒙期如同剛剛在西部發現了金礦；高速成長期就像你已經淘得了第一桶金，很多人正蜂擁而至；成熟期是很多金礦開采已經正規化，各種內外部管理也逐步到位，市場競爭非常激烈，金價也開始下跌；衰落期是金礦已經開采殆盡，越來越多的礦工失業，當一個礦區失業人口越來越多，社會購買力就會日趨下降，就會導致相關服務等行業的蕭條，區域經濟和社會環境也日趨惡化。
對金礦最敏感的人會第一時間快馬加鞭，搶在別人的前面，來到尚待啟蒙的西部，跑馬圈地，挖取第一桶金。當西部淘金陷入狂熱，無數巨賈帶著滿箱美元前來時，他以最高的價格把整個金礦賣給別人。此刻，市場正陷入狂熱迷亂的高峰，自然可以賣出最好的價格。當然，在高速成長的后期接盤的人，也未必就是傻瓜，如果他有強大的做到全行業的龍頭或壟斷地位的能力和經驗，賺取成熟期長期而穩定的收益，也不失為一種穩健的人生態度。但當衰落開始后，聰明的人會早早離開那個衰亡的行業和行將沉淪的礦區，否則，未來的“奶酪”注定會逐漸失去。
在當今中國，傳統農業和采礦業等第一產業正在衰落；第二產業制造業正進入成熟期，競爭已經日趨激烈，利潤已經嚴重攤薄；第三產業正方興未艾，蘊藏著無數財富的光榮和夢想。這是改革開放后，中國市場化深入推進的必然走勢。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大包干改革釋放了農村生產力。但從那以后，農業發展動力匱乏，農民的負擔反而日見加重。加上WTO后外國農產品的沖擊，傳統農業的衰落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大量的民工已經涌入城市，農村撂荒，一片蕭條(當然未來也存在物極必反的可能，即當荒廢的土地越來越多，現代集約化農業倒可能降臨)。
制造業正進入成熟期，1980年代中后期城市國有企業改革開始，中國民營制造企業像野花一樣在夾縫中生長，跨國制造企業在1990年代中期大規模將生產基地轉移到中國，至21世紀初，中國的制造業已經呈現過度競爭狀態，并購和淘汰將成為行業主導特點。
現在正處于啟蒙或者是高速成長期的是服務業，原因有二：一、在加入WTO后，國家逐漸放開外商對服務業的投資限制，外商對服務業的投入必將高速增長；二、隨著制造業的成熟和利潤攤薄，制造業以前積累的利潤自然將流向服務業，產業升級勢在必然。
服務業至少將展現在5個領域：商業服務業、管理服務業、金融服務業、信息娛樂服務業和教育服務業。
從未來成長潛力來看，商業服務業要差一些，因為中國商業的市場化甚至是最早的，現在的競爭密度不亞于制造業，已經進入了品牌競爭的階段，比如上海華聯超市董事長華洲說，超市連鎖現在的競爭門檻是500家，如果你的連鎖規模在500家以下，現在肯定是不能賺錢。
管理服務業是未來的一個重要成長空間，尤其是IT管理的方向，現在國際上的IBM、惠普代表著這一方向，國內的聯想入主漢普也正在開始這一轉型。未來各行各業IT管理的外包將是一個非常巨大的市場。2001年，IBM的IT外包收入就達到400億美元，而中國企業IT管理革命歷程才剛剛開始。在本書的精英中，漢普總裁張后啟，原亞洲物流總裁陳奇，和君創業的王明夫、李肅、彭劍峰、包政，前程無憂的甄榮輝，快步易捷的翟學魂、羅弘等六人組，麥肯錫的陳嵐均在此找到了他們財富的增長點。
金融服務業的外延空間可能比管理服務業更大，將包括銀行、保險、證券、投行、租賃、擔保等等，目前中國金融服務業因為長期國有的惰性，總體上還是相當計劃、落后甚至原始。但現在改變已經開始，以花旗銀行為代表的外資金融和以招商銀行為代表的本土金融開始滿足嚴重饑渴的金融市場需求；中國民間銀行即將掀起一輪大潮；以中小企業和創新企業為服務對象的金融中介機構空間巨大。本書的精英如劉嘯東、郎咸平、黃曉光、胡祖六、單祥雙已經或正在崛起為引人注目的明星。
信息娛樂服務業則包括電信服務、傳媒服務、影視制作、電子游戲等行業，將以現代信息技術為手段，傳播知識和智慧、娛樂與獵奇，它的最主要門檻是對現代人的心理認識能力和對各種文明智慧的體察能力。陳紹華和趙志強已在此捷足先登。
