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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為民(北京)
一年來國際形勢的變化強化了美國這個唯一超級大國的世界作用。據布熱津斯基說，“9·11”之后各國領袖魚貫進白宮見布什的情景，簡直像“覲見教皇”，因為所有國家都是恐怖攻擊的潛在目標，都想找個依托，而“美國是唯一有實力采取全球行動的國家”。另一方面，美國的反恐戰略又包含著極大的危險，法國《解放報》8月21日社論指出，如果可以
借反恐的名義為所欲為，那將是“國際秩序的倒退”，等于給“各種新殖民主義行為打開方便之門”，后果不堪設想。西歐與美國的分歧由此可見一斑。
“大西洋從未像今天這樣寬”
去年“9·11”事件的第二天，法國《世界報》在頭版發表了社長親筆撰寫的社論，它套用當年美國總統肯尼迪在柏林墻邊演講中那句“我是一個柏林人”的名言，標題為《我們都是美國人》。一時間，“我們都是美國人”成了法國乃至整個歐洲輿論的主調。然而今天，在美國輿論眼中，這家在歐洲頗有影響的報紙又成了“反美主義”的代言人。真是此一時彼一時。
一年來，美國同其傳統盟友西歐之間的齷齪事明顯增多，鋼鐵貿易戰、農產品補貼糾紛、圍繞《京都議定書》的分歧以及在成立國際刑事法院和死刑存廢問題上的爭吵等等。歐洲輿論忿忿地說，好像超級大國就可以不守規矩。不過，經貿爭執是市場經濟下競爭的正常現象，在美歐之間更是司空見慣，一般會在法治范圍內達成妥協。問題是，如今雙方在反恐問題上出現的分歧關系到戰略問題，搞不好要傷害政治關系。事情正像法國報紙所形容的那樣，“大西洋從未像今天這樣寬”。
西歐和美國都反對恐怖主義，分歧在于策略的選擇，目前集中反映在要不要攻打伊拉克。據認為，美國在中東的戰略目標有三：摧毀儲存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保障石油供應安全，保護以色列的生存。美國認為，伊拉克至少對其中兩個目標構成了威脅，因此認定它是“邪惡軸心”國之一，推翻其現政權的決心已定，問題只是何時動手。而在西歐看來，攻打伊拉克缺乏充分理由，即使要打也必須取得聯合國的授權，德國甚至說，即使有聯合國授權，它也不會參戰。英國首相布萊爾憂慮地指出，美國有些人根本不把歐洲放在眼里，而歐洲有些人則已經快要陷入反美主義了。目前西歐輿論的反對聲浪極為高漲，以至美國總統安全顧問賴斯抱怨說，歐洲有些人似乎認為美國比那幾個“邪惡軸心”國還叫人不安。爭吵還涉及到國際政治理念的層面。西歐批評美國劃定三個“邪惡軸心”國是犯了“簡單主義”的錯誤，以非此即彼的標準要別人在反恐斗爭中站隊是搞強權政治，“單邊主義”傾向越來越嚴重。它認為，在冷戰結束后的今天，解決國際糾紛應通過和平協商，“實力政策”是另一個時代的做法。美國有的學者則反唇相譏說，在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歐洲人搞的不就是“實力政策”嗎？如今反對起“實力政策”來，恰恰是力量虛弱的反映，他甚至說歐洲又出現了“綏靖”思潮。關于“單邊主義”，賴斯回敬道，美國一直跟盟國一道工作，卓有成效地促成了盟國和俄羅斯關系的改善，領導著人類歷史上空前規模的反恐聯盟，對于就任不足兩年的布什總統來說，這是個不壞的成績。
可是平心而論，如果從根本上就拒絕別人的主張，搞多邊協商只是為了貫徹單邊的意圖、達到單邊的目的，那就仍然是“單邊主義”。美國一向為自己國內政治中有最好的“制衡機制”而驕傲，卻在國際政治中我行我素，而且在最需要盟友的時候聽不進盟友的意見，實為不智。
