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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約記者 吳俊 曹林
發自武漢
早在去小鎮之前，就聽說這里盛傳一個定律：鎮下轄的29個村中，一個村的大學生所占比例越高，這個村的經濟排名便越靠后；一戶人家的孩子書讀得越“高”，這戶人家的經
濟狀況也就越不濟。胡家棚村的村支書王勝將這一現象定義為“經濟與教育的反比原理”。
農村致富的本質出路是依靠教育——這似乎是新聞報道宣傳中顛撲不破的真理，可為何在今天，農民承擔了巨大的教育成本之后，不僅沒有富起來，反倒生計困頓？本文選取了湖北省京山縣某小鎮中兩個典型的村莊，通過調查反映農民在教育當中所承負的成本與付出的代價，從中折射出當今中國農村教育所面臨的制度性難題與困境。
“量入為出”不容易
胡家棚村位于小鎮最南端，全村724人，自1998年起，這個村已走出13名大學生，與附近幾個村相比，確實是人杰地靈、人才輩出。正應了那個魔咒似的“經濟與教育的反比原理”。
49歲的王明龍至今仍住在祖上傳下的土坯屋里，但令他自豪的是，他已培養了兩個大學生。兒子王道敏1999年畢業，如今在東莞打工；女兒王丹丹將讀大三。為了供這兩個孩子讀書，他們已欠下了兩萬多元的債務。
王明龍的妻子向記者抱怨：“一年忙到頭，也沒看到一分錢，秧苗還長在田里呢，就已不是自己的了。”王明龍和妻子種著11畝地，每次要交學費的時候，他們總是將田里的稻子許諾給債主，逐家逐戶借錢，等賣了稻谷之后，再一家一戶地還債。盡管如此，每年還是有一批還不了的舊賬，到如今已是一筆巨資。
王明龍向記者算了一筆賬，仔細闡述“種10畝地養不活一個大學生”的道理：10畝地出產7000斤優質稻，除去農業稅及各項開支，一年存下3500元就相當不錯了。而一個大學生一年的學費、住宿費就不下于4000元，顯然這筆錢不足以養活一個大學生。
胡家棚村的貧困，有地理位置上的原因：這個小村處于小鎮邊緣地帶，交通不便，與外界的聯系近乎隔絕。可是，離鎮中心最近的梭羅河村，情況又是如何呢？
梭羅河村是該鎮的“東大門”，位于連接鎮中心和縣城的主干道旁，交通便利，信息通暢，全村1800人，是小鎮當中最為富庶的村。1998年起，這個小村也走出過13名大學生。
47歲的雷振祥和妻子早在1986年就蓋起了村里第一座樓房，1989年，他們買回了村里第一輛摩托車。但是現在，女兒雷蕾上高中的事情令他們愁眉莫展。剛剛結束的中考，雷蕾被擋在了重點中學錄取線以外，若想上重點中學，按照“計劃外自費”的收費標準，得花近兩萬元。雷振祥很為難：自從兒子雷宇上大學后，家中已無余錢。但如果雷蕾上不了重點中學，讀大學就沒有指望了。
雷振祥是個會過日子的人，他常說的一句話是：窮要窮得硬朗，富要富得盡量(量入為出)。這條樸素的準則支撐他活了這么多年，在最困難的時候他都沒有欠過村里一分錢的提留，沒有開口向人借過錢。但是如今，在擺脫貧困之后，住上樓房之后，他的原則遭到了挑戰。一貫恪守“量入為出”的他，費了很大的力氣還是無法擺平這“出”與“入”之間的砝碼。
很慶幸的是，雷振祥在當年谷價好的時候攢了一筆錢，支撐著兒子讀完了大學。由此他得出一個結論：要想供一個孩子讀大學，做父母的得從孩子剛學走路時開始攢錢。他用曾在村小教過16年數學的經驗，結合自己這些年來的辛勤與遭遇，證明了這個命題。