隨著教育禁區的松動，官辦教育無法跟上時代發展的腳步，傳播現代新教育理念的各種層次的民間教育已經開始發跡。
對于中國人和中國企業而言，未來誘人而甜美的高速成長的“奶酪”要從管理、金融、信息和教育這4大領域來開掘。在本書出現的33位(組)精英中，服務業占到17位(組)，他們的事業絕大多數都在高速增長，不多年銷售收入達到了100%的增長率。
思維第三層：在跌宕起伏的宏觀周期中游刃
當葉鶯被任命為柯達全球副總裁的前幾天，我與葉女士有一次單獨的深談，葉女士反復追問我對西部大開發以及西部經濟發展的看法，顯然這個問題她已經無數次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見，僅從這一點看，葉就不愧為具有有宏觀戰略眼光的優秀企業家。
行業興衰的背景后，又會有一個更大的背景——宏觀經濟周期的影響。倘若經濟嚴重衰退，即使是高成長期的行業，資金鏈也會將繃得很緊，投資受到壓抑。如果你是一個老板，在這個時候選擇投資；或者是作為一個職業經理，在這個時候跳槽，就要小心一點。
西方經濟學家把宏觀經濟周期分為4段：衰退、谷底、復蘇、高峰，而后又是衰退……以及永無休止的漲落交替。在衰退的時候，證券市場最為敏感，股票價格一般急劇下跌，企業利潤下降，投資下降，一些敏感的商品價格下跌，失業現象增加。當生產能力被遏制到底谷后，市場的平均利潤率提高，將促使投資增加，投資增加又帶動了消費增加，市場進入一個復蘇期，在達到產出能力最大化，剩余嚴重后，平均利潤率嚴重下降，經濟又進入一個衰退期。
一般地來說，如果你有充足的現金流，在谷底時，投資和收購是最便宜的，當然，你要能確定底谷很快就會過去。對于職業經理人來說，選擇在谷底跳槽未必是一個好主意，一次很職業的跳槽應當選擇在原企業發展達到高點時，在該行業行將進入夕陽通道的時候，跳入的是最具成長性的企業和行業，最好還是在宏觀經濟開始復蘇的時候。這和投資股票的道理是一樣的。當然我也非常欣賞杰克·韋爾奇那樣杰出的職業經理人，他會和GE一起度過兩、三個宏觀經濟周期，把GE做成世界上最優秀的公司，帶著很多人的崇拜離開。但在目前轉型中國，西方發達國家200多年的市場歷程被壓縮到20-30年中，你很難找到GE那樣穩健的企業，除非你跳到GE那樣的跨國公司去。
與西方成熟的宏觀經濟周期不同，當下中國的宏觀經濟更多地帶有轉型經濟的烙印。這是雙重的轉型，一是由計劃調控為主逐步轉向市場調節為主；二是由國內市場獨立運行轉向國際經濟一體化，因此很難用西方成熟市場的理論來套。
近10年的宏觀經濟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92年——1995年的超高增長、高通漲期；1995——1998年，高增長和低通漲期；1998年至今的較高增長和通貨緊縮期。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后，國內銀根放松，貨幣投放過多，出現大規模投資浪潮。同時，國際關系緩和，外商投資高速增長，多數是外貿加工型投資，受此影響，出口增加很快，更重要的是長期被計劃短缺壓抑的市場需求非常旺盛，GDP(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在1992、1993年分別創下12.8%，13.4%的新高，在1994年也達到了11.8%，而通貨膨脹也創下了21.7%的紀錄。那真是中國經濟的癲狂時刻，中國的富豪們肯定記憶深刻，隨便搞個東西都能賺取暴利，簡直像在街上撿鈔票，連滿街的服裝倒爺也能常常賺100%的利潤，像劉永好兄弟等很多超級富豪都是在那時候掘到第一桶金。
為對付嚴重的通貨膨脹，1995年后，國家開始控制銀行貸款，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GDP增長速度逐漸趨緩，降至1996年的9.7%和1997年的8.8%，通漲在1996年降低到6.1%，并在1997年持續下降。中國的企業和老板感到錢沒有那么好賺了，很多沒有足夠適應能力的中小國有企業陷入泥潭。
