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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財富與毀滅財富的較量
一半是蔚藍的海水，一半是熾熱的火焰；一邊是積極向上的力量，一邊是暮氣沉沉的衰落，究竟哪一個更真實？
在我的視野之內，中國的沿海如浙江和廣東，跨國公司在中國舉手投足間威力日益強大，民營企業正抓住難得的機遇全速擴張，上海這樣的大都市其發展盛況更是空前，令世界矚目著迷；另一面，在中西部的很多地方，國有集體經濟迅速衰落，地方財政面臨崩潰的危機，失業下崗者常常充斥整個城市，人們對未來非常迷茫，對ＷＴＯ相當恐懼，乃至絕望的情緒開始蔓延。
在我的經歷之中，一方面，中國有不少像歐代明那樣，不計個人得失，不顧外部壓力的官員，他們帶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他們希望自己能在這個偉大的時代建功立業；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官員貪污腐化，他們個人每貪得一分，對社會造成的損害往往乘數級地放大。
官僚腐敗對現代工業文明的破壞力要比農業文明時代大得多，快得多。在小農經濟時代，官僚的貪污和他造成的損失基本上是１：１，也就是說農民收了糧食后，官僚即使貪污，也只是將本屬于農民的糧食占為己有。單從經濟角度講，基本不會產生連帶損失。因此，即使腐敗成風，但只要不徹底壞了良心，不窮兇極惡，連農民生存的口糧都盤剝過去，社會就還能夠維持一種基本的穩定。因此，即使沒有民眾對官員的有效監督，光靠明君賢相，一個朝代仍然可以延續數百年。
進入工業社會后，情況發生了徹底改變。社會分工越來越細致，最終出現在市場上的商品，常常要經過成百上千，乃至上萬道工序，只要其中一個環節出現了因腐敗導致的殘次品，可能就會產生幾十、幾百倍的損失放大。一架上億美元的飛機，可能就因為其中一個小小的千元零件問題而墜毀，其造成的連帶損失巨大。也就是說，腐敗對現代工業文明的社會破壞是乘數級加速度的，社會一旦陷入腐敗叢生的惡性循環，可能不消二十年，就能將現代文明成果侵吞殆盡。
世界工廠的明確利好不容置疑，但腐敗的乘數級損耗亦不容回避；民間、外資增量的欣欣向榮可喜可賀，但國有集體存量的迅速損耗也必須直面，在此消彼漲之中，中國國家轉型的成敗與否尚為未知之數。
包政先生一席語令我茅塞頓開。２００１年４月，深圳，我與和君創業的王明夫、李肅、包政、彭劍峰等尖鋒對話，四人各有所長，均是有思想、有歷練的俊才。我們擺開了龍門陣，從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困惑，到中國管理咨詢業的迷途，中國精英的宿命乃至中國經濟的衰榮，從下午４點一直暢談到晚上１０點。最后，我問了一個困惑已久的命題：在中國經濟兩種力量一升一降，升天入地震蕩中，財富全方位重新分配，資源大規模整合重組，民眾和社會能夠承受得了這巨大的轉軌壓力嗎？包政言之鑿鑿：這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在轉型國家里，腐敗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關鍵在于社會發展的速度要超過腐敗的速度，即社會財富增長的速度要超過腐敗導致的財富損耗速度。
中國股市面臨變成“財富黑洞”的危險
怎么確保社會財富的增長速度超過腐敗導致財富的損耗速度？在我個人看來，這已成為當下中國至關重要的課題。
創造財富和毀滅財富的行為正同時上演在中國這片大地上，創造者通過自己的企業實實在在地創造利潤，從而增加了個人和社會的財富總量；毀滅行為則是國有集體存量財富所有人缺位，財富出現了大量的制度性自然損耗，或者被偷盜者在轉移財富的過程中產生了乘數級的損耗。
前者突顯在民營外資等社會存量的增長上，后者則常表現在國有存量的損耗流失上。如果前者的增長速度快于后者，則總體而言，轉型中國的社會發展和就業環境就會越來越寬松，越來越向好，如果后者占了上風，則在市場資源萎縮之下，轉型中國的社會矛盾將越來越尖銳，環境越來越苛刻。若前者能成為主流，整個社會形成正和博弈；若對后者放任自流，則零和甚至負和博弈將困擾中國。因此，鼓勵前者，遏制后者，正成為當今中國最至關重要的生死高地。
