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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民間投資在全社會投資中的份額呈不斷上升趨勢,尤其是股份制經濟的投資活力最為強勁,比重上升幅度最大
-東、中、西三大地區民間投資增長勢頭迅猛,中、西部民間投資的增幅與所占比重的上升勢頭已明顯高于東部地區
-由于國內民間投資增長勢頭逐步加強,全社會投資增長對政府直接投資的依賴程度在降低
-從增長態勢看,盡管近兩年國內民間投資增幅已明顯回升,但是民間投資的發展仍有一些制約因素
統計分析表明,近年來民間投資正在加速啟動,在全社會投資中的份額已接近國有經濟投資,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貢
獻逐步提高,國民經濟中投資的自主增長能力逐步增強。這是經濟改革、結構調整和宏觀調控政策的積極成果,也為經濟發展
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民間投資的成長仍然面臨不少制約因素,亟待加以解決。
一、民間投資增速、比重和貢獻率變化態勢
1、國內民間投資增幅高于國有經濟投資,其中股份制經濟的投資增長最快
1998年我國實行積極財政政策以來,在投資領域以連續發行國債拉動整個投資需求的增長,已經取得明顯成效。
2001年全社會投資增長13%,高于前兩年的增幅。同時,由于國債投資集中體現了政府公共投資的意圖,主要受益者是
國有經濟,人們一直擔心民間投資被擠出或增勢減弱。然而,事實上除1998年國有經濟的投資增幅顯著高于民間投資和全
社會投資的增幅以外,1999年到2001年,分別看,集體經濟、個體經濟和其他經濟的投資增幅基本上都快于國有經濟
的投資增長速度,其中"其他經濟"的投資增幅連續兩年高達28%以上(見附表)。在各類經濟成份中,股份制經濟的投資
增長最快,1997年到2001年,由1387.21億元增加到5663.49億元,5年平均增速高達32.5%；同
期,外商及港澳臺投資從2893.08億元增加到2998.69億元,平均增幅僅為0.7%。
國內民間投資的平均增幅不僅高于國有經濟,也高于全社會投資的增幅。1998年到2001年,國有經濟投資增
幅已從17.4%逐年回落為3.8%、3.5%和6.7%,而全部國內民間投資的平均增幅逐年分別高達20.4%、1
1.8%'、22.7%和20.3%,與國有投資增幅放緩的趨勢形成鮮明對照。
2、國內民間投資比重接近國有投資,股份制投資比重明顯上升,全社會投資對政府直接投資的依賴程度在降低
近幾年,國內民間投資在全社會投資中的份額呈現不斷上升趨勢,而國有投資、外商及港澳臺投資比重則逐年下降。
1997年到2001年,國有投資、國內民間投資、外商及港澳臺投資三者比重分別由52.5%、35.9%和11.6
%變為47.3%、44.6%和8.1%,目前國內民間投資在全社會投資中的份額已經接近國有經濟。
1990年代以來,國有經濟在全部投資中的比重以較大幅度持續下降,2001年與1994年相比,這一比重降
低了9.1個百分點。同期,集體經濟投資比重小幅度下降,降低了2個百分點；外商及港澳臺投資比重下降3.1個百分點
；而個體經濟投資尤其是股份制經濟投資所占比重明顯上升,分別上升了3個和11.4個百分點。
國家注入大量國債投資以來,盡管國有經濟在全社會投資中所占比重在1998、1999年曾有小幅度回升,但是
總的看仍呈下降趨勢,1998年到2001年,國有經濟投資比重由54.1%下降到47.3%。同期,在國內民間投資
比重的變化中,集體經濟投資所占比重略有下降,由14.8%'下降到14.2%；個體經濟投資比重由13.2%上升到
14.6%；其他經濟的比重由18%'上升到23.9%,其中股份制經濟的投資比重由6.9%迅速上升到15.2%。
這表明,在國債投資集中投向國有經濟領域的同時,國內民間投資也漸趨活躍,尤其是股份制經濟的投資活力最為強勁,比重
上升幅度最大。
通過對比近幾年政府直接投資與全社會投資的態勢,也可以看出投資自主增長能力逐步增強的趨勢。1999年到2
001年,國債投資(包括國債資金和全部配套資金完成的投資額)占全社會投資的比重逐步下降,依次為8.1%、8.8
%、6.5%；預算內投資資金增長率也逐步下降,依次為54.7%、13.9%、13.2%；而全社會投資增長率則逐
步上升,依次為5.1%、10.3%、13%。這表明,由于國內民間投資成長勢頭逐步加強,全社會投資增長對政府直接
投資的依賴程度正在降低。
3、國內民間投資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貢獻率有所提高,接近國有經濟投資的貢獻率
由于近年來整個非國有經濟投資的增長速度逐步加快,在全社會投資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它們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貢
