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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經濟普遍低迷之際，中國經濟卻一枝獨秀，保持著7％以上的實質增長。然而，在經濟保持高增長的同時，中
國再次出現通縮，由于中國在全球出口市場中比重漸增，被視為全球低通脹、通縮的主要來源本文主要探討中國面臨的通縮問
題的特點以及評估它對全球低通脹、通縮的影響程度
10月中旬，摩根士丹利董事總經理兼首席經濟師史蒂芬·羅奇(StephenRoach)發表
最新分析報告指
出，盡管他堅信中國經濟前景樂觀，但以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中國卻使全球通縮惡化。羅奇認為，現時全球經濟通縮風險之高
，為過去70年來所未見，而其源頭來自亞洲，當中又以占去亞洲(不計日本)出口比例近1／3的中國影響最大，甚至斷言
中國是為美國帶來通縮的最重要成分。他認為，既然中國經濟成為全球化大贏家，那么也有必要為現時全球面對的通縮問題出
一把力。
為此他對中國提出兩項建議用以扭轉現時全球經濟由“美國消費者及中國生產商”主導的不平衡局面。建議之一，是
中國要進行金融改革，為人民幣自由兌換作準備。由于人民幣與美元掛鉤，雖然兩地經濟表現強弱懸殊，但人民幣仍“被迫”
要追隨美元的弱勢，結果造就了中國出口欣欣向榮，但進口國物價卻備受中國平價貨的涌入，雖然這對消費者來說是好事，但
對當地經濟復蘇卻有不利影響。如果讓人民幣自由浮動，那么，人民幣便可通過升值，減少通縮的輸出。建議之二，是加強中
國國內需求，減少依賴出口。羅奇認為，中國現有經濟增長中有54％是因為強勁出口的貢獻，而增強內需，一方面可以消化
中國國內部分過剩供應，改善本土通縮情況，同時也可減少依賴出口來維持經濟增長。
香港有媒體認為，“羅奇今次開腔，顯然是代表了一種要求中國政府改變政策的勢力”。最近“美國公布對華貿易赤
字再創新高，可以預料，在貿易不平衡以及通縮陰影下，這種壓力肯定會有增無減”。
羅奇報告發表后，惹來經濟界不少爭議。有經濟學家認為，誘發通縮的原因來自多方面，包括資產價值及貨幣政策，
單一國家難以影響全球。而最新一期香港《中銀經濟月刊》更是針對這種“世界通縮，中國制造”的觀點載文指出，把世界通
縮的肇因歸咎于中國言過其實。“中銀”的這篇文章分析了中國通縮的特點，并就它對世界的影響做了理性評估。本報今日摘
發該文的部分觀點以供讀者參考。
中國通縮現象的演變
中國踏入持續性通縮始于1998年4月，當時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蔓延到實體經濟，全球經濟受到重大考驗，亞洲
各國貨幣競相大幅貶值，因此中國要面對內需疲弱和堅守人民幣強勢匯率所帶來的雙重影響。該輪持續性通縮，歷時兩年至2000
年5月，期間消費物價指數的單月最大跌幅曾達到2.2％。其后一年半時間內，中國的消費價格總水平開始緩慢爬升，主要
歸功于以出口及外國直接投資帶動的經濟增長以及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刺激。
然而自2001年9月開始，通縮在中國重新抬頭，消費物價指數除在2002年2月持平以外均持續下跌，至近期
方稍有好轉，表現在9月全國居民消費物價總水平同比下跌0.7％，比4月最大單月跌幅1.3％有所收窄。而2002年
1至9月物價總水平比去年同期下降0.8％。從分類價格來看，消費品、食品和非食品價格均持續錄得下跌，而服務項目價
格則持續錄得上漲。
這種物價升降結構并非中國獨有，美國同樣面臨著商品價格下降但服務價格上升的情況，但中國商品格價的跌幅，顯