1998年是中國經濟的一個轉折點，1997年下半年開始，物價連續下降。1998年7月，朱镕基總理在內蒙古視察時，第一次使用了通貨緊縮的概念。由此，中國宏觀經濟開始采取了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呈現這樣經濟整體特征：GDP增長緩慢下降，通緊局面持續，廣義貨幣供應量(M1)較大幅度高于GDP增長，國家財政收入較大幅度高于GDP增長。到2002年4月17日，財政部長項懷誠透露，中國的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經達到2.7%，債務余額已上升到1.6萬億，占GDP的比重已經上升到16.7%。他說“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在這種宏觀背景下，傳統行業中即使連有規模和實力的民營企業都開始感到了巨大壓力。市場開始顯露它嚴厲的一半面孔。
自1992年以來的經濟周期，中國宏觀經濟先通漲再通緊，增長速度在高位持續減緩，是無法用西方成熟市場的工具來解釋的。它更主要的是轉型社會幾種市場因素聯合作用的結果。
一是1990年代初期的市場饑渴癥。因為計劃經濟是短缺經濟，什么都要計劃，憑票供應，這極大地將消費壓抑在潛在水平之下，使全社會的需求處于長期饑餓狀態。消費的狂飆極大地拉動了投資的增長，引發通貨膨脹，又透支了未來一部分消費，從而使1992年、1993年出現了那種盛極一時的搶購風潮。我把它比喻為計劃轉型早期，中國與市場的“熱戀”階段。但這種“熱戀”是不可再生，不可復制的，就像人的初戀只能有一次一樣。
外商投資是第二個因素。從1992年開始，中國外商投資持續高漲。1997年實際利用外資創下640億美元的天高，外商投資在中國首先表現為消費行為——購買各種建材，支付先期工資，然后才是投資行為，外資成為拉動中國經濟保持高位增長的重要動力。此后受亞洲金融危機等影響，出現較大下滑。2001年，在中國加入WTO已經明確利好的情況下，外商直接投資額為468億美元，仍低于1997年。實際上，2001年和1997年的兩個外商投資高峰是有區別的。1997年的外商主要投資在制造業；2001年則是服務業。2001年，大型制造業跨國公司中國子公司，譬如西門子出現裁員，而服務業的投資仍將保持高位，我個人判斷大致可以保持3年左右，但也出現減緩的趨勢。換言之，外商投資拉動中國宏觀經濟發展的力量也將在逐漸減弱之中。
第三，外貿出口功不可沒。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外商投資大多是來料加工型企業。相當比例的產品出口，使1993年、1994年進出口總額增長分別達到18.3%和20.9%的最高峰，而后在起伏不定中呈下滑趨勢，直至2001年外貿出口額增長為6.8%(注本小節宏觀經濟數據除說明出處外，均引自全國人大歷屆政府報告)。這其中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在日本經濟長期衰退，歐洲經濟始終不溫不火，金融危機席卷亞洲之后，美國經濟也在2000年網絡泡沫破裂后增長放緩，因為9·１1、安然等事件甚至有進入衰退的可能，國際需求減少；二是在美國的超市里，相當部分的勞動密集型的中低檔商品，如帽子、鞋子和衣服等，都是MADE IN CHINA。未來的出口增加惟有期待著產品升級，但這并不容易，盡管“中國制造”有著價格優勢，在未來的歲月里，出口增長對GDP的強勁拉動難以長期保持高增長。
第四個因素是國內微觀——企業的制度進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作用。從1992年到2001年，企業效率有了天壤之別。一個非常有趣的事實是，1994年的時候，一臺21英寸的彩電，要2700元，到2001年的時候，同樣尺寸的彩電可能只要800元，成本減低，效率提高，也成為GDP增長的有效動力，但現在這個潛力似乎逼近極限。