這一生死爭奪的最現實高地是中國證券市場，股市就國有股減持的巨大沖突正顯示了這兩種力量的致命較量。
現代證券市場的目的何在？是鼓勵創造利潤和創造財富！市場根據上市公司的盈利情況，對于盈利增長者給予幾倍，乃至幾十倍的市盈率的笑臉獎勵；其冷酷的另一面是，對于利潤減少，創富能力下降者給與同樣倍數的嚴厲懲罰，從而使得資源更快速更敏捷地配置給創富能力強的企業。如此成熟市場的基本特征必然是股價回歸盈利基本面的。
令人遺憾的是，因為種種原因，這種鼓吹創富的證券市場在中國卻被異化。股市的第一項功能被確定為，為國有企業募集發展資金，低效的國有企業成為上市的主角，創富能力旺盛的民營和外資企業反而備受冷待。從總體而言，導致社會資源的逆向配置。第二，為了保持對國有企業的控制權，將上市公司人為地分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同股卻不同價，非流通股反而常常控制價格是它十幾甚至幾十倍的流通股，違背了市場經濟中，所有合法資本都是平等的基本原則。第三，證券市場的架構失衡、證券監管嚴重缺位，客觀放縱上市公司的造假之風，同時縱容了莊家，令他們在二級市場上利用資本和信息的不對稱，與所有者缺位的國有企業的經營者黑幕勾結交易，侵吞中小股民的利益。其結果是，股市作為現代社會創富的加速器，在中國相當程度上變成了毀滅財富的黑洞，上市公司一年ＳＴ、兩年ＰＴ不臉紅的現象層出不窮。據思騰思特的報告：若以ＥＶＡ（資本增加值）來衡量２００１年中國１０００多家上市公司，ＥＶＡ第一次總體為負值，從總體上成為財富黑洞。
黑洞的連鎖效應是非常可怕的。一則上市公司的國有資產質量下降，勢必降低國有銀行的貸款質量；二來允許股票質押貸款入市，股市的興衰跟中國金融業的命運捆成死結。
中國證券市場的改革成敗正成為中國轉型成功的分水嶺。
證券市場化改革不能“葉公好龍”
“１０年不討論國有股問題是一個方法，但不是最好的辦法。還有就是我們集合起這一代人的智慧，來解決這個問題。”２００１年秋，上海證券交易所副總經理劉嘯東如此豪情滿懷地對我說。
１９９９年以來，隨著基金黑幕、莊家呂梁、億安操縱、三九挪用、銀廣廈造假等一系列事件被曝光，當泡沫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共識時，泡沫正不以少數人的意志為轉移地破滅，恐慌在人們心中來回放大反射。２０００年６月，國有股減持政策出臺，其后，在此雙重作用下，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３日到７月３１日的一周內，股市賬面財富蒸發６３５３億。資金鏈條陡然崩緊了中國金融業的神經。
中國再也不能對證券市場的結構型缺陷熟視無睹了。如果不能對中國股市正本清源，如果不能還其創造財富的本來面目，只能坐視其黑洞效應越擴越大。２００１年，中國１１４３家上市公司的平均每股收益為０．１３元，比起１９９７年的０．２４元已經下降了４５．８％，也就是說其平均創富能力已經下降了４５．８％據《新財富》。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則說其正吞噬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年來的成果也不過分。
從華爾街回來的劉嘯東先生，對國有股的嚴重問題憂心忡忡。他說，如果上市公司國有股占了５０％以上，公司治理是很困難的。大股東說了就算了，權力制衡就不存在，坐莊、關聯交易等一切都會衍生出來。
一個來自華爾街的海歸人士和一個中國內地的記者，基于對中國問題的共同思考，竟然很快相互應和起來。劉說：經濟體制改革，結構調整，那么接下來馬上將面臨一個問題，那就是社會保障的問題，有上億的人要退休，失業需要社會保障，需要大量的社保資金。那么最現實有效的來源是什么呢？從國有股的變賣或運作中來，只有當國有資產作為資產來流動，才能增值。而這正是我１９９９年揚子改制之后的設想。