雷振祥將兒子從小學到大學畢業所花的費用列了一個清單：
這個孩子16年間花去了父母57500元，按當前的年均收入來看(2001年梭羅河村戶平均收入3672元)，一個家庭16年間的農業總收入只有58752元，這就是說，一個孩子的教育支出就占了這個家庭總收入的97.9%！那有兩個孩子的家庭呢？這樣算來，教育支出在農民收入當中所占的比例已經不是百分之幾十的問題，而是100%，甚至200%。
修橋，修路，打雜，幫工：學費是怎樣“煉”成的？
胡家棚村的王俊波和王麗波是遠近聞名的“姐妹花”，這對孿生姐妹從5歲起就開始下地干活了，放牛、插秧、砍柴、做飯，15歲的小丫頭已經有了長達十年的“工齡”。
兩姐妹成績一直不錯，這次中考又雙雙考上了縣里的重點中學。可是，家里沒辦法拿出這筆學費。一所普通中學提出，只要兩姐妹到該校就讀，可免去兩人的學費。
兩姐妹來不及給校方一個明確的答復，就匆匆趕到幾十里外的縣城找工作去了：她們要抓緊暑假的每一分鐘掙錢。
往年的每一個寒暑假，兩姐妹都是這樣過來的。去年寒假，別的孩子都在為即將到來的中考作最后的鏖戰，兩姐妹卻已放下書包走進了縣城，她們做過雜貨店的售貨員，做過城里孩子的家庭教師或者保姆。20多天時間，姐妹倆一人掙了150元錢，這將成為她們下學期所交學費的“第一桶金”。
對大多數村民來說，所謂的“忙月”、“閑月”之分是沒有意義的。農時結束，意味著另一個更為繁忙的季節到來，他們會瞅準每一個掙錢的機會蜂擁而上：修橋、修路、修水庫，永無閑暇，只為了那每天15元的工錢。
交通便利的梭羅河村，掙錢的機會似乎更多。這幾天，雷振祥的妻子一直在幫梨園的老板扯花生，當地人把這叫“幫小工”，工錢一般是一天10到15元錢。對于高昂的學費來說，這樣的價錢無疑太低了。雷振祥的妻子有些不滿，“早晨8時起到梨園里開始扯花生，就中午一個小時放你回來吃飯，其它時間都不能歇著。太陽曬得脊背上蛻皮，也沒多給一分錢——還不是一天15塊？”
她覺得自己的體力不如從前了，“年輕的時候干多久都不覺得累，現在動不動就渾身疼。”但每一個“幫小工”的機會，她都盡量去爭取，“有什么辦法呢？一天15元，兩天就有30元，哪一年的學費不是這樣一分一分攢起來的？”
向叢林進發，向河溝進發：沙漠將向哪里延伸？
胡家棚村與虎爪山和太子山接壤，這是京山縣最大的兩個自然保護林區。長久以來，善良的村民們維系著兩大林區的安寧與和諧，山上濃林密布，各種野生動物怡然自樂。
但是現在，面對金山，村民們似乎很難再無動于衷。
胡家棚村原本屬于獵戶區，但自從《野生動物保護條例》實施以來，村里的獵槍已被全部收繳了。現在，王明龍只能趁天黑的時候，在叢林深處布下夾子，運氣好時，能逮到一只野兔、野獾什么的，還有人逮到過野豬。但這樣的機會越來越少了。
村里現在只有五六戶人家在這些野物身上謀生計。村民們都說,這不是長遠之計,不到萬不得已，沒有人會從事這項擔風險的營生。
山上的另一大資源便是林木，山上不乏珍稀的樹種。胡家棚村的許多村民都會在某一時間內上山砍柴，運到集鎮上去賣，一公斤柴最多賣1角3分錢，1000公斤柴也只能賣130元錢。村民們說，只是為了換回一點油鹽錢。
