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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趙劍飛北京報道
對于想制作一份與《華爾街日報》媲美的財經報紙的中國同行，《華爾街日報》主編保羅·斯泰格給出的建議是，“揭黑幕”是新聞業的關鍵元素之一，但不應是惟一的元素，最重要的是要盡最大努力告訴讀者事情的真相
當第一架飛機撞上世界貿易中心北樓時，保羅·斯泰格知道，《華爾街日報》無法像往常一樣出版。在世界金融中心9層的《華爾街日報》辦公室里，透過玻璃窗，保羅·斯泰格可以聞到令人恐怖的氣味——隔街相望的世界貿易中心正在燃燒。接著，第二架飛機撞上了世界貿易中心的南樓。9點15分，在離開世界金融中心之前，這位《華爾街日報》主編(Managing Editor)下達了三個簡潔的指令：“疏散，到達南布倫斯韋克(South Brunswick)，6欄頭條標題。”
位于新澤西州的南布倫斯韋克與紐約市隔河相望，此處只有道瓊斯公司(《華爾街日報》的出版商及所有者)的行政部門和一個印刷廠。在將手下的編輯們從世界金融中心的辦公室疏散之前，保羅·斯泰格先讓主編助理Jim Pensiero通知南布倫斯韋克的部門準備搭建新聞中心(Newsroom)，接著告訴駐華盛頓分部主任Alan Murray準備進行大量新聞改寫工作。當明白自己無法趕到新澤西之后，保羅·斯泰格與四位副主編決定在副主編Byron Calame在紐約的家中構建一個指揮中心——這個指揮中心只有兩條電話線。
9月12日，全世界180多萬《華爾街日報》讀者中有160萬人準時拿到了一份有兩個版組共32頁的報紙(正常情況下是三個版組)。《紐約時報》在9月14日的文章中稱，“因為保羅·斯泰格的決定，《華爾街日報》的編輯們才能夠出版報紙”。《華爾街日報》歷史上第三次使用了通欄標題：“恐怖分子摧毀世界貿易中心，用劫持的飛機襲擊五角大樓”。(前兩次分別是在珍珠港事件和海灣戰爭)——這是由保羅·斯泰格最后確定的。2002年，《華爾街日報》由于對“9·１1”事件的出色報道被授予“普利策最佳即時新聞獎”。
“9·１1”一年后，當保羅·斯泰格在《華爾街日報》北京辦公室端坐在你面前，你就不會懷疑：不是他，還能有誰做到這一點呢？這是一張平靜而和藹的面孔，但你仍可感受到一種發自內心的堅毅、正義和果敢——正是這些杰出的品質使得這位《華爾街日報》主編能在“9·１1”事件發生之際鎮靜地掌握局勢。
當提到“9·１1”時，他臉上的肌肉突然略微有些繃緊，但這種難過的神情僅僅停留幾秒鐘。世界貿易中心的悲慘景象在他心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傷痕，而《華爾街日報》中東記者丹尼爾·珀爾的被害更讓他堅定媒體報道真相的信念。
保羅·斯泰格清楚地認識到，要解決混亂的今日世界的種種問題，需要發達國家主動幫助貧窮國家。但是，他卻無力左右一些政治上的紛爭，而他認為這些問題本不應阻礙世界變得更加穩定。
作為一名強硬的自由和開放市場主義者，保羅·斯泰格絕不能夠容忍商業世界中的欺詐。對于今日商業領袖，他開玩笑地說，“他們需要的是進監獄”。因此，他鼓勵自己的記者和編輯們揭露隱藏在華爾街各個角落里的欺詐與詭計，暴露出明星CEO們的丑惡一面，讓安然、泰科、環球電訊接受監管者與公眾的質疑。他從不懷疑，“揭黑幕”是媒體的重要本性。但是，他仍然強調指出，新聞媒體必須嚴格遵循新聞事實，不論是報道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今日世界經濟面臨的難題與30年前不再相同。在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的精心指引下，美國經濟度過了通貨膨脹的風浪，而今天，全世界經濟需要面對的是通貨緊縮的挑戰，就像中國一樣。也許因為如此，保羅·斯泰格30年前出版的《70年代崩潰以及如何生存》(The＇70s Crash and How to Survive It)一書已經過時。在亞馬遜網絡書店，你只能找到一本二手的《如何生存于70年代的危機》，但售價為35美元。
問：70年代的危機與今天的危機有什么不同？
答：在70年代美國，通貨膨脹是一個大挑戰。整個70年代，人們越發感覺到通貨膨脹是由資本主義體制內生出的，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都不太可能控制通貨膨脹。今天在某種程度上，政府官員擔心的是通貨緊縮，這是自30年代以來我們幾乎未曾經歷過的問題。我認為這是最大的區別。
問：比起30年代的大蕭條，今天世界經濟面臨的挑戰是否更加嚴峻？
答：要輕得非常非常多。你知道在美國我們有個說法，如果情況不好，讓我們留存希望。
在30年代，你可以看到全球范圍的蕭條，失業率在美國高達25%，全世界也差不多同樣糟糕。相比之下，目前的經濟結構中沒有什么地方會出現那時的狀況。
