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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建城已經有3047年的歷史，作為遼金元明清五朝帝都，京城遍地是閃耀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之光的古跡。在亟待挖掘、整理、修復的文化古跡中，會館的命運已經引起人們的關注
北京的會館興起于明代，清代達到鼎盛。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對“會館“這樣注解：“會館，是同省、同府、同縣或同業的人在京城、省城或大商埠設立的機構
，主要以館址的房屋供同鄉、同業聚會或寄寓”。北京史學家王燦熾先生認為，會館大體可分為進京同鄉和趕考的舉子落腳休息、聽榜的試館；為做買賣的本鄉人相互保護照應的行館。后來行業會館打破了地區界限，如：正乙祠就屬于銀錢業會館，用來供奉正乙天君——財神爺的地方。還有玉器行的會館、梨園會館等。由于北京長期以來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全國各地甚至府、縣幾乎都曾在京設立過會館。會館實際上成了政治、社會活動的場所，近代很多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都與會館有關。表面上看，會館都是一些破舊的小平房，里面卻積淀著非常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
會館在南城扎堆兒據考證，京城最老的會館建于明永樂年間的江西南昌會館。最后出現的一所會館是1936年建的湖北大冶會館。歷史上，京城的南部會館林立。最早調查和記錄京城會館的是清代乾隆年間，著名的會館有182處。光緒《順天府志》記載，北京大小會館有414個。據《京師坊巷志稿》、《都門紀略》、《實用北京指南》等書記載，清末北京的舉子會館約有425處，工商會館約有32處，兩種會館合為457所。到1949年11月，北京市民政局調查尚存的會館，其修建于明代的有33處，清代的有341處，民國的有17處，合計391處。這些會館大部分位于現在的宣武區，崇文區約有38處。緣何京城會館都集中在宣南？京味作家、《北京晚報》記者劉一達認為，由于清代實行“滿漢分居”，內城，即現在的東城、西城都住著皇族和八旗，漢人不得入住內城，即使像大學士紀曉嵐這樣的官，也只能住在城外。清朝北京的城圈兒很小，正陽門、宣武門、崇文門外就是城外的郊區了。當時的崇文區是漕運碼頭，做買賣的地界兒，在明朝中葉已成為全城各門的總稅關，文人歷來輕商，不愿意與商人為伍。而宣南文化又源遠流長，文人自然愿意在這兒安營扎寨。當然，文人住會館不但節省食宿費，還方便讀書交流，做學問。乾隆盛世集中了全國一流的學者360人，編纂《四庫全書》。為了編這部書，還得有人謄抄、校對，因此參與編輯《四庫全書》的就有3000多人，他們中的多數人也住在會館。
明清建筑統領地域風格巧附京城會館的建設沒有規范標準，不像皇城內的宮殿巍峨、樓閣輝煌，也沒有西郊外的水木清幽、園林秀色。大部分為購買的民宅，建筑上都不太講究。有些會館人氣漸旺，擁擠不堪，就順便在空地上蓋幾間平房，并不像王府或大宅門那樣根據定制建造，基本上是因財力而定規模。幾百所會館中，以小會館居多。南橫街一帶的中山會館、潮州會館、紹興會館等都是幾十間平房的四合院。會館的建設費用，全部來自民間捐款，官員帶頭掏錢，財大氣粗的多出，囊中羞澀的少拿，有錢的出錢，沒錢的出力。安徽會館當年是孫承澤的萬卷樓，在李鴻章勢力最大的時候由他操持修建的，所以比一般王府都豪華，僅占地就9000多平方米，其建筑風格也有徽派的特征。單從建筑上看，會館的整體布局和室內裝潢沿襲了明清的風格，但民俗鄉情和地方特色在有經濟實力的大會館中都很突出，加之會館經常舉辦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交流活動，使會館的作用已遠遠大于其原有的功效。比如湖廣會館從嘉靖中期起，歷經幾次修建，從原來不起眼的一套三進院，成為北京建有戲樓的著名會館之一，建筑風格體現了兩湖建筑講究主樓高敞，偏院曲折，廳堂隱蔽，亭景精雅的建筑文化特色。特別是道光20年，曾國藩親自改定設計修建該館時，在亭榭假山的安置和“風雨麗人館”斜廊的處理上，完全采用了《周易》“天人合一”的理念和南派堪輿風格。對北京南城會館周圍的建筑有明顯的影響。李鴻章主持修建的安徽會館則另有“平衡”的韻味，整個建筑的圍合空間充分體現了徽派建筑講求形神兼備、聚氣藏風、左平右安、避煞通幽的特色。嶺南地區的建筑風水講究對“水”的利用。北京缺水，沒有縱橫交錯的河泊，東莞會館和粵東新館采用嶺南建筑風水中“借路為水”的辦法，把路當做水用，講求“水見三彎、福壽安閑、屈曲來朝、榮華富饒。”讓人不得不佩服前人在建筑文化發展上的獨具匠心。
