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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民
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西安710061
廣州金融高等專科學校金融所，廣州510521
一、現有文獻評述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國際貿易影響力的提高、人民幣幣值(包括物價與匯率)的持續穩定，還有中國政府在亞洲經濟危機中以實際行動表現出來的穩定亞洲經濟的高度責任感等，使人民幣的國際威望大大提高，周邊國家居民逐漸認可并接受人民幣作為交易貨幣和清算貨幣媒介其國內國際貿易流通。
人民幣境外流通引起了中國決策層和國內外理論界的高度關注。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委托各大區行調研組對人民幣的境外流通情況進行調研，理論界抱有各種目的探討人民幣國際化問題的文獻也開始涌現。胡定核(1995)從經濟開放度與貨幣國際化相關關系角度考察了人民幣區域化的可能，趙海寬(2002)認為人民幣已有能力問鼎世界貨幣，凌星光(2002)則從購買力平價支撐的人民幣升值壓力斷定人民幣已經成為亞洲強勢貨幣甚至準國際儲備貨幣，鐘偉(2002)從操作性方面對人民幣國際化提出了有價值建議。上述文獻對人民幣國際化問題提供了一定的合理性評判，但或者由于考察因素過于單一，其預測結果過于絕對化；或者由于以國家信用拔高了人民幣信用，對人民幣與世界貨幣之間所存在的差距缺乏深入分析；或者因為基于全商品比較的購買力平價本身存在著“平價”扭曲，使其結論的正確性大打折扣。再者，上述文獻都沒有對人民幣境外流通的實質做出深入分析，也沒有對人民幣性質作出準確判斷，因此針對人民幣國際化問題所提出的政策建議有待修繕。
在調研和理性分析的基礎上，我們的結論是：在可預見階段內，人民幣不具備與在位國際貨幣同一平臺進行競爭的實力，人為拔高其國際化程度蘊涵著巨大的逆轉風險。因此，基于人民幣境外流通的現實，針對人民幣的國際化問題，貨幣當局應采取審慎的強勢人民幣戰略，以提高人民幣的國際競爭力為切點，奠定人民幣國際化的切實基礎。
二、對人民幣境外流通的理性判斷：現實邏輯
人民幣在周邊國家的流通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但其國際信譽的迅速提升則是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目前，人民幣在越南、泰國、緬甸、朝鮮、蒙古、俄羅斯、巴基斯坦、尼泊爾等國家被作為支付貨幣和結算貨幣被普遍接受，臺灣、孟加拉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新加坡、韓國等國家和地區已經接受人民幣存款和辦理人民幣其他業務。在一些發達國家，人民幣也成為當地的可自由兌換貨幣，逐日公布與當地貨幣的比價。而柬埔寨國家首相洪森則干脆走向講壇，公開號召本國人民使用人民幣，以吸引剛剛富裕起來的中國游客，拉動旅游等服務出口，進而促進本國經濟發展。據調研組的調研統計，到2001年底，有超過500億人民幣在港流通(黃道平，2002)；人民幣在越南與本國貨幣等地位流通，在蒙古共和國當地流通的人民幣現金占總流通現金量的60%；而《星島日報》則稱，人民幣在東南亞的自由流通已受到“二美元”待遇。
人民幣的境外滯留量已經具備了相當規模，且在逐年增加，人民幣走出國門已是不爭的事實。但我們認為，對人民幣國際化水平應做出準確判斷，短期預期不應過于樂觀。
