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揚子改制”——中國產權改革的一場軒然大波
產權改革，讓國
有企業靈動起來，這是１９９７年另一主題詞。
１９９７年６月，全國股份合作制試點在安徽全面展開。一時間，我為這一轉機興奮起來，當抓大放小策略厘定之后，中小企業產權明晰了，游擊戰的條件當可具備。
股份合作制在一開始被推崇為“城市大包干”的改革。于方興未艾之時，我對如火如荼的改制進行了一個多月的調研。奔波安徽合肥、滁州、銅陵、淮北、徽州等五地市的１０多家改制企業，與百十位官員、經營者和工人一起探討，先后在《工人日報》上發表了７篇關于股份合作制的調研報告。
隨著對實踐的逼近，思考的深入，剛開始的興奮與熱情在大腦中慢慢消退，改制中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在我的眼前。第一是均股制導致的決策失靈，每個職工都是股東，職工的視野和能力決定了他們缺乏戰略眼光。最典型的是銅陵鋼鐵廠，早在１９９５年，它就開始試點，經營班子能力很強，盈利不菲，當他們在股東會上提出：一、技術要升級換代，否則要被淘汰。二、經營層希望從盈利中提取獎勵。結果被職工股東投票否決，弄得經營者非常灰心。從員工到股東，確有一步登天的嫌疑。
更大的問題還在于很多企業已經山窮水盡，處于停產半停產狀態，產品市場已經嚴重萎縮。企業發展的諸多要素已不復存在，這時候，用股份合作制的集資款強行啟動，打強心針，也只能是回光返照。把很多職工養老保命的錢陷了進去，埋下了很多日后的隱患。
這使我產生了兩個思考：一、企業改革不同于農村大包干。大包干是把分田包產到戶就可以了；企業是現代化的工業大生產，企業的管理和決策權必須集中，股份合作制的均股制行不通，在現階段應當鼓勵經營層持股，持大股；第二，產權改革應當是主動的自我革命。不是被動的萬般無奈下的最后一招，時機應當選擇在企業內外部經營條件比較寬松時。早改早主動。
針對安徽的情況，在很多中小企業的經營已經無力回天之時，為什么不能對一些尚有點實力的大中型國有企業進行產權改革呢？
安徽滁州的基層官員的思路和我的思考不謀而合。１９９７年１０月至１９９８年２月，滁州市首開全國對大型國有企業進行經營者持大股的改制先河（那時候，還沒有ＭＢＯ之類的說法）。第一個“吃螃蟹”的是揚子集團董事長宣中光、總經理宣捍東父子，沒有想到這竟掀起一場軒然大波，全國為之矚目。
滁州并不出名，最有名的是出自于歐陽修的《醉翁亭記》中的“環滁皆山也”這一句話。但滁州市下面的一個縣，在中國卻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它就是鳳陽——中國農村大包干改革的發源地。
先干再說，這是滁州的傳統。１９９８年２月，已悄悄運作半年的揚子集團的改制，終于因紙包不住火而曝光。我作為記者在１９９８年３月于公開媒體上最早進行了報道，因深知這一事件對中國改革的意義，對事態進展保持了高度關注。
滁州市此次主導的改制的特點是“兩大”：一是揚子集團是大企業；二是經營者持大股。此次探索也不是說滁州有怎樣的先見之明，也是山窮水盡無可奈何之舉。名聲在外的揚子因１９９６年合資事件，其銷售收入已經由１９９４年頂峰時期的１３億元驟降至１９９６年的２億多元，賬面負債率８５．６％，經審計后總資產１４．６６億，負債為１２．５６億元，已經是瀕于倒閉的格局。如若倒閉，將有６０００職工失業，３萬多滁州受養民眾衣食沒有著落，而欠銀行１０來億的貸款落空，那將導致當地金融的崩潰。因此，滁州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領導多次出面勸說宣氏父子持大股。