小平房里有“大戲”京城會館成了為同鄉服務的場所，為進京人士提供了理想的公共空間，為士人的集結、交往，形成社會能量提供了特殊的環境。民族英雄林則徐曾住在高家寨的蒲陽會館，他和黃爵滋發動的禁煙運動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人們一般都知道林則徐作為欽差大臣到虎門銷煙，后爆發了鴉片戰爭，但虎門銷煙的“策劃”是在北京，卻鮮為人知。林則徐當時是湖廣總督，他帶著禁煙的藥方來到京城，與有識之士黃爵滋一道，向朝廷上書，提出禁煙，8天與道光皇帝長談了8次，最終說動了皇帝。中日甲午戰爭失敗，清廷接受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當時，全國的舉人正在北京參加會試，聞耗痛哭。康有為等多名舉人拍案而起，沖破封建政府的禁令，起草上皇帝萬言書，提出“拒和、遷都、變法”的主張，即著名的“公車上書”。當年，康有為兄弟就住在南海會館，梁啟超住在新會驛館，而譚嗣同就出生并居住在瀏陽會館，楊深秀曾住聞喜會館。當年“公車上書“所開大會在達智橋松筠庵，康有為組織的強學會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鼓吹改革的政治團體，其會址設在孫公館的安徽會館，立保國會于南橫街的粵東新館。“戊戌變法”其謀劃自始至終都是在宣南的這些會館里。“戊戌變法”是開中國近代改革之先河，是中國近代改革史上最悲壯的一頁，今天的改革是歷史的繼承與延續。現今保存最完好的湖廣會館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熱地”。1912年(民國元年)，孫中山先生應袁世凱之邀，赴京共商國事，于8月24日下午5時抵京，9月17日離京。期間曾五次到北京湖廣會館，在這里改組了同盟會，建立了國民黨。第一次是8月25日上午參加同盟會的歡迎會。第二次是8月25日下午參加國民黨成立同盟會，據當時的報紙記載，出席大會的有2000多人，孫中山先生以1300多票被推舉為理事長。第三次是8月30日下午參加北京學界歡迎大會。第四次是9月4日下午參加共和黨本部的歡迎會。第五次是9月15日參加國民黨的歡迎大會。紹興會館在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路西，其規模不大，只有84間房屋。原來是山陰縣會館和會嵇縣會館，后合并叫山會邑館，又改名為紹興會館。清道光年間，以章學誠為首的兩縣在京官員，為方便同鄉進京應試或官員到京候補，出資建起的會館。魯迅在北京一共住了15年，其中7年半的時間住在紹興會館，是他一生中除了老家紹興外，無論在上海，還是北京住的時間最長的地方。1912年魯迅到了北京就住在紹興會館，在此寫了大量的抨擊社會的雜文，并首次使用魯迅這個筆名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狂人日記》。以后，魯迅一發不可收，繼續創作了《藥》、《孔乙己》、《明天》等著名小說和雜文《我之節烈觀》、《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及多篇隨感錄。可以說，中國偉大的思想家魯迅是在紹興會館誕生的。紹興會館現在是大雜院，仍住著80多戶居民。
北京歷史的活化石京城歷史上的會館，很多早已星移物換，湮沒無聞，難覓其蹤，但它們對中國社會發展產生的重大影響，卻不可忽視地存在。京城會館不僅有著重要的學術研究價值，更有展現歷史名城風韻與魅力的文化產業開發價值。湖廣會館總經理霍建慶介紹說，京城會館是逐漸衰亡的。廢除科舉制，到會館來的人越來越少，活動也逐漸減少，經營入不敷出，這便是舉子會館走向衰落的原因。民國初期，湖廣會館曾租給中華書局，當時租賃的契約至今還保留著。其它會館也因寄寓的人少，經營困難，后來成為年久失修的大雜院。行業會館則逐漸被同業工會等組織代替。“盧溝橋事變”后，京城會館已經基本關閉。直到1984年，個別有影響的會館被定為文物保護單位，才有幸被留存下來。京城會館以其悠久的歷史傳統、豐厚的文化底蘊、特有的風貌遺存，為首都北京這座歷史文化名城增添了豐富的文化內涵，寬廣的人文視野和迷人的京城韻味，也為邁向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北京提供了難得的優勢資源。京城會館與現在各省區市駐京辦事處由政府出資建設、主要為經濟服務有所不同，它們留下的，是人們對歷史的回憶。京城會館作為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驛站”，將來只能從史料和記憶中尋覓了。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在京城拔地而起的各省市駐京辦事處的豪華大廈，已經承擔了部分會館的功能。文/黃建中攝影/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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