獻率也逐步提高。1998年全社會投資增長13.9%,其中國有經濟的貢獻率高達7.52個百分點,而集體經濟、個體
經濟和其他經濟的貢獻率分別僅為2.05、1.83&和2.49個百分點。2001年全社會投資增長13%,
其中國有經濟的貢獻率下降為6.17個百分點,集體經濟的貢獻率下降為1.85,個百分點,個體經濟和其他經濟的貢獻
率分別上升為1.9和3.12個百分點。
在其他經濟中,股份制經濟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貢獻率提高得最為明顯,由1998年的0.96個百分點上升到2
001年的1.98個百分點；同期,外商及港澳臺投資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貢獻率則由1.46個百分點下降為1.05個
百分點；而聯營經濟等投資的貢獻率基本保持在0.08個百分點。個體經濟投資的貢獻率已經略大于集體經濟。按照200
1年各種經濟類型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貢獻率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國有經濟、股份制經濟、個體經濟、集體經濟、外商及港
澳臺投資經濟和聯營經濟等。國內民間投資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合計貢獻率,由1998年的4.92個百分點上升到200
1年的5.81個百分點,正在接近2001年國有經濟投資6.17個百分點的貢獻率。這與國有投資、外商及港澳臺投資
的貢獻率分別下降的趨勢也形成鮮明對照。
4、東部民間投資已經成為本地區投資的主力軍,中西部民間投資增長快于東部
分地區看,民間投資在東中西三大地區都有很大增長,在本地區全部投資中的比重不斷上升。1993年到1997
年,東部民間投資年均增長23%,民間投資占本地區全社會投資的比重由46%增加到53.6%,上升了7.6個百分點
；中部地區民間投資年均增長32%,所占比重則由31.7%上升到44.6%,上升12.9個百分點；西部地區民間投
資年均增長27%,比重由23.5%上升到32.4%,上升8.9個百分點。這一時期整個國民經濟和全社會投資的增長
速度相當高,因此東、中、西三大地區的民間投資增長勢頭也很猛,中、西部民間投資的增幅和所占比重的上升勢頭都明顯高
于東部地區。
1997年到2000年,東部民間投資年均增長10%,在本地區全部投資中的比重由53.6%增加到56%,
上升了2.4個百分點；2000年東部地區有5個省的這一比重超過本省56%的平均水平,分別是福建(63.4%)、
浙江(62.7%)、廣東(59.9%)、海南(58.2%)、天津(58.2%)。中部民間投資年均增長11%,所
占比重由44.6%增加為45.9%,上升1.3個百分點。西部民間投資年均增長19%,所占比重由32.4%增加到
37.5%,上升5.1個百分點。這一時期由于亞洲金融危機影響和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三大地區民間投資的增長和所占
比重的上升幅度均有所放緩,但是在深化改革和擴大內需政策的刺激下,民間投資在不同地區仍然維持了較高的增長勢頭,尤
其是西部民間投資的增幅明顯大于東部和中部。同時,在東部一些非國有經濟比較發達的省份,民間投資的主體地位進一步增
強,發揮了對本地區全部投資的主要拉動作用。
二、民間投資增長加快的主要促進因素
1、國有經濟改革和戰略性調整的推進,擴大了民間投資的成長空間
1998年到2001年,股份制經濟投資的增長速度分別高達40.4%、27.3%、63.9%和39.4%
,在整個民間投資中的增長是最快的；股份制經濟投資在增勢迅猛的"其他經濟"投資中占有主要份額(由1997年的30
.4%上升到2001年的63.6%),整個民間投資的加速成長實際上是股份制經濟投資拉動的。目前民間投資已經遍及
國民經濟十六大行業,個體經濟投資主要分布在農業和住宅方面；集體、私營、聯營、股份制經濟投資主要分布在批發零售貿
易餐飲業、制造業和建筑業。1993年到1997年,民間投資在十六大行業中的投資額及占本行業全部投資的比重都有不
同程度的上升,其中,增長最快的行業是建筑業、批發零售貿易餐飲業和農林牧漁業,所占比重分別上升了15.69、12
.55和11.71個百分點。在一般競爭性領域,民間投資主體特別是股份制經濟已經顯示出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競爭優勢。
近幾年,一些國有經濟壟斷的基礎設施領域逐步向民間投資開放,對民間投資的產業進入限制有所放寬,民間投資主體在這些
領域也日益顯示著增長潛力和競爭活力。
2、法律環境的改善激發了非公有經濟投資的積極性
黨的十五大召開之后,憲法正式確定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眾多
的假集體企業紛紛摘掉了"紅帽子",恢復了其私營企業的本來面目。據有關部門對2000多家民營企業進行的隨機調查,