其它的宏觀原因還有，如有的經濟學家所指的中國老百姓的勤勉，高達30%以上的儲蓄率，1990年代后期，中國進入資本剩余階段后，它的意義也變小了；再有從1998年開始的積極財政貨幣政策，但那種低效的投資對經濟的拉動只能是曇花一現的，而且將付出降低民間投資熱情的代價，從當時特定需求看，它緩沖了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的間接威脅，但從長期看，得不償失。
從以上幾種因素分析，中國下一階段宏觀環境因服務業開放而熱鬧一時，但長期看不是很樂觀。老板的投資和發展行為都要謹慎為妙。就像這兩年，有的老板因彩電利潤菲薄，就打算投空調，結果是尚未形成規模，空調利潤已經被攤薄，同樣投向PC和手機的都遭遇了同樣的尷尬。
這幾種轉型國家的特殊動力，每一種的作用都因市場化深入而削減，像市場饑渴癥，更像黃鶴一去不返。如果撇開產業升級的動力——對發達國家同樣存在，中國尚有一種轉型原動力有待于啟蒙發揮，那就是高效而公平的國家管理體系的改革。
公正、高效而受到公眾有效監督的政府，將會大幅降低社會交易成本，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從這個角度而言，未來政府對高素質的高級人才需求會增加，這是未來可以預想的“奶酪”。不過這種“奶酪”比較適合那種對金錢不貪婪但對精神財富很在意的社會精英。就像本書的宏觀經濟管理部門的精英——上海證券交易所副總經理劉嘯東。
相信以上從1992年支撐中國經濟10多年超常規發展的幾種助推力——外資、外貿和微觀進步，在中國正式加入WTO后5年后會逐漸削弱，中國經濟在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能不能保持6%以上的平均增長率，最重要的要看國家管理體系向精練、高效、公正、透明的轉型進度。
思維第四層：在社會發展轉型分水嶺上立業
歐代明頂住了壓力，堅定地把瀏陽的產權改革推進到底，可能他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瀏陽這一公正而無畏的產權改革使他站在了中國改革的分水嶺上，甚至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分水嶺上。
假設宏觀經濟的周期是“小周天”，社會發展的周期則是“大周天”。今日之中國正當百年一遇的社會發展契機，也是千載難逢建功立業最佳良機。
在過去的一年多里，我最大的感受是越來越多優秀的精英躋身這個國家各行各業的前臺。這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前所未有的盛景，這里面內在蘊藏著一種社會發展的宏大力量，由百多年來社會各種力量不斷博弈，互為隨機運動而至，是東西方各種文化對峙、沖撞、交融、基因優化改良的結果。
如果說產權改革是從計劃到市場轉型的成敗關鍵，那么從計劃到市場的轉型則是中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這個百年大轉型中的分水嶺。這一轉型始于1840年，被西方的堅船利炮轟擊開啟。100多年來，古老的東方民族經歷了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和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犯中國、辛亥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新中國的建立、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等以至于斯，成為當今世界最具影響力的發展中國家，甚至一度被美國視為21世紀的最重要競爭對手，其間痛苦與磨礪、奮發與進取，是何等偉大而艱辛的歷程，它不僅是一個在西方壓制下不斷抗爭、不斷奮起的過程。更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精神不斷自我超越，是東西方文化基因不斷組合優化，是中國人不斷自我覺醒，學會思考的過程。
