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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9月11日，對中國反洗錢工作來說，這將是有歷史意義的一天�！毖胄蟹聪村X處處長對《財經時報》
說
本報記者張小彩
“2002年9月11日，對中國反洗錢工作來說，這將是有歷史意義的一天。”中國人民
銀行反洗錢處處長楊蘭亭
這樣對《財經時報》說。
這一天，中國銀行業反洗錢及反恐怖融資行動正式開始。
一個標志性的事件是，9月11日上午，一個有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行長參加的全國反
洗錢工作會議在人民銀行的辦公大樓里悄然舉行。公安部、財政部等國務院有關部門也派要員出席。據楊蘭亭介紹，就銀行業
的反洗錢工作來講，這種規格的會議還是第一次。
戴相龍部署任務
會議由央行史紀良副行長主持，戴相龍行長對中國銀行業的反洗錢工作進行了部署。戴要求人民銀行各分行和各商業
銀行、政策性銀行在年內搭建起反洗錢的組織機構，并對員工進行反洗錢知識培訓。
按照戴的要求，需要新設的反洗錢機構是：在人民銀行省級分行設立專門的反洗錢部門；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總行和
省級分行設立反洗錢部門；政策性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可以只在總行設立反洗錢部門。
此前，人民銀行總行已經完成了反洗錢的機構設置。其中主要有：2001年9月央行成立反洗錢工作領導小組、反
洗錢辦公室以及兩個職能處室——反洗錢處和可疑資金監測處。這一陣容將構成中國銀行業的反洗錢組織機構框架。
11日央行的會議上印發了四份文件，即《金融機構反洗錢規定》、《金融機構支付交易報告管理辦法》、《金融機
構大額和可疑外匯支付交易報告管理辦法》和《加強反洗錢工作的通知》。其中，《金融機構反洗錢規定》是金融業反洗錢方
面的一個統領性的法律文件。該文件按照原來的設計是《金融機構反洗錢指引》，但是在制定的過程中，改成了部門規定。
楊蘭亭處長說，把《指引》改為《規定》，這就將對金融機構參考性的意見變成了央行的部門規章，具有一定的強制
性。這一改變大大加強了央行對商業銀行在反洗錢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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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支付交易報告管理辦法》、《金融機構大額和可疑外匯支付交易報告管理辦法》分別規定了人民幣和外匯
支付交易中大額和可疑交易的標準、報告的程序以及商業銀行的責任�！都訌姺聪村X工作的通知》主要旨在提高商業銀行對反
洗錢工作的認識，要求商業銀行建立反洗錢組織機構和反洗錢操作方面的制度辦法。
這四個文件基本組成了中國銀行業反洗錢工作的制度框架。據介紹，與反洗錢相關的另外一部分內容《現金管理條例
》目前也在修改，其中有可能補充反洗錢方面的內容。
會議期間，戴相龍特別指出，當前要做的工作是加強現金管理，規范賬戶管理，加強外匯管理，加快人員培訓工作。
反洗錢工作日益緊迫
隨著中國加入WTO，金融業的開放程度越來越高，中國銀行業的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對反洗錢的認識也越來越清
楚。一些銀行開始到國外設立分支機構，設立分支機構的地區往往都是經濟發達地區，這些地區往往要求設立分行的母體機構
，必須有反洗錢體系。另外，上海、深圳的部分銀行已經開辦金融離岸業務，這些銀行也需要有健全的反洗錢體系，否則很容
易被洗錢分子利用，給銀行形象造成不良影響，甚至會被監管當局嚴厲處罰。
實際上，洗錢已成相當嚴重的國際性問題。根據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的估計，在全球上游犯罪中，僅非法藥品走私收
益一項，其洗錢金額就可達3000億-5000億美元。加上其他經濟犯罪及非藥品犯罪，全球洗錢的總額可達1萬億美元
。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估算方法更為簡單。他們估計，全球洗錢數量約等于全球生產總值的2％。按照這種計算方法，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1.16萬億美元，那么，中國的洗錢數額可能達到230億美元。
高樂風險咨詢有限公司中國區經理孫明德分析洗錢的影響時說，大量的洗錢活動可能導致經濟扭曲，例如經濟統計數
據差錯引致政策錯誤、無法預料的資金轉移引起匯率和利率的波動等。同時，洗錢對社會政治的影響更為巨大。
因此，在中國金融需要進一步開放的背景下，央行加大反洗錢力度可謂正當其時。
商業化反洗錢機構開始活動
事實上，此前央行在反洗錢方面的工作進展已經引起了一些商業性機構的注意，他們從中看到了商機，并開始了一些
試探性的工作。
10天前，高樂風險咨詢有限公司中國辦事處已經在上海為當地商業銀行舉行了題為“國際反洗錢行動”的研討會。
高樂公司的萬正付先生告訴《財經時報》，他們已經注意到近期央行反洗錢力度的加強，并希望在此方面能有所作為。
萬介紹說，高樂可能是目前涉足此領域的惟一的商業化機構。目前高樂公司在中國反洗錢方面的工作還主要集中在理
論研討方面。據了解，高樂公司在反洗錢領域可提供的產品主要有背景審查、資產追查、可疑交易調查等三個方面。
高樂在全球五大洲有60個辦事處，在這些地區，他們都與銀行和政府部門有著密切的合作關系。萬這樣舉例描述了
他們可以提供的服務：比如國內一家商業銀行有匯往非洲某國家一筆可疑資金需要調查，高樂則可以委派當地的員工利用當地
的關系，與當事人、當事人的員工或客戶接觸，甚至可能與當事人合作，從而發現更詳盡、真實的情況。如果政府部門進行調
查，可能需要在兩國之間建立司法互助協議。
萬說，他們在反洗錢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對政府有關部門工作的補充。政府部門的優勢是可以獲得公共信息，而高樂類
公司的優勢，則是運用訓練有素的人員獲得更全面的私人信息，例如當事人的社交活動情況、社會關系、家庭成員、合作伙伴
等種種細節。比如，他們有可能化裝成客戶和當事人進行交易，從而了解當事人的經營細節。
萬告訴《財經時報》，目前他們比較看好的是上海一些銀行已經開辦的離岸金融業務。由于對海外客戶的文化、語言
、法律制度不熟悉，這些銀行非常需要一些反洗錢方面的幫助。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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