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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時間2001年11月10日，多哈，中國走進世界，世界走進中國。
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喜慶時刻，是一個歷經滄桑，心情復雜的中國喜慶時刻。它為2001中國之年的樂章奏下最渾重強勁的音符。自1840年以來，中國人經受百年屈辱、掙扎和奮斗終于迎來了這一歷史時刻。
中國與世界在此刻握手，中國與世界的兩個市場在此刻相互主動對接，在過去15年談判中，兩個市場不斷尋找各自力量的動態均衡，而11月10這一天成為兩者時間和空間轉換的均衡點。這一天，世界的市場成為中國的市場，中國的天空開始豁然開朗。
我們曾有一次在廣闊天空中飛翔的機會。當第一個英國公使拜見清乾隆時，皇帝拒絕了英國使團所有通關、通商請求，清王朝將自己的子民驅離海洋。
在現代工業文明的崛起面前，以行云布雨的龍為圖騰的農業文明無可奈何地衰落了。閉關鎖國擋不住船堅炮利，中國市場力量在被啟蒙的同時慘遭蹂躪，東方古國最終淪為西方市場力量原始積累的藥渣……1949年，中國脫離關貿總協定是市場規律對市場嚴重失衡的必然懲罰。
新的中國找回了主動的起點。但是，一個國家只基于自己少量的城市需求試圖完成城市化進程，無異于拔自己頭發脫離地球。更何況工業化必然與市場配置手段和現代管理制度相匹配，只有一個輪子的中國怎能長久平衡行駛？
痛定思痛后，我們選擇了主動轉向世界。循序漸進的市場化被引進，不僅原有的積累被轉化為市場的力量，市場更催生了民間旺盛的生命力，兩者的聚合使中國市場的能量日益強大，對世界資本越來越具有誘惑力。跨國公司500強，越來越急切地敲關入門。加上世界華人資本的力量，他們構成了今日中國市場的三支主導力量。
我們看到：當前這三支力量正形成競爭上的有效制衡。惟其如此，中國與世界的對接方不至于一邊偏倒。三者的制衡是當今中國入世的最大利好。市場競爭越激烈越均衡，各方投資的收益越會最大化，從而最大可能地融資和創造就業。這將為中國化解轉軌中的兩大難題——金融風險和農業問題創造有利條件。
入世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機遇降臨眼前。隨著發達國家向知識經濟的轉型，制造基地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已合情合理。中國不僅勞動力廉價，還有巨大的市場，跨國公司自然首選中國。我們曾經苦惱于WTO后的農村民生，我們曾經苦惱于中國13億人怎么城市化，而當我們把農民問題和世界工廠連接起來，當農民通過世界工廠轉變為工人，思路才能豁然開朗。
世界工廠對職業經理有強烈需求，這種需求正使職業精英形成一個新社會階層。職業經理作為資方和勞方的中間人、利益結合部，決定了他們會努力尋找社會結構中的上下制衡。在我們的身邊，出生貧寒的優秀青年成長為職業精英，完成財富的積累已屢見不鮮，這使一個社會擁有了財富的光榮與夢想。
在三種經濟力量的橫向制衡，社會上下階層的縱向制衡中，公平、透明的現代交易規則和監督制度已呼之欲出。中國入世的本質意義在于它引入了一個現代制度，中國以法的形式承諾采用國際化的市場管理規則。現代文明的蔚藍天空離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么近。
這是可望而可及的現代文明，它建立在中國職業精英成長的基礎上；建立在中國三種社會經濟力量的有效制衡中；建立在發達國家將制造基地轉移，中國與一體化世界共贏的歷史機遇里；建立在文革后國人自主意識覺醒，22年市場啟蒙的基礎之上。因此，我們充滿理性而激動地預言：現代文明對中國再也不是空中樓閣。
我們不相信悲劇是中國人的宿命。東方人柏楊說：一個中國人是一條龍，三個中國人是一條蟲。他說的是自私的悲劇。西方人熊彼德說：“如果個人主要關心自己的利益及他們較近的親屬的利益，(一個國家)增長的機遇會大一些。”他說的是自私的喜劇。
國家如何迎接喜劇，避免悲劇？是保持距離的制衡而不是一群人對另一群人合法利益的剝奪。無論是人類社會的人與人之間，集團之間，國家之間；還是自然世界的分子與分子之間，天空和大地之間，地球與太陽之間，成熟而穩健的結構都存在于動態均衡之中。
我們深信不疑：惟有公平、透明的競爭規則得以明朗，動態制衡得到制度和力量的保障，中國社會各階層的能力才能各歸其位，有機組成一條騰飛的中華巨龍。
那時候，龍再也不是中國人頂禮膜拜的圖騰，龍是所有中國人自己。
2001年11月10日，中國入世，龍騰的天空從此豁然開朗。
原載于《21世紀經濟報道》2001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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