但現實的難題仍然無法逾越，那就是如何合情、合理、合法地減持國有股，從１９９９年揚子改制開始，這一問題一直困擾中國的國有大型企業的股權轉讓，現在更因上市公司化而變得更加錯綜復雜。
轉讓的定價成為國有股減持的矛盾漩渦中心。劉嘯東說，如果人為地定價，總會產生分歧，為什么不能交給市場定價？比如利用衍生產品——權證，尋找一個各方認可的價格機制，如果走出這一步，什么都好搞了。我則拍案叫絕：不謀而合，這時間我也在思考國有股減持的方案問題，曾想到這個辦法——認股權證，因為我相信這是一個市場的辦法，如果能夠考慮到某一支股票的原有股東有優先購買權，對原有股東做相對應補償的話，這將是考慮到各方合法利益，能為各方所接受的方案。
這是一個市場的方法，既然我們要搞市場經濟，那我們就不能葉公好龍。
要把股市改造成財富創造的加速器
國有股減持懸而未決之后，若想盤活股市，只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回避，宣布國有股減持擱置１０年；第二種是必須正視，而在老莊家和新進入者利益博弈僵持不下之后，只有通過市場的方式達成妥協。
第一條道路走到黑的可能性幾乎為零。第一，對當前中國所有股民和所有利益集團而言，保持僵持的現狀，最后沒有贏家，黑洞效應持續放大后，所有的人都會是輸家，包括堅決狙擊國有股減持的老莊家。因為當此輪股市泡沫破裂后，大多數老莊家深受重創，而中小股民大多失去了對股市的信心，越來越多的人失去了陪老莊家玩下去的興趣，老莊家們已被深度套牢，若上市公司業績繼續下滑，老莊家會越陷越深，難以自拔；第二，如果資本市場的雙軌制問題不解決，外資不可能對另類的中國證券市場大規模投資，中國股市必然缺乏新的激活力量。第三，當股市人氣凋零之時，股市為國有企業融資的功能將大大衰落，國有企業也不可能是贏家。
與此同時，實施國有股市場化減持的現實條件反而越來越充分，一、置之死地而后生，如果當雙方較量得旗鼓相當，最后可能同歸于盡之時，正是雙方達成妥協之日。二、隨著人為操控，使某一方利益最大化的定價方式流產，市場定價將水落石出，一旦確定市場定價，并用市場方法對老股民補償的原則，博弈雙方蓄積已久的力量才能找到宣泄口，就會通過市場的隨機互動達成減持的市場妥協。三、有一個真理日趨明朗：執政者當以國家利益最大化為執政原則，國家利益最大化，絕不是國有利益的最大化，而是社會利益最大化，是國民利益的最大化，證券市場是“為國民經濟服務”而不是“為國有經濟服務”。在這個邏輯下，通過國有股減持消除雙軌制理直氣壯，順理成章。
當對國有股減持的方略、方式、方法認知到位后，國有股減持必然再度推向前臺，并在此基礎上，把中國股市改造成創造財富的加速器。這將是非常關鍵的一次推動。
金融大局最怕有危機無意識
除去股市的僵局，還有一個同等巨大的隱憂沉甸甸地壓在胸口，越來越讓轉型中國喘不過氣來，這就是潛伏著的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巨額壞賬，也是中國金融生死攸關的改革課題。假如說成為“世界工廠”可以使轉型中國身強力壯，但她的心臟——金融如果發生血梗阻，照樣生死未卜。
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呆壞賬率有多高，呆壞賬額有多大，一直以來諱莫如深，直到２００２年３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在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時正式公布，國有商業銀行到２００１年底的不良貸款比例為２５．３７％；據此計算，總額大約為２２８９８億元。要知道，這還是“債轉股”從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剝離了１５６８８億之后的數字。
銀行的呆壞賬成為轉型中國所有現實問題聚焦之點。從本質而言是雙重的產權改革的困擾。一是作為銀行貸款接受方的國有集體企業的產權改革問題，國有企業從銀行貸款，只是把國家的錢從左口袋進到右口袋，很難追究國企經營者的責任，而國企，即使是上市公司，效益也是每況愈下；二是銀行本身也是國有的，所有人的缺位，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貪污腐化的現象愈演愈烈。這雙重枷鎖正將中國金融業越捆越緊，呆壞賬率越來越高，喘息也越來越困難。
