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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0-1111:48:36(《商務周刊》蕭超唐愛華／文)(11L1)
在“海歸派從政的隊伍中，34歲的陳偉剛剛回國，就被聘任為威海市市長助理，一年后升任副市長19
99年至今，北京有超過400名的處級以上官員接受了海外培訓；上海在這方面比北京早走了10年，它最近的一項計劃是
：通過國外學習方式，為政府培養100名高級專業人才；在廣東省，300名官員將在5年內(1999-2003年)赴
美國和加拿大高校學習；與
之毗鄰的廣西從2001年起每年派出55名機關干部到西方接受超過15個月的培訓；而地處中
國腹地的河南省，近3年來也從報名的381位縣處級以上官員中，選派了57名，分期分批送往美國馬里蘭大學接受公共管
理和工商管理知識的專門培訓。這些開拓了視野、更新了觀念的官員陸續從海外歸來后，大都被委以重任。一場悄然涌動的從
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官員海外培訓熱潮，給未來中國的政府管理和經濟發展模式帶來了深刻變化的可能。這一批學習了先進西方
理念的留學歸國人員，在經過沙里淘金的檢驗后，正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海歸從政，它對中國社會發展會
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就此，筆者采訪了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執行院長劉吉。記者：從1998年開始，留學人員歸國從政潮流開
始逐漸升溫，您對此現象如何評價？劉吉：留學人員回國并從政升溫，這是必然的現象。它對于中國未來公民的政治生活將帶
來深刻的影響。改革開放以后，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政治體制改革也進行了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就是干部的素
質發生了一個根本的變化。工農干部和復員干部曾經是我們國家干部的主體。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非常強調干部的專業化和
知識化。現在，一般縣團級、處級以上干部基本上都是大專以上文化程度了。這是一種很了不起的變化，干部政策結構的變化
是改革開放20多年來很大的成果。留學生政策也是改革開放的一大成果。當時大規模外派留學生的時候，國家已經準備有一
部分人不回來了，就算只有10％的人回來，對國家也是一筆了不起的財富。而現在回國的人有1／3不止，現在還有很多自
費留學生。記者：您認為這個過程需要多長的時間才能得以體現？劉吉：目前在中央和省級部門有很多官員都有海外留學背景
。有些在國內已經擔任高級領導干部的官員，還專門到國外去接受培訓半年到一年，專門學習管理知識。我認識的一部分人中
有很多都有這樣的經歷。記者：那么，目前中國政府官員公共管理方面處于一種什么樣的水平？劉吉：在這20多年中，很多
官員走出國門，又有很多“海歸派”學成回國，應該說他們的總體素質還是不錯的，自身的管理水平也相當好，尤其是在沿海
地區的城市。加上國內現在的很多培訓都與國際接軌，即便那些沒有出國的官員也可以接受很好的培訓。同時，我認為，不能
因為中國很多官員素質已經有了較大提高就因此排斥土生土長的干部，其實他們也有自身的長處，他們的自身水平和當地的經
濟發展階段是相適應的。記者：中國的留學潮流已有好幾批，目前中國政府的高層官員有很大一批是留學蘇聯的技術官僚，而
現在更多出國留學的是學習公共管理的人才。這兩種類型的官員有何不同之處呢？劉吉：留蘇官員的出現其實是很自然的一件
事情。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學理工的人員對社會主義建設非常重要。但是，學理工者的管理只是建立在技術管理的基礎上，
對于公共政策管理不熟悉，因此他們到了領導崗位將面臨著一種轉變。我們現在越來越發現管理水平的落后，因此就產生了對
一批懂得專門管理知識的人才的渴求。中國擔任領導干部的政府官員，第一代是工農干部，第二代是專業工程技術人員，第三
代是企業管理干部，而第四代將是由純粹學政治、法律和其他方面專業的人才治理國家。我們目前還處于第三階段。現在學習
管理的只是公務員。而真正從政的其實應該有兩種人。一種是懂得宏觀政策和社會發展方向的政治家；另外一種就是懂得公共
管理的專業人才。比如說懂得證券、銀行、企業宏觀調控等方面的人才。但我們現在還把這兩種人才混在一起。真正意義上的
公務員是專業的官僚，而政治家是代表政黨的。記者：中國對從政官員所掌握技能發生的變化對于轉軌時期的中國社會將帶來
什么樣的影響？這種變化又有何意義？劉吉：我個人覺得這是非常有意義的。從工程技術人員中脫穎而出一批管理技術人才，
經過歷史的實踐檢驗和淘汰，有一部分就成為了公務員，但中間也會產生出優秀的政治家。現在有一批學習了先進西方理念的
留學歸國人員，他們目前大部分都是從事各種公共管理的公務員，在經過沙里淘金的檢驗后，肯定會誕生出杰出的政治家。他
們是技術官員后產生的第四代政治家，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而且我認為，盡管留學生在國外學了很多知識
，但回來后還是應該與中國國情相結合。誰結合的好，誰就會成功，也為中國的政治民主建設做出貢獻。我想，歸國留學人員
無非有三種人。一種是喜歡簡單的照搬，覺得外國什么都好，一旦他們處于重要的崗位，那他們本人不但會碰得頭破血流，而
且還將把中國搞糟；一種是回來后很快地與舊體制同流合污了；而只有把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人
，才是未來中國的棟梁。記者：現代政治學有種觀點認為，中國官員目前在國外學習的公共管理主要是一種工具性的方法和手
段，那么，它距離中國政府治理的目標還有多少距離？劉吉：還有相當的距離。學習了外國的理論，更多的人需要回來實踐。
除了從書本上讀，還要去做，也許做的時候會失敗，但不要灰心。我們與國外最大的差距是觀念，只有觀念變革，體制才會變
革。而觀念和體制的變革需要人去做，但這個過程需要幾代人去完成。中國現代歷史上曾有過一些所謂的“革命”，但有些看
上去是12級臺風，但那只是表面現象，因為底下依舊紋絲未動。我們要進行的是一場韌的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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