70%的民營企業準備與其他所有制企業進行聯營或股份制改造,愿意參與國有企業的改革。1999年生效的《個人獨資企
業法》和實施細則,不再對個人獨資企業的雇工人數、注冊資金設置最低限制。關于非公有經濟的法規正在逐步制定,為此類
投資主體的快速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
3、西部大開發對各地區民間投資的活躍產生催化作用
西部地區的改革開放步伐正在加快,投資環境逐步改善,為本地各類企業包括民間投資主體的發展壯大創造了有利的
體制條件。同時,也吸引更多的東、中部各類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到西部投資,促進了生產要素流動和區際貿易的擴大。據中
國企業家調查系統調查,東、中部地區有超過半數的企業已經參與或打算參與西部大開發,生產要素加快流入西部的途徑正在
逐步拓寬。這不僅為西部民間投資主體帶來專門人才、資金、技術、管理經驗和信息等本地稀缺的生產要素,還帶來新的思維
方式和行為方式。東、中部地區的各類企業也找到新的投資機會,擴大了配置資源的市場空間。
4、預算內資金包括國債投資為激活民間投資創造了條件
一方面,近幾年的巨額國債投資正在改善不少地區的基礎設施,起到間接拉動民間投資的作用。另一方面,預算內資
金對民間投資主體的支持力度也有所加大。1997年到2000年,預算內資金在全社會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由2.8%上
升到6.4%,用于民間投資的比重由12.1%上升到18.5%+,'。當然,同期,在全社會投資的各項資金來源中,
用于民間投資的主要是利用外資、自籌投資和其他投資,但是預算內資金對民間投資項目的直接支持也是不能忽視的。
推動民間投資的五大對策
一、進一步放寬對非國有經濟特別是個體私營經濟的投資限制,降低準入門檻
根據"十五"計劃和國家計委《關于促進和引導民間投資的若干意見》,切實清理現行投資準入政策,在明確劃分鼓
勵、允許、限制和禁止類政策時,應當體現國民待遇和公平競爭原則,打破所有制界限、部門壟斷和地區封鎖。凡允許外商投
資和國有經濟進入的領域,都應當允許其他任何經濟類型的企業進入(國家有特殊規定的除外),在持股比例上也不應人為設
限。國家應鼓勵和支持民營企業通過收購、兼并、控股參股、轉讓經營權等多種形式,參與國有經濟改革和戰略性調整。
二、加快改革投資體制,拓寬民間投資進入渠道
改革審批辦法,簡化審批程序和手續,加強對民間投資的產業引導。根據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傳統制造業、高新技
術產業以及現代服務產業的不同行業特點,采取符合市場經濟慣例的多樣化的項目組織形式和投融資形式,例如公開招標、特
許經營、知識產權入股和產業投資基金等等,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這些領域。無論采取何種進入方式,都要確保各類投資
主體之間的契約自由和公開、平等競爭,并且形成利益和風險相對應的投資風險責任機制。
三、加大財稅政策對民間投資的引導和支持力度
預算內資金(包括必要的國債發行)應當繼續支持民間投資,以參股或補償形式投入以民間資本為主的項目；對基礎
設施、基礎產業和公益性事業,要通過收費補償機制或財政補貼,吸引民間投資進入；技改貼息應當對非國有企業一視同仁。
對國家鼓勵類產業的民間投資項目,在投資的稅收抵扣和減免、成本攤提等方面應實行與國有投資和外商投資相同的優惠。對
個體和私營企業要避免重復征收所得稅。對創業階段的中小企業應當給予必要的減免稅支持。同時,嚴格治理"三亂",解除
民營企業的不合理負擔。
四、大力發展適應民間投資需要的多層次金融體系
加快金融業對內開放步伐,積極發展非國有的地方中小金融機構。完善中小企業信貸擔保體系,普遍設立專門的貸款
擔保基金。可考慮建立面向中小企業的政策性金融機構,為其提供政府優惠貸款和貼息貸款。國有商業銀行要切實發揮好其內
部中小企業信貸部門的職能,建立相應的風險防范制度；通過適當下放貸款權限,增加資金支持,擴大利率浮動范圍等,鼓勵
中小金融機構擴大融資活動。在直接融資方面,應當支持符合條件的中小企業特別是民營高科技企業發行債券、股票并上市流
通,疏通民間資本的進入和退出通道。
五、建立投資服務體系,幫助民間投資者提高管理和決策水平
各地政府應當把促進和引導民間投資納入本地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制定落實措施,提高辦事效率。可考慮成立相應
的投資服務機構(尤其應當鼓勵自律性行業組織發揮投資服務職能),向民間投資者發布行業投資信息、提供政策法規咨詢和
技術服務等等。同時,在規范和整頓中介機構的基礎上,充分發揮中介服務機構的職能,為民間投資者提供法律、財會、市場
信息、企業診斷和投資咨詢等方面的服務。
民間投資還有四大制約因素
從增長態勢看,盡管近兩年國內民間投資增幅已經明顯回升,但是國內民間投資在全社會投資中的比重仍然低于國有
經濟,民間投資的發展仍然不足,民間投資主體面臨不少有形和無形的障礙。