忽然產生一個很有趣的問題，21世紀初的中國人與100多年前的中國人最大的區別何在？不知您有怎樣的答案，我的回答是：100年前，義和團的壯士會以為貼上護身符就刀槍不入。90多年前，滿清的遺老遺少會哭著喊著：寧斷頭，不剪辮。而21世紀初的今天，莊家們要造個概念騙中小股民已經非常困難；走在街上，如果你對一個內衣外穿的女孩說：世風不古，她會把眼睛一翻說：關你什么事，我喜歡。
一言以蔽之，滿清末年以前，絕大多數中國人的腦袋是屬于皇帝的，現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大腦是屬于自己的，不敢說，他們思考層次多高，但可以肯定他們絕大多數會想到做這事對自己有什么好處。這種活潑潑的思維狀態，中國人久違了。
在中國的上一個社會轉型變革的上升期——春秋戰國乃至于唐的時候，正值青壯年的中華民族是一個非常善于思考的民族。諸子百家爭鳴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奇觀：孔孟儒學之“仁義禮智信”、老莊道學之“無為而治”、墨子的“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韓非子的法家法治，都是包含著大智大慧。當南北朝時期佛學主流由佛圖澄、鳩摩羅什等引入中國，到盛唐時期儒釋道的文明大融合，中國人的思維智慧攀至巔峰，達到了立體紛繁，融會貫通，萬法歸一的大境界。與此同時，隨著既得利益集團的形成，封建帝王以一己之私，官僚階層為了士大夫的集團利益，以“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心態，不斷遏止思考，鉗制民智的陰暗勢力也一直在匯聚。從秦始皇公元前211年焚書坑儒，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再到宋朝理學的君權、父權、夫權的三綱五常，存天理滅人欲，直至明清以后愈演愈烈的文字獄。
盛唐之后，佛教、道教逐漸被庸俗異化，變成世俗頂禮膜拜的土石偶像，開拓思維的智慧源泉逐漸成為良心尚未泯滅的仁人逃避現實的精神流放地，變成了泯滅百姓思考能力的精神枷鎖。而儒學的基本精神“仁義禮信智”也一再被閹割被異化，最后竟變成了“忠孝兩全”的犬儒和“大門不出，二門不入”的小腳。中國人的思辨能力逐漸喪失，以至于相信貼個紅紙條就可以刀槍不入。當義和團為效忠慈禧太后和清王朝而與八國聯軍殊死搏斗之時，滿清王朝卻大勢已去，立馬向八國聯軍出賣了他們。
正是鴉片戰爭以來的種種慘痛和屈辱，迫使中國人不斷絕地求生，不斷掙脫思想枷鎖，不斷試圖了解競爭對手，學習其優秀文化，中國人的自主意識和自立自強精神不斷在一次次的磨難中得以激勵。同時以內向自我完善為特征的中國文化與外向追求無限擴張為特點的西方文明也不斷完成一個從交戰到交融的過程。盡管其中一波三折，明明山窮水盡，偏偏柳暗花明，別開生面，真的是螺旋式上升，以至于今。
自主意識的覺醒將為中國完成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奠定最重要的精神基礎。現代成熟社會的本質是以個人主體意識覺醒為基礎，通過個人或社會各利益集團的相互博弈而達成相互制衡，從而避免個人對社會大眾，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冷酷剝奪而不用付出對等代價，從而在有效的相互制衡的基礎上，達成妥協，并將妥協的內容契約化或制度化，最終奠定為開放公正、動態均衡的穩定社會結構。
社會動態制衡上的公正、公平、透明的游戲規則必然與工業、后工業社會乃至知識經濟時代相對應。否則自上而下的官僚體系難免官僚腐敗，官僚腐敗對現代工業文明的破壞力要比農業文明時代大得多，快得多。是乘數級的毀滅，如果社會一旦陷入腐敗叢生的惡性循環，可能只用二三十年，就能將現代文明成果侵吞殆盡。