首先，人民幣在周邊國家被接受與流通是多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盡管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與國際貿易對世界經濟影響的擴大占有相當大的權重，但更為重要的因素是，(1)政府信用對人民幣的支撐；(2)周邊國家居民對本幣信心不足從而為規避貶值風險而進行選擇。人民幣信譽的迅速提升發生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表明了這一點。
其次，在衡量貨幣國際化程度(包括廣度和深度)的各項指標中，人民幣的境外職能除了支付手段和清算貨幣外，其他指標非常弱，其“金融交易品種”貨幣量和國際儲備量幾不可見。就“實際交易使用”貨幣而言，千億人民幣的境外滯留量，無論是相對于人民幣超過16萬億的貨幣發行總量，還是相對于2001年中國(不包括港奧臺地區)5098億美元的進出口貿易額來講，比率都非常小。
再者，到目前為止，中外政府之間至今沒有簽訂過關于人民幣流通與支付的任何協議，人民幣的境外流通仍僅具有民間性質。某些政府鼓勵也只是對本國居民的人民幣持有行為表示贊同，不等于要將人民幣作為硬貨幣進行儲備。
由此，我們判斷，人民幣的境外流通僅僅處于貨幣國際化的初級階段，人民幣與國際化貨幣的差距還很大，還不充分具備國際化貨幣所必須具備的相關性質。
三、對人民幣性質的界定：理論邏輯
(一)貨幣演進的一般邏輯
綜觀貨幣的演進歷程，作為計價單位和流通媒介的貨幣，其產生是商品交換擴大與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商品具體”到“一般等價物”的自然蛻變過程。在貨幣產生的初期，貨幣以其載體自身的價值為基礎，充當商品交換的“一般等價物”，體現并且僅體現著交換主體之間的橫向交易關系。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并不需要“信用”的幫襯，因為獲得貨幣就等于抵押了商品價值，同時取得了換回相應價值的產品或勞務的權利。這時大凡有價值的物品都有機會當選為貨幣，貨幣的流通不帶有絲毫的強制性質，因此可被稱為自由貨幣。
貿易的發展使得貨幣存在的意義超脫了其商品體本身，當一般等價物固定地以某單一商品來充當時，也實現了作為貨幣的使用價值與貨幣載體本身價值的分離。不足值的貨幣可憑籍“信用”發揮媒介職能，于是貨幣鑄造就產生了不菲的價值缺失性鑄幣收益。這種收益反過來引致了貨幣體系的混亂，阻礙了商品貿易的擴大進而阻礙了經濟發展。因此，(1)控制鑄幣收益，并增加歲入；(2)掃除貿易的貨幣阻隔，促進經濟發展；(3)國家權力的象征；(4)調節與控制經濟運行等等因素，激勵著統治者以國家名義控制貨幣發行，統一發行貨幣。按照E.Victor.Morgon(1965,PP104)的說法，從公元前17世紀發生與政府之間的實質聯系，直至20世紀30年代成為政府控制經濟的工具，貨幣越來越依賴政府信用和政治權力的支撐，越來越體現出權力性發行主體與居民之間的縱向契約關系。這樣，自由貨幣逐步過渡到國家貨幣。
自由貨幣到國家貨幣的演變，其實質就是貨幣滿足經濟發展的要求而實現形制統一(也即價值形式)的過程，因此也是貨幣一體化過程，是由于社會分工的擴展導致了經濟體合作信用程度提高的結果。基于同樣的理由，經濟體之間的合作與依賴關系隨著國際貿易發展而突破了國界，這種突破將對貨幣信用提出更高層次的要求。盡管貨幣的發行收益存在著國界，但當一種貨幣因經濟發展而能夠穩定地體現商品價值時，它就可能突破國界而成為在國際上充當媒介商品交換的工具，從而突破國家貨幣的信用范疇，或者以現有貨幣為價值載體，或者以新貨幣形式成為國家之間進行交易的價值載體，而上升成為世界貨幣。前者被稱為貨幣國際化，而后者則被稱為共同貨幣。法郎、英鎊、美元、日元通過貨幣國際化渠道或曾經或正在作為世界貨幣，充當商品服務的國際流通媒介、國際儲備貨幣乃至金融交易品種貨幣，而歐元的誕生則給我們展示了共同貨幣發展的前景。