問：今天世界上有這么多問題，恐怖主義、自殺炸彈等等，你認為是什么原因使世界陷入這種混亂？
答：我們不得不面對疾病，面對暴力，面對死亡，這是人類的本性。在30年代出現了希特勒，接著是恐怖主義、自殺性炸彈。我想，暴力恐怖日益激烈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是科技的發展使得強大的國家，比如美國，更加強大，以致大多數的小國家無法趕上來，這導致人們產生無力的感覺，轉而選擇這些“低科技”——大多數恐怖主義都是使用科技含量很低的手段——來發揮力量。
問：難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日益增大的不平等不是原因之一？
答：這是原因的一部分，但不能以此作為恐怖主義的借口。當“9·１1”事件發生時，我正好在華爾街上。我永遠也無法忘記。我想，不論你的心中有多么不滿，故意殺死數千位平民都是恐怖的、不人道、不文明的。
但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不平等當然是原因之一，可事情要比這復雜。我來到中國，中國有部分地區還不發達，但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和其他地方到處都是發達的跡象。中國的活力讓人興奮。雖然以世界標準或以美國標準衡量，人們仍然相對貧困，但人們擁有機會參與中國生機勃勃和快速的經濟增長，他們會自我感到很積極。而沙特阿拉伯是一個非常富裕的國家，但是由于文化上的原因，很多人感覺很無力，結果就有人選擇了恐怖襲擊(“9·１1”)。所以，這不是你擁有多少財富的問題，而是你對權力的感覺是什么。
問：今天世界經濟和商業發展最大的挑戰是什么？未來的增長動力在哪里？
答：今天全球經濟的最大挑戰，我想是為世界貧窮地區提供更多的機會，這樣我們才能消除差異。我并不相信，任何人都應該一樣，沒有差異，但是我相信應該有更平等的機會，這樣人們才有機會為自己和家庭爭取更有保障的生活。如果我們可以消除世界上的一些政治問題，特別是中東的緊張局勢、穆斯林世界的挑戰——如果我們能解決這些問題，就有機會把取得經濟成功的機會擴展到世界更廣闊的地區。在中國當然仍存在很多問題，但中國的例子仍然讓人興奮，她說明了如果路徑合適，將可能取得什么樣的成就。
問：如何評價這么多企業丑聞對美國商業的影響？今日商業領袖最需要的品質是什么？
答：嗯，這些商業領袖最急需的是進監獄。向投資者和公眾指出這些公司內部發生的錯誤，這一點非常重要，這樣美國政府才能設計出相應的機制以減少未來發生類似的情況。我想，這個過程現在已經在進行之中，并且將會成功地阻止特別是在安然和泰科內部的這種合法欺詐重復發生。但是，接著會出現新的欺詐和我們需要對付的新問題。
問：在今天中國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的情況下，存在一些欺詐和腐敗現象，商業報道的責任應該是什么？是更偏重于“揭黑幕”，還是要偏重報告成功的企業故事？
答：我認為兩者都很重要，從兩種報道中都能吸取教訓。讀一家好公司的報道，你可以了解到能夠模仿和復制的東西，這些會促進你未來的成功；讀到不那么好的報道，也許其中是關于腐敗、失誤或者盲目快速的擴張，這些都提供了大量的教訓，其他人可以避免未來犯同樣的錯誤。當然，報道一家企業負面的新聞有時是令人尷尬的。重要的一點是使這些信息為更多的人知道，這樣人們可以從中吸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
問：很多中國的媒體都希望能成為“中國的《華爾街日報》”，你認為在中國做一份成功的財經媒體，最需要的是什么？
答：我想，在新聞業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遵循事實(go after the truth)。不屈不撓、不迎合讀者，盡最大能力告訴讀者正在發生的事情和你發現了什么，即使真相對于重要的人物或者組織很痛苦。
問：中國是否需要像美國一樣，經歷一場“揭黑幕”運動，新聞業才有可能變得更加正直？
答：在欠發達但快速增長的經濟中，如中國，和在成熟的經濟中，如美國，新聞業都要扮演一種“揭黑幕”的角色。在美國，我們一直都在做“揭黑幕”的工作。我自己的報紙就對安然、泰科、世界電訊進行了大量的“揭黑幕”報道。要深入到這些企業中挖掘，并報道給讀者它們如何糟糕，這是非常重要的。對于中國，我想，擁有能夠發現問題并寫出報道給讀者的新聞記者，是很重要的。但正面報道也是很重要的。
問：所以，能否說“揭黑幕”是新聞業的一種天性？
答：是，毫無疑問。“揭黑幕”是新聞業的關鍵元素之一，但不應是惟一的元素。但“揭黑幕”是非常重要的，是新聞記者的利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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