然大到在抵消服務價格上升后還令消費價格總水平下降的程度。這次通縮到目前為止嚴重程度較上一次有所減輕，而且其經濟
背景不同。這一次通縮出現在中國經濟重新激活，但美國遭受到“9·11”襲擊，隨后美國及全球經濟出現反彈，不過力度
較弱。在此期間，美元的強勢開始逆轉。這些因素加上中國面臨的結構性轉變，都對中國的物價水平產生一定的影響。
中國通縮的特點
一般來說，通縮的可怕之處在于：一、消費者預期價格將持續下跌，從而延后消費，打擊當前的需求；二、投資期資
金實質成本上升，回收期價格下跌，令回報下跌，從而阻遏投資。截至2002年8月，日本的通縮進入到第35個月，而香
港的通縮則進入第46個月。曾幾何時，兩地的經濟都活力十足，但現在卻長期陷入通縮，不斷遭受衰退的威脅和困擾。雖然
日、港兩地通縮成因各有不同，但從其后果來判斷，基本上可以斷定是惡性通縮，它既是經濟衰退的產物，反過來又延長并加
劇了衰退的程度。
中國的通縮與日、港截然不同，它的成因十分獨特，因此其影響也較為復雜。而近幾年來，中國經濟一直在通縮中保
持較高增長。1998、1999、2000及2001年中國的實質經濟增長分別為7.8％、7.1％、8％和7.3％
，今年頭三季又達到7.9％。以中國的經濟規模來看，這一增長速度可以說無人能出其右。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持續增長，
足以說明了中國通縮的獨特性。
從理論上來看，當供應大于需求時，價格水平便要下跌，直到供求達到平衡為止。然而在這一簡單現象的背后卻是中
國經濟增長出現的結構性變化，原因是中國勞動生產力的巨大潛力在這一輪增長過程中得以釋放。中國的內部消費占經濟總值
比重達60％，出口總值則占GDP的26％，然而在今年上半年GDP7.8％的增長率中，來自出口增長的貢獻則達到45
％，而在下半年更超過50％。而外國直接投資一方面加快了出口增長速度，另一方面連同政府投資一道為GDP增長提供了
另一主要動力。美、歐、日廠商紛紛把生產線轉移到中國，這從2002年頭三季中國實際利用外資412億美元，同比增長
22.4％中可見一斑。
外資的加速涌入，意在中國龐大的內部市場，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用于替代原來在其他國家的制造業生產線，因為中
國勞工的供應曲線幾乎呈水平狀態，即在同一價格可以有近乎無限的供應。中國可投入制造業生產的勞動人口總數是日本與四
小龍總和的7倍，而人均工資成本僅是四小龍平均的1／8。另外，在引進外資的過程中，中國極注重技術轉移，因此出口產
品結構中高科技IT產品的比重漸高(例如對美商品出口增幅中，來自IT產品的貢獻就達到40％)。資金的投入和技術的
提升，令中國本已龐大的勞動大軍的生產潛力得以逐漸釋放。
有研究估計，近5年來中國的勞動生產力年增長率達4％以上，勝于美國。即使全球經濟呆滯不前，但這種生產轉移
的替代因素仍然可以令中國的出口和經濟保持較高增長。全球經濟表現越不理想，中國的勞工成本優勢越加突出，制造業向中
國轉移的誘因就更強烈，因此中國經濟的這一增長點是與全球經濟周期不同步的。這種結構性的轉變，尤其是勞動生產力提高
所導致的價格效益轉移應屬于良性。
生產力進步所形成的產品供應增加，在國內市場未能獲足夠的需求支持而產生的通縮壓力才是問題所在。中國農村人
口比重在2000年時為63％，但實際從事農業工作的人數比例恐怕仍然超過70％。城市和農村人均收入不成比例，決定
了中國內需市場規模受到限制。2001年35個城市人均收入為9218元人民幣，近4倍于農村人均現金收入水平，而且
近5年來城市人均收入增長速度都貼近或超過經濟增長的速度，但農村人均收入增長卻一直低于經濟增長速度。本來就不算高
的人均收入加上占絕大多數的農村人口收入水平偏低，便形成了中國國內需求受到制約的問題，大量的產品供應對價格構成下