然而，無論貨幣處于在哪個階段，貨幣的永恒魅力在于其“一般等價物”內質，在此基礎上，貨幣才具計價、媒介和儲藏三大功能，并實現貨幣本位的提高和區域延伸。從自由貨幣到國家貨幣再到世界貨幣，是貨幣“一般等價物”性質的螺旋上升過程。國家貨幣是政府信用對自由貨幣在“一般等價物”性質基礎上的附加與派生，而世界貨幣相對于國家貨幣而言，則又是對“一般等價物”性質的回歸，但這種回歸不是對貨幣載體本身價值基礎的回歸，而是對支撐貨幣的經濟基礎的強化：一國貨幣能否在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市場上成為強勢貨幣，其根本決定因素在于貨幣發行主體國家的經濟實力，然后才是諸如政治等其他因素。厚實的經濟基礎是貨幣穩定的根基，而只有長期持續的經濟穩定才真正是決定一國貨幣成為國際經濟主體謀求共同利益的工具的特殊介質。美元在二戰后替代英鎊成為世界貨幣，日元在20世紀80年代成為國際貨幣等都是強有力的證明。強政府可以在主權范圍內替代經濟水平作為貨幣價值的支撐力量，但也決定了信用貨幣的“虛幻性”特征(楊偉國，2001)，這種“虛幻性”把貨幣穩定置于持有者對政府的預期之上。該預期的不確定性成為貨幣波動的潛在因素，因而也成為貨幣職能國際化擴展的障礙。
(二)人民幣國際化的底墑分析
交易是貨幣起源之本，貨幣則是交易中計量商品價值、媒介商品交換的價值形式。從羊皮(物幣)作為一般等價物到有文化印記的錢幣，從金本位到純粹信用貨幣的過渡，貨幣的演進伴隨著兩個因素的共同演進：(1)交易頻率的提高；(2)社會信用的擴展，而“一般等價物”性質是貫串于二者始終的。然而人民幣發展歷史上排斥商品的經濟制度選擇，削弱了人民幣作為商品流通媒介的一般等價物內質，無形中在經濟與高本位貨幣之間設立了多重阻隔，甚至到改革開放初期的重商策略都不能消除這種阻隔。這一方面制約著以人民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易頻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社會信用程度(深度和廣度)的擴展。這表明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呈現出來的“高本位”態勢超越了其經濟基礎，主要依賴國家信用的支撐。
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人民幣幣值無論是國內物價水平還是匯率水平，在周邊乃至全球經濟體貨幣幣值波動不居的背景中，走出了相對穩定態勢。但這種穩定態勢并不全是由人民幣的一般等價物性質所決定的，政府行為注入、較低的金融開放度、外匯市場管制、中國政府在亞洲金融危機中以實際行動表現出來的高度責任感等因素對人民幣幣值穩定做出了更加重要的貢獻。就支撐幣值穩定的經濟基礎(包括經濟存量和經濟成長性)而言，我國經濟與貿易雖然都取得了迅速增長，但增長基礎非常脆弱，(1)經濟轉型時期，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不是得益于自發消費與自發投資，而是得益于政府財政政策；(2)出口對GDP貢獻的年度波動幅度過大；(3)經濟發展受到經濟結構和政治體制等深層次問題的制約，比如商業銀行不良債權、區域經濟差異、腐敗等；(4)作為信用貨幣內涵的信用體系不健全；(5)經濟金融制度改革在這幾年出現了漸進式改革模式的邊際效率遞減，制度供給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減退等等。
如上所述，人民幣的穩定運行過分依賴政府對貨幣的責任，過分依賴持有者對政府穩定貨幣政策的預期，而信心和預期具有“雙向強化”傾向，這種傾向會夸大貨幣波動振幅，在對政府穩定貨幣政策信心不足和預期悲觀時就會引發國際化貨幣的逆轉選擇，進而引發貨幣危機，阿根廷、厄瓜多爾等屬于典型案例。相對于美元、歐元、日元等三大在位國際貨幣而言，人民幣的經濟基礎力量最為薄弱，其國際信用底墑不厚實，因此其國際競爭實力較弱。人民幣作為貨幣的基本性質還不足以支持它成為周邊國家乃至世界經濟體謀求共同利益工具的特殊介質，人民幣與國際貨幣還具有相當大的差距。
四、審慎的人民幣國際化策略