因此產權改革就是要從根本上消除腐敗產生的淵藪。市場的主體最終形成明確的所有人，從而使市場經濟形成普遍的自主的競爭和制衡，并在此基礎上達成開放公正、動態均衡的社會結構。若能夠在這一進程中，有所作為，實在是千載難逢之盛事。在這一進程中，中國社會涌現出一批對中華文明的復興產生關鍵性推動的杰出人物亦在情理之中。
如果中國能夠渡過這一關，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當無大礙，中華以內省為特色的文明復興將對人類文明做出重大貢獻。
思維第五層：以融合基因化解世界文明沖突
通過鳳凰衛視，我們痛心地看到：種族與宗教的文明沖突在全世界愈演愈烈。通過鳳凰衛視評論員的解說，你能夠感觸到中國人渴望化解文明沖突的善良愿望。
2001年，對人類來說，最重大的事件莫過于9·１1美國遇襲。這一事件很可能改變未來國際社會的發展格局，追尋9·１1事件的來龍去脈，我們正看著一個昔日意識形態陣營的盟友如何演化成仇敵的過程。
在1980年代，作為全球兩大陣營對抗的一部分，為對抗前蘇聯對阿富汗的入侵，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給阿富汗的抵抗武裝很多的軍事援助，鼓吹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的種族仇恨文化，并用美國的方式訓練出很多游擊戰士，直至1989年2月，蘇軍被迫撤出阿富汗。
1991年12月，前蘇聯瓦解后，阿富汗對美國的戰略前沿的意義不復存在，逐漸淪為一個被美國和西方遺忘的角落，本以為能夠迎來和平和發展的阿富汗人民，沒能在國際社會的有力支持下重建家園，而是繼續在軍閥混戰中飽受蹂躪，日益陷入絕望和仇恨之中。國家沒有一處可以安放書桌的地方，學生們武裝起來組成塔利班，作為民眾的唯一希望迅速崛起。沙特大亨本·拉丹舍棄個人豐裕的物質生活，以拯救者的姿態出現在阿富汗，遂成為塔利班的宗教領袖。在很多阿富汗人看來，美國在蘇聯撤軍之后背叛了他們。在拉丹的引導下，極端宗教主義者對美國的仇恨愈演愈烈。尤其當阿富汗人為了生存種植毒品，受到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的制裁后，塔利班陷入徹底的絕望，在狂熱的種族與宗教情緒作用之下，竟然炸毀了世界宗教中最為寬容和慈悲的佛教的巴米揚大佛。而不惜犧牲自身生命和不惜一切手段，對美國平民接連不斷進行恐怖主義襲擊，9·１1事件就這樣不可思議地發生了，恐怖分子以很小的代價造成了美國幾千名華爾街精英的喪生和上萬億美元的損失，恐怖與仇恨在美國人心中滋長。
9·１1事件后，美國對阿富汗的基地組織和塔利班進行軍事打擊，但拉丹和塔利班的精神領袖奧馬爾打破了美國的軍事神話，不斷抵抗，至今，拉丹和奧馬爾均下落不明。兩人在與美國的對抗中，通過半島電視臺向阿拉伯世界的民眾鼓吹這是一場伊斯蘭教圣戰，兩人的影響力在阿拉伯世界日益增強。2002年2月以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間沖突不斷升級，恐怖主義的情緒在以巴之間開始蔓延，巴勒斯坦極端組織的人體炸彈恐怖襲擊，激怒了以色列，它以國家恐怖主義報復，占領約旦河西岸的大多數巴勒斯坦城市，血洗杰寧，把巴勒斯坦的領袖阿拉法特孤立起來，大炮和槍口與之只有一墻之隔，以色列禁止阿拉法特參加阿拉伯世界大會，嚴重羞辱了阿拉伯各國領袖。而拉丹則旁敲側擊——美國支持猶太人反映了對伊斯蘭教的仇視，伊拉克總統薩達姆為阻止美國對其用兵，也在一旁火上澆油，猶太教徒和伊斯蘭教徒之間的誤會和仇恨日趨深重。
如果這一趨勢不能被有效遏制，可能進一步陷入冤冤相報的惡性循環。特別是如果美國一意孤行，向伊拉克開戰。阿拉伯國家執政者將會面臨更嚴峻的政治考驗。在阿拉法特被辱之際，像沙特阿拉伯等溫和派政權已飽受國內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教徒的指責，如果在伊拉克的問題上依然如此，加上拉丹在阿拉伯世界的影響力日見上升，某些溫和的阿拉伯國家中的極端主義少壯派軍官與拉丹結合，國內政局穩定將成一個大問題，若政變后變成反美國家，未來的局面就將愈發難以收拾。眾所周知，阿拉伯世界擁有全球60%的石油儲量，掌握著現代西方經濟的血脈。