當事件曝光后，揚子改制受到了極大關注：一是揚子的全國知名度很高，１９９５年，其冰箱產量名列全國第二位。１９９６年，它的冰箱廠與德國西門子博世的合資同樣掀起了巨大波瀾，《經濟日報》頭版頭條曾報道這一事件，并引發了該報一系列的討論。而集團總裁宣中光非常具有傳奇色彩。從２４歲就開始做國企廠長，做了４０多年，是１９５０年代的全國先進工作者，１９９０年代的全國勞模，全國人大代表，這樣的人下決心做大股東非同小可。
在最后形成的股本結構中：國有、集體股占５５．２４％（部分是沒有投票權的職工養老基金等），職工個人股約占４４．７６％，宣氏父子在職工個人股中占到約２／３。宣氏父子相對控制總股本３０％左右。在宣氏父子的股份中，５８４．７５萬是現金入股，其余１０００多萬元是由歷史（１９８９年）未分配的職工獎勵（２９３０萬元）中的配股而得。
不可調和的矛盾首先在滁州市國資局和滁州市揚子改制領導小組之間爆發。滁州市國資局認為這是“國有資產流失”，拒絕為揚子集團進行資產變更。從而使得改制實際擱淺。與此同時，社會上議論紛紛，尤其是原來揚子的一些干部意見很大，原來只是崗位不同，現在變成了老板和雇員，甚至在精簡中下了崗，因此紛紛投訴揚子改制是“家族企業化”，“國有資產流失”。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由國家經貿委、財政部等３部委派員組成聯合調查組到達滁州，事件升級。我隨后在滁州進行了半個月的調查。在寫完稿件，猶豫了一個多月之久，終于橫下一條心發稿。１９９９年１月，《證券時報》和《南方周末》先后發表《揚子改制爭議四起》一文。我在文中明確提出判斷此事件的３個層次：一、改革探索的大方向是不是對的？二、改革探索中合法與合理是怎樣的辯證關系？如果以計劃時代形成的法律為第一位的，那改革怎么突破？三、宣氏父子的資產來源是不是違法的？
我特別強調，不能把這３個層面的問題混為一談，更不能因為第三個問題，以偏概全，否定前兩個方向性與原則性的問題。
調查表明，宣氏父子資金來源沒有違法。
在聯合調查組返回北京后，滁州市仍然是義無返顧地支持改制。
“改制探索的方向是正確的，小平同志說要允許探索，錯了就改回來嘛”，當時的滁州市委何書記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滁州市市長錢進則表現了極大的政治勇氣，這位國企廠長出身的市長對國有企業的弊端非常了解，他說話毫不躲閃：揚子改制的方向是正確的，除了明晰企業產權，調動經營者進而調動職工積極性之外，對國家社會的好處也很明顯：企業經營得好，國家多收稅，他個人賺錢多了，國家可以用收入所得稅調節。而更為重要的是，即使流失也比損失強，資產轉讓有數量，也有質量問題，可能價高于賬面金額，也可能價低于賬面金額，不能簡單說它流失。即使流失，它最終還在社會里流動，如果不改革困在那里，一點點損失掉，最后，國家、社會、集體、個人都是一場空，那才是真的悲劇。
揚子改制領導小組組長、滁州政協主席胡成功說：有人看著宣氏父子配股上千萬占了便宜，可還應該看到他們的巨大風險，銀行的１０來億的債務他父子要扛，沒有盈利，他們的股金利息每年就要賠幾十萬。產權明晰了，即使破產了，銀行找他們，職工找他們，他們就要跳樓，難道不比國有企業破產，冤無頭債無主好嗎？
針對揚子改制，我與安徽省分管改制的副省長交流看法，他的基本態度是：改革探索的方向應當肯定，但具體操作不夠嚴謹。
經過幾個部委和安徽省、滁州市的反復協調。揚子改制最后被低調處置，方向性的對錯判斷也沒有做出。具體操作也沒有全盤否定，職工入股金暫時不清退，只是取消了２９３０萬的配股。這２９３０萬，是１９８７至１９８９年，揚子與滁州市簽訂的３年利潤承包合同規定的超額部分的獎金節余，歸全體職工所有，由宣中光為首的企業領導班子支配。否定的理由是超過了資產追索時限。