貨幣一體化(包括貨幣國際化和共同貨幣選擇)是經濟發展、貿易(國內和國際)深化及信用擴張的必然趨勢，貨幣經濟的逐步發展要求貨幣具有統一的形制和統一的價值(張杰，2001P45)，但哪種貨幣能夠成為國際一體化貨幣則是多元貨幣競爭的結果(Philipp, H. 1998)。盡管人民幣可以暫時超越其經濟而主導亞洲貨幣，但脫離經濟主導的貨幣主導不具備持久力量，比如日元在21世紀初遭到亞洲各國經濟的唾棄，美元近期的長勢貶值也是由于美國經濟在全世界經濟總量占比進一步降低以及人們對其新經濟預期悲觀進而拋售美元的結果。就人民幣經濟基礎力量而言，還不能支撐其國際貨幣競爭力量，其境外流通存在著現實邏輯與理論邏輯的背離。所以，人民幣要真正成為亞洲金融經濟的支點貨幣乃至世界貨幣，首先要強化其體現橫向交易契約關系的一般等價物內質，并在此基礎上達成兩種邏輯的統一。
1.準確界定貨幣穩定中的政府責任，降低人民幣的“虛幻性”含量。人民幣的“一般等價物”性質不能獲得迅速提升，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貨幣的自然信用為強政府信用所取代，貨幣內涵的居民橫向契約關系讓位于貨幣發行主體與居民之間的縱向契約關系。貨幣穩定與政府管制陷入惡性循環：政府擔心貨幣信用力→→不放松對貨幣的管制→→貨幣自身信用的擴展力弱→→貨幣穩定越發依賴政府支撐。基于這樣的分析，政府宜更新思維，配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的金融開放，安排好一個放松貨幣管制的5年戰略計劃，高頻率(周期可定為季度變更)小幅度地逐步放松貨幣管制。具體而言，可用5年或更長期限放開利率和匯率的浮動幅度到一個可控目標。對于利率，使其形成機制完全從由政府決定機制穩步向由市場生成機制過渡；對于匯率，則從實質上盯住美元的基本固定匯率，逐步轉向面向美元、歐元、日元，同時考慮港元、新元、臺幣等一攬子貨幣的基本浮動匯率過度。在這個逐步放松管制的過程中，貨幣當局要密切關注人民幣作為國際交易媒介及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如果人民幣的國際競爭力態勢能夠保持持續穩定，則表明人民幣內涵的橫向交易契約關系飽滿，人民幣就奠定了國際化基礎。反之，貨幣當局則對人民幣的境外流通采取關注和審慎態度。
2.啟動“金融強國”戰略。“金融強國”概念被界定為一個橫向比較概念，可粗略地從金融資產總量和金融市場發達程度來描述。金融資產質量是一國貨幣國際競爭力的函數，而一個與國際接軌的高效率金融市場則因為能夠迅速轉換金融資產而給貨幣持有者提供一個規避貨幣持有風險的通道。二者綜合起來可增強貨幣持有者對所持有貨幣的信心和樂觀預期。金融強國戰略還包括消除國內金融業中存在的隱患，諸如銀行體系不良資產的形成機制隱患和證券市場機能錯位問題。再者，加快國內貨幣市場和債券市場的發展，形成調節人民幣需求與供給的“流動資產池(鐘偉，2002)”，以維持人民幣幣值和金融資產價格的穩定。2001年，中國經濟總量和貿易總量雙雙列世界第6位，已進入經濟大國行列，但就中國金融發展而言，無論是金融資產(總量與質量、存量與增量等，屬于金融發展廣度)還是金融市場發展程度(國內市場效率及與國際市場銜接狀況，屬于金融發展深度)，都不可與發達國家同日而語。金融發展的滯后使得境外持有者對長期持有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心存顧慮，這降低了人民幣實際交易的國際比較價值，制約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深層次拓展。