拉丹的基地組織和美利堅、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沖突正演變成一個日益難解的文明沖突之結，最令人擔憂的是，會不會演繹成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宗教沖突。如果不能找到對治之良方，最后演化為《文明的沖突》作者塞繆爾·亨廷頓所最擔心的文明的毀滅亦未可知。
人類的沖突不論是意識形態的沖突還是種族宗教的沖突。都是人性自我沖突的外在表現。每個人都有神性的一面也都有魔性的一面；有善的一面，也都有惡的一面；都有慈悲的一面，也都有兇殘的一面；都有愛的一面，也都有恨的一面；都有貪婪的一面，也都有寬宏的一面；都有渴望更成功更有權力的一面，也都有遇到挫折時灰心喪氣乃至自暴自棄的一面。這種人性的沖突會因為不同的外部環境而產生個性的差異，即使是一對雙胞胎，一個從小在充滿了慈愛的環境中，他就多半會成長為陽光男孩，而另一個被放在充滿種族仇殺的環境中，可能他在小小的年齡就拿起了槍，用仇恨的目光盯著攝像鏡頭。
而在特定的時空環境中，面對不同的地緣生存的壓力，共同的外部生存壓力會在人群中形成集體無意識，更大范圍的集體無意識常常會表現為種族文明、宗教文明乃至意識形態的分野。比如公元前6世紀，終年溫暖、物產豐裕的恒河岸邊，釋加牟尼創始了非常慈悲寬容的佛教文明；同樣在公元前6世紀，四季分明的東方，勤勞可以富足的黃河流域，孔丘面對他的72門徒說教中庸平和的儒學；而在自然條件比較苛酷的中東小亞細亞，產生了3種頑強而極具生命力的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基督教最早于公元前1至2世紀產生于小亞散居的猶太人，它與猶太教同源，后來各自開宗立教。公元7世紀初，穆罕默德創建具有排他性的伊斯蘭教——“除安拉之外，別無神靈，天地萬物皆屬安拉，凡穆民皆兄弟”。他們均以耶路撒冷為重要圣地。結果在爭奪圣地的歷史過程中，耶路撒冷的土地被人類鮮血涂了無數遍。這種悲劇迄今仍在綿延不休。
相反在東方中國，各種族與宗教文明卻一直在融合。從一開始的黃帝、炎帝聯合擊敗蚩尤就開始的三種族融合；到戰國的百家爭鳴至秦統一文字度量衡；再到以北魏孝文帝改革為高峰的三國兩晉南北朝文明大融合(其中重大的事件是佛教的東傳，最后也融合進了中華文明)，乃至后來中原文明融合強悍的蒙古、滿、藏等民族……
鴉片戰爭以后，西學東漸，中國又從被動到主動狀態中融合西方現代文明，融合著基督教、伊斯蘭教等文明。在一次次文明大融合中，中華文化中那種特異文明融合基因日漸強大，世界罕見，而這種融合能力恰恰是當今文明沖突日益劇烈的世界所最為需要的文明因素。
當世界經濟一體化已經形成，地球又變成了一個內閉式的村莊時，各種文明的和平共處，共生共贏，相互寬容，理解融合將變得至關重要。武力可以征服大地，卻征服不了文明，強權可以壟斷天空，卻壟斷不了人心。強大的文明如果不能內省，不可能內圣外王，最后會在毀滅世界的同時，毀滅自己。
因此，在人類文明發展到21世紀的關鍵時刻，中華文明的內省力和融合力的文明基因正可以為人類做出重大貢獻，當然它的前提首先是對西方文明的認知、學習和包容、融合，先行在知識經濟時代，實現全球經濟一體化之下的政治與經濟的偉大復興，否則沒有令西方精英信服的資格，這至少需要20-30年的時間。然后用我們的真誠、善良與寬厚令西方認知華夏文明的價值，幫助他們領會內省和融合的奧妙，從而化干戈為玉帛，化乖佞為祥和，保全幾千年來人類文明的延續和發展。若能夠成為這一進程中的一分子，將是一個人在當今世俗世界能夠獲得的最大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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