曾經送出門的孩子如今又抱回來了，宣中光還是沒有擺脫他自我預言的結局：一張５分錢的紙就宣布他與這個一手開創起來的企業再見了，但他入股的３８１萬元還不能退給他。因為沒有人愿意接手揚子這個爛攤子，宣中光的兒子宣捍東仍任揚子的總經理，同樣，他入股的２０３．７５萬元當時也沒有退還。
揚子的包袱又成了國家的問題，國家必須來解決。于是揚子被國家列入首批“債轉股”企業名單。２０００年３月，一紙４．５３億的債轉股協議在合肥簽訂，原先揚子欠中國農業銀行、中國建設銀行等３家銀行的４．５３億的債務變成了華融等３家資產管理公司的股份。
雖然揚子改制轉了一大圈子又轉了回來，但我對中國問題的思考有了全面的突破：中國的改革問題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國有企業效益的問題，而是一個全面的系統性大工程。
產權改革——解開中國經濟千千結的線頭
當今中國最亟待解決的課題是什么？
是產權改革？是化解金融風險？是國有企業效益低下？還是建立社會保障制度？都是，但其中哪一個是最核心的主要矛盾？是產權改革問題！社會上爭論最尖銳的也是產權問題。
為什么？打過一個比方：中國的經濟改革問題像綜合整治一棵病樹。引發樹病的原因可能是多樣的，有根的原因，有枝干的原因，有葉的原因，有籬笆的原因。做一個不一定恰當的比喻，產權問題相當于根的問題，枝干的問題相當于金融的問題，國企效益低下類似于樹葉發黃，社會保障問題好比護樹籬笆。那么，誰最重要呢？
我們曾經認為國企加強管理、加強領導班子建設最重要。但從１９５０年代加強來，加強去，國企虧損越來越嚴重；我們曾認為化解金融風險最重要，但是化解風險的銀行利潤從何而來呢？于是化解成了空話，銀行的呆壞賬率越來越高，不得已搞個債轉股，把左口袋的垃圾裝到右口袋，自我安慰而已；社會保障、再就業等等局限在自身改都沒有本質改善的可能。到了最后，一些有勇氣的執政者認識到產權改革是個根本問題。“產權明晰、職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次序是非常正確的。只有產權問題解決了，全社會因為經營者“盈利發財，虧損跳樓”，職工“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就要努力找工作”激發起創業熱情，中國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發展的動力機制問題。中國才能逐一解決一個個棘手的改革問題。
在現行的經濟體制下，產權不清實質上是社會各種經濟問題糾纏不清的關鍵。人們常常把市場經濟比作海洋，但由于產權不清，職工是國家職工，企業是國有資產，職工吃不上飯，向企業要；企業虧損了，要求政府擔保貸款；銀行虧損，呆壞賬率太高，向中央財政伸手。結果誰都沒有積極性，就像大家手腳捆在一起，在海里游泳，不難想象其最后結局。當然更不能因為人的手腳捆在一起淹死了，就怪海，就否定市場經濟。
國有企業效益低下、金融風險等等并發一系列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匯聚起來，使得中國不得不面臨一個迫在眉睫的現實問題——城市的吃飯問題，工人的吃飯問題。這一問題對中國的緊迫性，已經不亞于１９７０年代中期農民的吃飯問題對于中國的壓力。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其導致的后果將非常嚴重，不僅城市無法保證穩定與發展，而且將侵吞農村改革的成果。