調壓力。即使在城市人口中，國企改革帶來的下崗工人收入有限，與國企生產能力在改革中得到提高、產量增加形成對比，是
問題的另一層面。以此來看，中國的通縮也確實有值得憂慮之處。
再有一個較為重要的因素是進口和貨幣的因素。從原來的出口加工到完整的生產線轉移，中國外貿中的另一活躍部分
是進口(包括原材料、半成品和零件的進口)，其增長幅度與出口相差不大。自亞洲金融風暴以后，亞洲各國貨幣兌美元競相
貶值，加上弱日元因素，與美元掛鉤的人民幣的強勢便顯現出來。在與亞洲區內貿易上升的情況下，中國便通過貿易渠道輸入
了通縮。在加入世貿以后，開放市場和降低進口關稅，使相關進口價格有進一步下調的壓力。佐以低廉的勞工成本，中國無論
是出口還是內銷商品，都可以在更低水平制訂價格，使通縮壓力加大。
中國向全球“輸出”通縮？
如此推論，中國似乎可以憑其近乎無限供應的勞動人口、低廉的工資成本和日益提升的勞動生產力完全擁有出口商品
的議價能力，并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通過貿易渠道向全球輸出通縮。然而，這一結論僅看到了事情的表象，即中國出口商品的價
格競爭力極強，但它忽視了重要的內在因素，即中國之所以成為全球制造業轉移的受益地，完全是因為全球低通脹、通縮的現
實使然。此外，要成功輸出通縮，中國還要具備出口商品在進口國零售市場的訂價能力，但事實上它并不充分具備這樣的能力
。因此，中國因素對商品價格的壓力并不足以左右進口國的整體物價水平。中國對全球價格水平的影響只是局部的，僅限于部
分商品之上，中國向全球輸出通縮的理論顯然言過其實。
中國的勞工成本低廉并不是現在才有的事，尤其是在亞洲金融風暴前，結合匯率情況看，當時中國的勞工成本如果以
美元計可能更低。外國直接投資是中國經濟穩定增長的一個泉源。從實際利用外資金額看，不難發現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外
資流入的最高峰期是2001年，達到469億美元。在經歷過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和美國
的LTCM危機、1999至2000年美國股市泡沫和2001年的經濟衰退等沖擊后，堅守人民幣匯率的中國重新找到新
增長點，營商環境不斷改善，吸引大量資金投入，外來直接投資流量再創新高。
另外，投資者憧憬中國入世后的前景，包括中國將與國際經濟接軌，采用國際慣例，進出口條件將大為改善等等，這
些也大大加快資金流入。預計2002年外資流入會再創紀錄。這些都說明近年來由于全球經濟飽受沖擊，消費者對商品價格
的敏感度漸增，議價能力漸強，全球開始形成低通脹、通縮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制造業要維持盈利，求得生存，只有尋求
降低成本，這便凸顯了中國的成本優勢，導致全球制造業較多向中國轉移的情況。就是說，中國因素對商品價格形成壓力是全
球低通脹、通縮的結果，而非直接原因。但在制造業向中國的替代轉移過程中，成本的降低可能達到20％至30％，它反過
來也進一步加大了對商品價格的壓力，形成一個循環而已。
時至今日，中國出口貿易額、其在國際出口貿易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制造品在出口中的比重都有明顯上升，在一些產品
上更是全球的極重要生產者。例如生產了世界上逾五成攝影機、三成冷氣機和電視機、二成半洗衣機和近二成雪柜。但是從整
體看，中國仍未成為全球的工廠。從工業生產看，中國仍位于美國、日本和德國之后，而且距離仍較大；中國本身是一個大的
市場，很多制成品都在本土市場銷售，而非用于出口，特別是上述產量較大的制成品。因此，中國制成品在世界出口所占比重