據當地林業部門一位負責人反映，這一帶盜伐的現象并不嚴重，因為打擊力度相當之大。但同時他也講了這樣一件事情:有一次，他看到有人偷運樹木下山，正要上前制止，可一看清那人的面孔，竟再也開不了口——那是本地一個老實本分的村民，原是林場的職工，前年下崗了，為供兩個孩子讀書他幾乎變賣了所有的家產。現在，孩子要上高中了，可能正是這個原因，逼著他走進了自己當年辛苦種下的林子。這位負責人最終繞道走開了，他這樣為自己的“失職”開脫:“畢竟，他已賣掉了一切可以賣掉的東西，花盡了所有可以用來掙錢的力氣，可還是湊不齊那幾千塊錢的學費，這個時候他除了將手伸向叢林，還能到哪里去尋覓生路呢？”
在其它水資源豐富的地區，村民們的方式顯得更為直接。他們到河溝里逮黃鱔去賣，一斤黃鱔5塊錢，可逮得多了，黃鱔越來越難找了；有人又開始逮青蛙，青蛙也近乎絕跡了；有人開始用電網捕魚，那種無分長幼一網打盡的捕魚方式，是“涸澤而漁”的現代版。
焚林而獵，涸澤而漁，所有的禁忌都開始慢慢復蘇。你不能單單指責村民的愚昧短視，這些道理他們都懂。如果有耕牛可賣，他們會先賣他們的耕牛；如果有房屋可賣，他們會先賣他們的房屋。可是，如果這一切都已經沒有了呢？
當農民們畢平生之役與全村之力聚集起來的資金以教育投資的形式流向異域他鄉時，這里，便只剩下了一片風干水分的沙漠；如果，掏空自身的資源還不足以支撐他鄉學子的需求，那么，下一個目標便是這些原本屬于自然的森林與河流了。到那個時候，沙漠又將向哪個方向延伸呢？
“蠢兒”的爹媽有福氣？
采訪中，記者發現了另一條規律：村中有孩子在上大學的家庭，似乎都經歷了一個“由盛而衰”的過程。起初，家中都還殷實，是村子里“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但是，隨著孩子漸漸長大，積蓄被學費一年年侵吞。曾經輝煌一時的“萬元戶”逐漸退出舞臺的中心，于債臺高筑當中湮沒了自己的聲息。
王明龍的妻子說，她年輕時從沒懷疑過自己的能力，但現在卻不得不懷疑了，“一天到晚都在做，又不打麻將又不偷懶，怎么比人家偷懶的過得還要寒酸？”
她于是羨慕人家生了個蠢兒子，不用花錢讓他讀書，掙的錢就用來做房子，全家都高興。可偏偏自己生了兩個孩子太聰明，一門心思從小學讀到大學，家里的每一分錢都花在他們身上，做父母的忙了一輩子，自己住的還是一下雨就四處滲水的土坯屋，連一口水井都舍不得打，還欠了一大筆債；好不容易盼著他們大學畢業了，又怕他們找不到好工作，又得借錢為他們“找路子”；等到他們工作穩定了，他們又該為自己那個“城里的家庭”操心了；結果，留在農村的爹媽還是得自己掙錢還債，越想越劃不來。這樣看來，還是那些“蠢孩子”的父母有福氣。
這一番“蠢兒邏輯”，半是調侃，半是辛酸。如今，農村的大學生畢竟還是極少數，所以做父母的就是砸鍋賣鐵也要送孩子上學，將來，能砸的都砸了，能賣的都賣了，再出了大學生，又來砸誰的鍋，賣誰的鐵？倘若有一天，農民們真的覺得“不劃算”了，真的失望了，他們還會堅持將這條路走下去嗎？
在胡家棚村采訪的時候，了解到一個農村小孩“入托”難的問題。由于村小撤并，幼師缺乏，上面給出的政策是：每個村十個孩子合起來請一個幼師，每個孩子每年交200元入托費，村里再補貼1650元，以保證達到國家規定的幼師工資標準(年薪3000元)。但現在的孩子出生率低，一個村很難找到十個適齡兒童，如果人數不夠，入托費就要上漲，倘若一個村只有五個孩子，那么每個孩子的入托費就要上漲到400元。這就是說，農村孩子的教育問題，從上托兒所起就開始“叫苦”了，以后的小學、大學還怎么挺得過去？