那么，該怎么去解決呢？在揚子合資事件塵埃落地之后，我深深困擾于這個問題。我試圖假想一條中國綜合改革之路。那就是解鈴還須系鈴人，還要從源頭的產權改革入手。我們可不可以從現在效益比較好的國有大中型企業開始產權改革。改革的方式通過市場拍賣凈資產的方式，企業債務由購買者承擔，拍賣所得一方面注入國有商業銀行，充實其資本金，或者沖消其一部分壞賬，另一部分充實進社會保障體系中去。當企業屬于私人后，他們具有自主用工權，而下崗職工就進入社會保障體系。
當我把這個設想和一位朋友交流時，他看著我搖了搖頭，說：你怎么還是個理想主義者？
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想說我是空想主義者。
瀏陽：執政者的正氣為改制第一要義
我絕對沒有想到，中國已經有一片熱土已經全面推進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城市系統改革。其思路竟和我的構想基本一致，只是比我的幻想更系統，更完整，更真實，更具有說服力。
１９９９年３月，我與工人日報湖南記者站記者方大豐一起參加一年一度的全國人大政協兩會。會間，方大豐拿出了一份材料，講的是湖南省瀏陽市正在進行的“兩個買斷”改制。兩個買斷之一，指的是政府出資買斷國有企業職工工齡身份，從而解除職工與國有企業的勞動關系；第二個買斷指購買者買斷國有集體企業凈資產。通過公開拍賣的方式，出資人買斷國有集體企業的凈資產……
這份材料雖然十分簡單，多處語焉不詳（事后我才知道是因為太敏感了），但我卻非常興奮。直覺上我感受到瀏陽正發生了我夢想中的事情。瀏陽成為我夢寐以求的地方，但我要先等一等，等他們探索的初步結果出來。
１９９９年８月，我再也等不及了，寧愿自己出錢，也要去瀏陽調研采訪。于是，我自掏旅費飛到了瀏陽。和方大豐一起開始了兩次１個多月的采訪，我們采訪了包括經貿委、人民銀行、鄉鎮企業局、工會等１０多個部門，跑了七八個鄉鎮，２０多家企業，采訪了市委書記歐代明等數以百計的瀏陽人。
瀏陽的改制也是因為股份合作制而啟動，但他們很快發現股份合作制走不通。他們沒有因噎廢食，也沒有垂頭喪氣，更沒有因此放棄產權改革的大方向，而是當本地已經出現了更現實可行的產權改革——公開拍賣的方法后，對其深入研究；當發現其切實可行后，就將它完善系統化，毫不猶豫地先從鄉鎮企業試起，當鄉鎮企業成功后，向全市國有企業推進。
瀏陽系統改革的程序是，政府先行出資解除職工與國有集體企業的身份關系；對企業進行初步的凈資產評估，然后公開競價，將企業拍賣出去；由于是凈資產拍賣，購買者需要承擔原企業的債務，并先行償還銀行欠息。出售企業的所得主要用于社會保障體系和教育等公共事業。出資人購買企業后，有權自主選擇用工，下崗人員全部進入社會保障體系。
公開是瀏陽改制的表象特征。所有的產權交易都是通過交易所公開拍賣，不存在黑箱操作。
公正是瀏陽改制的本質特性。對職工公正，瀏陽的改革不再是掏職工的荷包，而是倒過來，國家集體欠職工多少就還多少（按國家有關政策：工齡１０年以內，每年７００元，１０年以上，每年９００元）；二是對國家公正，實行凈資產公開拍賣，價格由市場說了算，不玩貓膩；三是對銀行公正，瀏陽改制沒有逃廢銀行一分錢債務，反而把以前的欠息基本都追回來了；四是對購買者也公正。購買者清清爽爽，明明白白買個企業，政府幫助把所有的資產負債都搞清楚，所有手續政府幫助辦妥，資方可以隨意挑選員工，下崗的全部交給政府。
瀏陽正是以這種公正的心態解開了職工、企業、政府、銀行手腳相捆的死結，使原來一點點在損失的資產流動起來，增值起來。政府、銀行、企業和職工都受益。