隨著中國加入ＷＴＯ，在外資金融機構的逼迫之下，中國金融的改革已經退無可退，必須直面了。根據ＷＴＯ協議，中國已經許諾在入世３年內，允許外資設立合資證券公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５年之后允許外國銀行在境內經營人民幣業務，享有“國民待遇”，而且沒有地域限制和行業限制。而現實的放開速度卻更快，入世短短數月，就已經批準外資設立合資證券行，花旗和東亞銀行也相繼獲發牌照，允許為內地企業及個人提供外幣服務。
為緩沖日見逼近的銀行危機，中國金融業也曾采取某些措施。比如２０００年債轉股，成立華融、長城、信達、東方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從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剝離不良貸款１５６８８億元，但到２００１年９月底，才處理和追回不良貸款１３６０億，僅占不良資產總額的８．６７％。顯然難以達到活血化淤的目的，衣服口袋上的游戲不可能根本解決心臟病的問題。其它如“金融監管要履行職責，加強金融監管；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促進金融體制、金融制度、金融業務創新；進一步增強貨幣政策的透明度；綜合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靈活調控貨幣供應量等策略”都放之四海而皆準，卻都無從下手，更不要說解決本質問題。
２００２年初，銀行上市突然熱了起來，被定為中國金融改革的突破口，除了深圳發展、浦東發展、民生銀行已經上市，招商銀行和中國銀行的香港部分也相繼上市，據稱銀行上市可以組建國家控股的股份制銀行，完善治理結構，籌集資金，使銀行能夠達到資本充足率。
銀行上市真的能讓中國金融的困頓迎刃而解？一如當年指望國有企業上市后就萬事大吉，百病全消？
“２０年后中國最大銀行一定是民營銀行”
正在這種迷惑和困頓之中，我有幸專訪了長城金融研究所所長徐滇慶教授。徐教授作為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的終身教授，心系祖國轉型命運，數年來與經濟學家吳敬璉、劉國光、茅于軾、董輔礽、樊綱、張維迎、林毅夫等一大批經濟學家群策群力，針對中國金融當務之急，尋求金融改革的生路。已對中國金融改革別開生面，另辟蹊徑。
“我是堅決反對國有商業銀行上市的，”徐教授一針見血：“家丑不可外揚。”如果國有銀行不上市，那么現存的不良貸款盡管數額巨大，但是還可以慢慢對付。如果一定要急于上市，豈不是掩耳盜鈴，馬上要踩響個大地雷？上市必須要透明化，呆壞賬想蓋都蓋不住，把廣大股民拖進去，那時候想說什么都晚了。同時國內股市容量有限，根本承受不了國有銀行上市。而試圖切塊上市，也完全違背經濟學的常識和當前金融市場的發展規律。
在徐教授看來，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并非不可治愈的癌癥，只要操作穩健，并不那么可怕，關鍵在于一動不如一靜。
這一靜可謂深得天地萬物太極演化之精髓。徐教授“靜”之韜略有３條：一、千方百計制止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的增長趨勢，不讓不良貸款繼續增加；二、維持一定程度的經濟增長率；三、維持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率。他測算：假定２００１年ＧＤＰ為１０萬億元，銀行不良貸款為２．５萬億，占ＧＤＰ的２５％，如果ＧＤＰ每年增長８％，通貨膨脹率每年保持８％，則不良貸款占ＧＤＰ的比例在５年后降為１３％，１０年之后降為６％。中國金融的不良貸款黑洞將無關痛癢。