3.在經濟外交策略上，保持人民幣的長期穩定，繼續承擔起亞洲經濟復興的責任，由此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威望。盡管維持人民幣的穩定，無論是升值壓力下還是貶值壓力下維持其穩定，都需要成本，但貨幣穩定的長期收益大于成本(Mundell,R.A,2002)。一方面，人民幣在亞洲金融危機中花費了巨大成本樹立起來的信譽，不應該在周邊國家經濟復興過程中遭受削弱；另一方面，要讓周邊國家經濟體認識到，盡管中國目前在亞洲經濟運行中的角色只是平衡力量，但在國際經濟關系上，中國與東南亞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系，如果放棄了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必然給自己帶來不利。對中國來講，一方面可以從人民幣“強勢”中獲得貨幣發行收益作為人民幣穩定的成本補償，另一方面，亞洲經濟的穩定反過來會促進中國經濟發展，因為東南亞是中國的主要貿易合作伙伴。
4.對于周邊國家經濟體對人民幣的需求，貨幣當局宜采取默認態度，這可以保證自己在貨幣政策決策與實施方面的主動地位。換句話說，可使自己避免在再一次可能來臨的全球性金融經濟波動中陷入貨幣政策決策和實施的被動局面。但默認不等于置之不理，必須處理好國內潛在問題，防范人民幣國際化的逆轉風險。在國際經濟對人民幣具有強烈需求時，默認等同于鼓勵。
5.積極參與和推動亞洲貨幣金融合作。從戰略上，前期可以協調推出中
華貨幣圈(姜波克，2000)，以使中國貨幣可以與日元甚至與歐元抗衡。超長期目標則是在亞洲區域以人民幣為支點貨幣建立亞洲單一貨幣。目前則要通過擴大已經啟動的貨幣交換協議，還有諸如匯率協調、共同管制機制等較淺層次的貨幣合作措施，增進中國對亞洲經濟金融的參與。亞洲貨幣統一因為諸多復雜因素存在著困難，但無論預期結果怎樣，現處理好人民幣自身問題，然后再在亞洲經濟金融舞臺上提出自己的方案，這是最重要也是最現實的策略。
五、余論
與流行觀點不同，本文并不把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看作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障礙，因為該問題根本就是多余的擔心。我們認為，當金融開放緩沖期滿而全面解禁外資銀行的人民幣業務時，人民幣的自由兌換也就是水道渠成的事情了，那時人民幣離本文預期的國際化貨幣還十分遙遠。
參考文獻：
E.Victor.Morgon.1965: History of money, Penguin Books, Baltimore.Philipp,H. Currency Competition and Foreign Exchange
Market,1998: the Dollar, the Yen and the Eur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undell,R.A,2002: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and Outlook for Asian Currency Collaboration, The Journal of Finance.
胡定核1995：《貨幣國際化與經濟開放的相互關系及其力學模型》，《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第4期。
趙海寬2002：《人民幣問鼎世界貨幣》，《金融經濟》第4期。
凌星光2002：《試論人民幣升值和中國國際貨幣戰略》，《管理世界》第1期.
黃道平2002：《粵港金融合作的戰略思考》，《華南金融研究》第3期.
楊偉國2001：《歐元的性質與歐元匯率》，《世界經濟》第8期.
張杰2001：《制度、漸進轉軌和中國金融改革》，中國金融出版社。
鐘偉2002：《略論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世界經濟》第3期。
李華民2002：《國際鑄幣稅及其啟示》，《南方金融》第8期。
姜波克2000：《人民幣境外流通問題初析》，《東方證券研究》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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