從１９９９年至今，瀏陽的財政稅收連續多年名列湖南省縣級市第一，原市委書記歐代明被提升為長沙市委副書記；銀行成了最大的受益者。１９９９年４月，湖南農村“兩金”問題引發危機，中央決定取消農村合作基金會，并要求地方政府在３年內將原存款兌付給農民。瀏陽只用了１年，就將３．２８億存款全部兌付或轉存完畢，不僅如此，通過３年企業改制，瀏陽金融業的不良貸款率降低了８％，２０００年３月，被中國人民銀行授予中國首個“金融安全區創建工作示范單位”牌匾。職工也成了改制的實際受惠者。２０００年一季度，瀏陽市城鎮職工工資總額和１９９９年同比增加了３２．９％。
這一糾纏中國的連環死結在中國內地，在國家沒有給任何優惠政策的情況下，通過一攬子的系統改革，就這樣解決了。
和中國的其它城市相比，瀏陽的自然條件只能說是中等偏下——在中部省份湖南，位于群山僻壤之中。倘若不是自然條件惡劣，瀏陽人祖祖輩輩也不會和花炮玩命。那它憑什么能成為中國第一個成功的城市系統改革者，瀏陽人的獨門秘訣何在？
直面危機的勇氣，承擔責任的正氣是關鍵。在和瀏陽的官員交談中，你能感受到這種強烈的氣息。
有的地方，職工民眾常常“順理成章”就是承擔改革成本的主角，瀏陽不是！瀏陽是政府先行承擔改革成本，第一輪改制解除職工身份的４０００多萬元，是瀏陽市千方百計摳出來的。
在很多城市，即使有產權交易，各種成本也是由購買者承擔。瀏陽不是！瀏陽市曾經匡算，如果把各部門要求企業交納的費用都算上，等于整個交易額的４０％，也就是說改革的４０％的成果在這一過程中就化為烏有。因此，對于各級收費，瀏陽如當陽橋上的張飛斷喝一聲：不——“產權交易費用，屬于瀏陽市收取的，一率減免；不屬于瀏陽市的，由瀏陽市政府承擔”。面對所直轄的市、省甚至國家部委的部門文件，這需要何等的勇氣。
最難能可貴的是，瀏陽改革曝光之時，正值中國產權改革的最低谷，隨著股份合作制因自身缺陷無疾而終，“一股就靈”和“國有資產流失”的輿論鋪天蓋地，很多人對產權改革產生“畏高癥”。在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０年期間，瀏陽就先后接受湖南省民主黨派、湖南省６部門和農業部等多輪調查，其中不乏主觀先行的，最后瀏陽的改制因無可挑剔而經歷了嚴峻的考驗。那時候，他們的膝蓋只要稍微軟一軟，瀏陽的改革就會前功盡棄。
瀏陽之行的收獲極豐，一方面證實了我對中國城市綜合改革的構想，它并不是虛幻的烏托邦。更重要的是，我發現了中國改革能否成功的第一要素：執政者的正氣和勇氣。
改革與開放——轉型中國的平衡桿
１．８萬余字的《潮動瀏陽河》一文在前總編張宏遵、編輯孫德宏、秦少相等的全力支持下，冒著很大的風險，于１９９９年９月９日、１０日在《工人日報》發表。讓我們比較失落的是，我們沒有看到應者云集的場面，各省市到瀏陽調研學習者眾，叫好的不少，然而真正學到，推開的不多，這是典型的叫好不叫座的現象。
改革仍在產權的堅關前徘徊，在中國的大多數城市，各種轉型風險仍然糾纏成一團亂麻。正當此刻，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５日，中美兩國就ＷＴＯ達成了雙邊協議，中國加入ＷＴＯ取得了最重大的突破。由于美國在ＷＴＯ中一言九鼎，如果不再發生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之類的事件，我個人判斷，中國加入ＷＴＯ僅是時間問題，中國進一步開放幾乎無法阻擋。當外資在制造業領域投資已基本到位，加入ＷＴＯ，只能意味著金融、保險、證券等服務業領域的外資進入。
自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來，改革在中國的宏觀經濟領域雖有進展，但產權改革仍步履維艱。如果說，此前中國的改革與開放齊頭并進的話，那么１９９０年代末，開放已經超車到改革的前頭。未來，兩者的距離將進一步拉大，其結果是改革與開放的失衡。