一、市場準入門檻仍然過高,限制了民間資本進入的廣度和深度
目前產業準入政策在不同經濟類型之間仍然存在不少差別,非公有投資在相關產業領域仍面臨著實際上的"限進"障
礙。一是原有的無形禁區并沒有從根本上沖破。盡管有關部門強調要逐步放寬投資領域,使民間投資與外商投資享有同等待遇
；但是,一些部門、行業壟斷和歧視性的準入政策仍然存在,如銀行、保險、證券、通信、石化、電力等行業,民間資本一直
難以進入。二是有些領域雖然允許民間資本涉足,但體制性障礙導致明顯的不公平競爭。如基礎設施項目往往由特許公司發起
,沒有完全實行招標制度,有資質的私企被排除在外。即使私營資本能夠參與項目,但其股份比例必須由特許公司決定,雙方
地位不平等。三是審批環節多,準入條件苛刻。與國有經濟和外資經濟相比,非公有經濟在投資、生產和經營諸方面,面臨更
多的前置審批,手續雜、關卡多、效率低,在參與競爭的資格、條件和機會上往往處于不利地位。
二、融資渠道不暢,金融體制不適應民間投資發展
無論是直接融資或是間接融資,對民間資本特別是非公有企業開放程度低。我國資本市場目前已形成股票類、貸款類
、債券類、基金類、項目融資類、財政支持類六大融資方式,國內外融資渠道多達數十條。但是,對非公有經濟開放的融資渠
道不多,遠遠滿足不了各類非公有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融資的需求。因而,它們不得不主要依靠自籌或其他投資來源。據計算
,從全社會投資的資金來源看,1997年到2000年,整個民間投資占國內貸款的比重,僅從37.1%上升到38.2
%；而占自籌投資的比重則從50.3%上升到56.7%,占其他投資來源的比重從42%上升到59%。絕大部分鄉鎮企
業與私營企業的中長期投資,主要依靠非正規、小范圍的借債集資或股權融資,此類融資規模小、成本高、風險大,使投資缺
乏穩定性與可持續性。
三、民間投資的法律保障不力,服務體系不健全
目前,非公有企業在兼并國有企業、保護土地使用權和知識產權、明晰財產權等方
面,權益往往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障。損害非公有企業資產的現象時有發生,亂收費、亂攤派的問題較為嚴重,涉及
企業負擔的收費項目比較多。如果加上地方收費,企業負擔的各種名目收費高達數百項,投資者信心和積極性受到挫傷。而對
非公有企業的行政管理多達20多個部門和單位,但在項目投資方面卻沒有明確的主管部門、服務機構和管理辦法。投資者在
履行程序、選擇投資方向、爭取技術支持等方面得不到有效服務,往往造成投資的盲目性和經濟損失。
四、自身素質較低,制約著民間資本的成長
許多非公有企業存在著管理水平低、信息不靈、人才缺乏等突出弱點,導致投資決策失誤；不能適應國內外市場變化
和擴大開放的形勢,即使一些產業準入限制已經放寬,也難以拓展其經營領域和規模；一些非公有企業存在"小富即安"、甚
至揮霍性消費、缺乏投資沖動的傾向,從而限制了擴大投資。中小非公有企業資信等級較低,普遍存在財會制度不規范、信用
觀念淡薄、借改制之名逃廢銀行債務等問題；大部分中小非公有企業尚未建立起銀行信用檔案,加上缺乏可變現抵押資產,致
使其難以運用銀行貸款擴大投資。
國內民間投資
本文分析的國內民間投資,是指國內全部非國有經濟包括集體、個體、股份制和聯營等經濟類型的固定資產投資,不
包括外商及港澳臺投資。國家統計局現行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口徑粗略分為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個體經濟和其他經濟；"其他
經濟"包括聯營經濟、股份制經濟、外商投資經濟、港澳臺投資經濟以及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以外的經濟成分。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各種經濟類型投資增長速度(%)年份全社會國有集體個體其他經濟平均經濟經濟經濟股份制
外商及港聯營經經濟澳臺投資濟等199361.844.170.520.8----199430.421.319.1
33.599.4145.5118.273.3199517.513.319.229.921.335.016.81
9.1199614.810.611.325.423.719.821.767.519978.89.05.56.8
13.034.16.7-3.3199813.917.48.99.211.640.32.8-37.919995.
13.83.57.95.327.3-10.835.1200010.33.510.712.228.563.9-1
.7-3.3200113.06.79.915.328.939.415.10.6注：增長速度未扣除價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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