胡家棚村目前有四個孩子初中沒讀完就輟學回家，其中一個孩子的父母是這樣說的:“讀書就是為了讓孩子考大學，可我們的孩子上初中都沒錢，怎么支撐到他上大學？讀了初中不上大學，那是賠本生意，我們做不起！”這種說法似乎對農村失學現象嚴重、農民拋荒入城的現狀做出了另一種詮釋：如果有一天，在市場經濟當中成熟起來的農民們認定教育投資是一項“賠本生意”，堅持要帶著自己的孩子去尋找新的“奶酪”，那時侯，還有怎樣的政策能調動他們對教育的積極性？(兩位作者均為華中科技大學新聞學院在讀學生)
寫在采訪本邊上
吳俊
如今已經開學，可心卻似乎還是留在那座大山里。我很懷念照片上那個放牛的小男孩，他叫湯興茂，馬上就要上小學六年級了，家里有個上高二的哥哥，還有一個雙胞胎妹妹，三個孩子一個比一個長得靈秀，成績也都很好。小男孩起初不肯拍照，低著頭急急往前走，但我上前抓住他的小胳膊時，他卻乖乖地跟我回到了鏡頭里。
農村的小孩子普遍早熟，12歲的湯興茂很懂事地和我講了許多事情。他的眼睛很好看，但那眼中的沉穩與鎮定讓我有些吃驚。
兩次采訪胡家棚，第一次天黑，沒有去村里的小學校，第二次去了。村小是在1999年建好的，花了近5萬元，但由于生源不足，建好沒多久就關閉了，而今只有一間小教室還開著，每年可招收20多名學前班的學生。
村支書告訴我們，他們打算把校舍賣給私人，作為養雞、養豬的場地。但胡家棚村交通不便，養了這些雞和豬運出去賣成本太高，所以直到今天，校舍還是沒有找到買主。
我們在校辦公室外面看了一下，里面堆著雜物，緊閉的木門已經開始腐朽，蛛絲繞梁，青苔遍布，只有那個寫著“胡家棚村小學辦公室”的匾額，鮮亮依舊，掛在那里像一個巨大的嘲諷。
辦公室隔壁的教師宿舍里現在住著一個老奶奶，她穿著老舊的衣服，蹲在那個“辦公室”的匾額下洗衣服、曬花椒，與背后的墻壁顏色倒也協調。
回來時，那個送我們出來的年輕人指著學校圍墻上的“村務公開欄”說，這是他當年當教師時，村里請他寫的。這個年輕人1999年就到東莞打工去，這次是回來看望父母的。沒想到三年過去，村里依然在沿用他寫的表格：盡管表格邊界早已模糊不清。“也難怪，村里現在很難找到會在墻壁上畫表格的人了。”
離開胡家棚，回到學校，看著剛剛洗出的照片，心里有些不舍。于是讓師兄多洗了一份，打算給那個小村寄過去，只是不知，山重水隔，這些照片能否送到他們手中？
我們的采訪到這里就告一段落了，但我總覺得，我和那個小村之間的聯系，還遠遠沒有結束—我的童年是在一個小村里度過的，但那里是一馬平川的平原，沒有山，日子也相對殷實。爺爺那時候在鎮上工作，父親是小學教師，我沒有體驗過真正的農民生活。十歲時，我隨父母來到縣城，但不知何故，年齡漸長，對那段生活經歷的依戀愈深。每次做社會調查，我都會首選農村，和他們在一起，哪怕語言不通，也可以促膝長談。在回來路上，曹林和我開玩笑：“要出生在‘文革’時期，你肯定發了，因為你很能和貧下中農打成一片嘛！”仔細想想，自己的根，還真的在那里。只是遺憾：每次下鄉，鄉親們向我述說許多，可我竟無力為其解決萬一。每次歸來，心里會有很深的歉疚感甚至挫敗感，覺得自己像一個騙取信任卻無所作為的感情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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