改革嚴重滯后于開放，最直接的困擾是盤活國有集體存量的外部條件更趨苛刻，外資增量的擴張對存量的盤活產生極大的壓力。假如說國有資產中有３０％是生機勃勃的良性資產，３０％是無可挽救的垃圾資產，４０％是中間資產，國有銀行的貸款質量必受此影響。跨國公司登陸中國，會選擇行業中３０％的良性資產為跳板，對４０％的中間資產可能就不屑一顧。
倘若中國加入ＷＴＯ，那將意味著國內市場競爭激烈程度將在３至５年就急速提升至國際水平，而這在自然市場狀態下可能經過３０至５０年的時間。市場競爭水平的猛烈提升，使中間資產出局在所難免，產業壓力就此將被轉化為金融風險和就業壓力。
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同步平衡推進的最大意義在于，通過產權改革激活存量中４０％的中間資產，進一步降低銀行里的呆壞賬率，從而為金融改革創造條件，就像瀏陽那樣。
對于改革與開放的平衡，我曾作過一個比喻：中國正走在一條由傳統邁向現代的平衡木上，現實的國內國際環境并不寬松，其中有著相當的風險。中國邁過這一段險路的保障是手中的那根平衡桿。它的一端叫改革，另一端是開放，平衡桿出現一定程度的傾斜搖擺，并不要緊，若開放的一端高高翹起，則有失去平衡的危險。
再也不能對改革嚴重滯后于開放無動于衷了。
費改稅無法根本解決中國三農問題
中美ＷＴＯ雙邊協議簽訂后，我知道中國未來的走向和規則已經注定，我必須尋找更具成長性的生存和發展空間。２０００年３月，我加盟了廣州的南方日報報業集團《南方周末》。
因為忠于多年來的理性思考，來年于安徽的我很快被冠以“極端民族主義”封號，當然自先我只承認自己是理性的愛國主義者；第二，我還沒有看到令人樂觀的事實和理由前，我不可能輕易放棄自己的思考與認知。
２０００年，對于安徽“費改稅”的調查讓我的憂患有增無減。在８月烈日炎炎之下，我返回故鄉，調查了安徽濉溪、蒙城兩縣多個鄉鎮的改革情況。
濉溪縣五溝鎮是較正面的案例。原來這里亂收費嚴重，農民負擔一度高達２５０元以上，他們上訪，抵制。最終，２９個村莊竟有２２個抗稅抗糧，鎮墻不敢進村。費改稅后，只剩下一正稅，一附稅，一事一議的三項負擔，隨著干部更換，政策執行到位，農民的人均負擔降低到１００元以下。但與此同時，鎮里收入減少，２０００年正稅收入３５４萬，可全鎮僅滿額工資支出就達３９５萬，吃財政飯的５８８人中，教師就達４５０人，因此受損最大的是農村的基礎教育，全鎮３０８間校舍，危房１０８間，教師的工資只能發７０％，而且當時已經拖欠了３個月。
蒙城縣的某鎮則發生了公然抗拒費改稅事件，鄉鎮官員對費改稅陽奉陰違，亂收費照收不誤，只是將“費”字全改成了“稅”字。他們甚至逼近農民寅吃卯糧，對于交不夠亂收費的農民，逼著他們以買黃牛、化肥的名義從信用社貸款，貸得款項直接扣走，只是給農民一張白條。對于到省城上訪的農民，他們路上攔截后，對其毆打，關押。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的記者前往調查，也被他們軟磨硬泡給轟走了。而我在調查中，鎮里官員也多方圍追堵截，我只好采取打游擊的辦法調查真相。
費改稅調查使我對中國農村的現狀有了清醒的認知，對中國農民民生有了深入思考。基層機構日益龐大，農業結構變化不大，農業生產力提高困難，正一點點侵蝕農村“大包干”的碩果。在農村收益難以大幅提高之下，費改稅只能暫緩農村尖銳的干群矛盾，難以根本解決中國的“三農”憂患。
而最令人心焦的是，如此脆弱的小農經濟，加入ＷＴＯ后，如何抗拒美國那種現代化大農業的競爭。城市人在物美價廉的美國面粉面前，他們會對中國的小麥不屑一顧嗎？
ＷＴＯ后的中國農民出路到底在哪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