國有銀行萎縮后，留下的金融空間誰來補？徐的對策是盡快對內開放金融領域，那么新生的民營銀行必然會補上四大國有銀行撤退后的空間，從金融運行機制上講，民營銀行具有先天的優勢，他們必將更好地為中小城市的中小企業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務。“有人問如果中國一下子增加３００家民營銀行是不是太多了，我說你知道美國有多少家銀行？９０００家！不可能指望民營銀行個個能成功，市場大浪淘沙，淘汰３、４輪就出來了，就像１０年前誰能想象中國的民營企業格蘭仕能夠壟斷世界微波爐生產的３０％？民營銀行不可能超越這個過程，但我堅信，如果開放民營銀行，２０年后中國最大的銀行肯定是民營銀行！”
“這個思路的原理也很簡單，就是兩句話，一句是發展是硬道理；二是擱置存量，發展增量，這兩個原理已經被中國改革證明是正確的，為什么不能拿到金融改革中？”徐教授反問得很有邏輯力量。
“如果我們沒有作好金融改革的準備，那么，下一個遭遇金融風暴的就很可能是中國！”他警告說：盡管自己認定中國加入ＷＴＯ是必由之路。但他非常認同吳敬璉教授的看法：中國經濟潛伏著各種危機，如果不注意的話很可能遭遇金融危機。
“要有危機意識，而不是有危機無意識，大家都有了危機意識就能夠轉危為安。中國人有著足夠的聰明才智。”徐滇慶對民間的力量充滿信心。
一個時代的財富光榮和夢想
與徐教授的這次長談又為人生之旅增添了難忘的一頁，他洞若觀火的眼力，別開生面的思路，令我一直抑郁于心的金融憂患一掃而去，豁然開朗起來。
在中國最開放的大都市里，與各行各業精英、先鋒人士對話交往之時，我感受著這個時代的光榮和夢想的精彩劇集正在上演。
能與這樣一群人相識相知，或以文相會，是人生路途上的奇珍異寶。除了上文曾經提到的精英，世界銀行常務副行長章晟曼、聯想總裁楊元慶、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花旗銀行上海分行行長黃曉光、高盛亞洲董事總經理胡祖六、２００１年中國第一商人汪力成……他們在這個變幻莫測、迷霧重重的時代用自己超凡的勇氣、毅力和智慧創造了自己豐盛的人生。
他們正活躍在中國經濟的前臺，正充滿生機勃勃成長。這些年輕的精英們有一個共同點，大多是在這個開明的時代中，通過十幾、二十幾年拼命苦讀，抓住機遇，奮斗進取出來的。他們大多擁有碩士以上學歷，張后啟甚至是雙博士，郎咸平和胡祖六分別是世界ＭＢＡ排名前三位的沃頓、哈佛商學院的博士。他們都沒有什么家族背景，均是靠個人奮斗躋身主流。比如被財富中文版評為２００１年第一商人的汪力成，２０多年前是一個臨時工，黃曉光出生于一個在文革中飽受委屈的文藝知識分子家庭，胡祖六是從湖南小山城里走出來的……但他們沒有甘于平凡，他們頑強地生存，給他點雨露他就滋潤，給他點陽光他就燦爛，他們在石縫中用盡吃奶的力氣向上生長，他們使這個時代擁有了財富的光榮和夢想，他們是這個時代的驕傲，他們是這個時代的象征，即使他們中間也難免有人會成為迷途羔羊，會被大浪淘沙，但他們必定會激勵更多的貧寒青年加入這個社會未來的主流中來。
他們從貧寒走來，他們很容易認為揮霍是一種罪惡；他們大多通過創造財富而成功，他們很可能憎惡毀滅財富的行為；他們不是依靠父輩福蔭，靠搞雙軌批條子發財，因此更希望公開、公正、透明的規則來守衛他們的財富；他們基本都是投資實業，他們肯定不希望這個社會動亂……
他們正成長為這個社會未來成熟與穩定的力量。作為老板，他們無可憑借父輩特權以供牟取暴利，他們無可通過制度漏洞近水樓臺先得月，他們只能通過較為合理的分配讓員工愿為其效力；作為職業經理人，為了自身的收益，他要為老板創造實實在在的財富，就需要能夠籠絡員工共同創造。他們將成為這個社會承上而啟下的階層，社會動亂與顛覆不僅是整個社會的災難，不僅是中下階層的災難，更是他們的災難，屆時他們將一無所有……
我們與他們有氣脈相通的感覺。我們沒有天生的貴氣，我們沒有父輩的福蔭，我們沒有祖上的藏金。我們只有光榮和夢想，我們只能承擔起貧凡家庭寄托的厚望，我們不能失敗因而我們時時自警，我們沒有經驗但是我們敢于開創未來，我們只能與積極的向上生長的力量在一起，我們的命運只能寄托于健康穩定持久發展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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