仍然不大。據世界貿易組織統計，2001年中國制造品出口總值為2358億美元，占全球制造品出口總額的5.3％。還
有，中國出口的制造品，有相當部分是零配件和資本物，對消費物價不產生直接影響。因此把世界通縮的肇因歸咎于中國，顯
然是聳人聽聞。
而且，中國出口商品價格影響再大，也只能影響到出廠價和離岸價，并不能對進口國的價格轉移以及在零售市場的最
終定價造成直接影響。因此輸出通縮的影響只能到達商品流通渠道的某一環節。例如美國的進口商品分銷渠道復雜，中間人層
層加價，令消費者為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最終付出的代價可能是中國出廠價的數倍，即使從中國出口的商品價格具有競爭力，
能轉移到消費者身上仍然有限，因為其中很大部分已轉化成為分銷商的利潤。因此中國因素對進口地物價水平的影響十分有限
。
美國的案例研究
美國是全球最大的商品進口國，中國已取代日本成為其貿易逆差最大來源國。在此我們以美國作為一面鏡子，檢討中
國出口究竟對美國價格水平可以有多大影響，從而評估中國向全球輸出通縮的判斷正確與否。
美國量度價格水平的指針眾多，計有生產物價指數PPI、核心生產物價指數CorePPI、消費物價指
數CPI、核心消費指數CoreCPI、GDP平減物價指數GDPDeflator和個人消費開支價格指
數PCEPI等等。其中除PPI偶爾出現負增長外，其余各通脹指針今年8個月仍然顯示出整體價格水平有1.5％至
2.5％不等的年上升率，即美國只是步入低通脹時代，距離通縮尚有一段距離。其原因在于商品物價的下跌不足以抵銷服務
價格的上升，這與中國的情況正好相反。
以美國的GDP價格指數系列為例，它按產品分為三類：商品、服務和建筑類指數，其中如果不是占經濟60％的服
務類價格指數在今年上半年有2.2％的升幅，抵消了商品類價格指數的0.8％的跌幅的話，總的價格水平不會維持1.2
％的上升。《華爾街日報》今年8月做了一項調查，同樣發現CPI的一籃子商品當中有30％在上半年錄得價格下跌，只是
服務類價格上升令總體價格水平仍然上升。中國因素不可能影響美國的服務類價格水平，因為一來中國服務業發展仍未達到高
水平，二來服務業全球化進程遠不如商品貿易來得深入，故此中國可以影響美國的只是商品價格當中的一部分。而且中國雖然
是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國，但在2001年美國進口來源中卻只排第四，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只占有美國進口商
品市場份額約9.3％。
再者，美國勞工部最能反映進口商品價格的進口價格指數ImportPriceIndex系列，雖然沒有單
獨反映來自中國進口商品價格的指數，但其中來自日本和亞洲新興經濟體(包括香港、臺灣、韓國和新加坡，即四小龍)的最
新進口價格指數，均跌至十年或更長時間的新低，顯示美國從亞洲的主要進口幾乎都帶來進口商品價格的通縮，中國只是其中
的一部分而已。美國的個人實質收入即使在經濟衰退當中也并沒有萎縮，反而是穩步增長。如果來自中國的出口商品價格競爭
力令美國的商品價格下跌的話，美國消費者的生活水平是因此而得到提高，美國經濟也因此可能步入了難得的低通脹增長時代
。只有當美國的服務業市場崩潰，令服務業價格指數下跌，美國才可能真正步入通縮。而對此，中國的競爭力再強也不可能導
致這一情況的發生。美國的情況清楚地顯示出，中國向全球輸出通縮的判斷并不確切。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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