從根本上講，歐美之間的爭吵是雙方利益不同的反映。另外，雙方對恐怖主義的感受也不盡相同。“9·11”確實改變了美國，卻還沒有真的改變歐洲。美國一年來處于“戰爭狀態”，而歐洲似乎還未感到有多么特別的威脅。策略上的分歧也確實反映了歐美實力的不同，強者本能地傾向于武力選擇，弱者本能地傾向于政治解決，規律使然。目前，這場爭吵尚無緩和的跡象。美國一再說，這場“反恐戰爭”不會隨著阿富汗戰事的結束而停止，是一場長期的戰爭，要持續多年。由此看來，現在的爭吵大概還僅僅是開始。
不過，半個多世紀以來，歐美之間哪一天不吵架？美歐之間的恩恩怨怨為全世界的傳媒提供著取之不盡的鮮活材料。然而不應忘記，歐美同屬一種文明，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早已形成“命運共同體”，這是基本的一面。但即使是盟國，國家利益不同也會產生矛盾。美歐歷來各懷戒心。例如，美國口口聲聲說支持歐洲共同防務建設，可一旦歐洲真的做點事，美國馬上就會指責歐洲有人“反美”；歐洲最擔心美國的孤立主義抬頭，而美國要是來點“世界主義”，歐洲立馬又會百般挑剔。俄羅斯一位評論家的說法很有意思：“歐洲只是生氣，嘟囔，表示不滿。但美國人對這種嘟囔根本不屑一顧。”從另一個角度看，這種爭論有助于他們的決策趨向合理，少做蠢事，而且客觀上形成的這種“黑臉紅臉”又可以使他們在關鍵時刻多一些選擇。強調和維護自身利益是民主制度的正常現象，也是各國國內政治的要求，爭論的過程就是曉示民眾、爭取民眾理解和支持的過程。吵而不散正是美歐關系成熟的標志之一。
“地震般的歷史性的變化”
在觀察“9·11”以來的美歐關系時，還需注意到影響它的一個新因素，這就是美國和俄羅斯關系的改善。
美俄關系迅速升溫無疑是“9·11”事件以來大國關系中最引人注目的。人們知道，“9·11”事件當天，第一個向布什總統打去電話的就是俄羅斯總統普京。法國《新觀察家》雜志后來進一步披露，事發當天，備感孤獨和脆弱的布什接到普京的問候電話，普京在電話中特別說到，他已獲悉美國軍隊剛剛進入最高戒備狀態，為避免出現任何緊張局勢，他已命令俄羅斯軍隊保持低姿態。布什后來回憶說：“此時此刻，這對我清楚地意味著：冷戰確實已經結束。”一位西方外交官評論說，“普京手里并無好牌，但他出手快，會打”，而其它許多國家則還在“戰戰兢兢地試探水溫而不敢下水”。隨后，正如人們所知道的那樣，俄美關系中一系列在過去難以想像的大事發生了：俄羅斯有力地支持美軍在阿富汗的反恐戰爭(如向美國飛機開放領空，讓美軍使用中亞的軍事設施)，雙方就削減戰略核武器達成協議，平靜地中止了“反導條約”，俄不再反對北約東擴，雙方宣布建立“新型戰略關系”，美軍將常駐中亞和高加索地區，“北約-俄羅斯理事會”成立等等。據認為，美國國務卿鮑威爾一向不善抒情，但他就此使用的修飾語是“地震般的歷史性的變化”。當然，就俄羅斯方面而言，上述舉措完全是出于維護自身利益，根據實力審時度勢采取的，并不是為了討好美國，這是另一個話題。《紐約時報》認為，普京向西方開放、推進國家現代化的魄力為俄羅斯自彼得大帝以來所僅見。
布什就任總統之初，一度輕視了俄羅斯的分量。“9·11”事件之后，他才開始悟出“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的道理。俄羅斯幅員遼闊，戰略地位重要，自然資源豐富，核武庫仍然龐大，同前蘇聯各共和國聯系緊密，其潛在國力不容低估。還有消息推測說，俄羅斯日后還有可能成為美國最大的石油供應國。今年5月，布什訪歐期間，在莫斯科受到熱烈歡迎，在法德則招來示威抗議，西歐報刊稱之為“東熱西冷”。如今歐洲各國都成了美國的盟國或準盟國，在巴黎出版的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預言說，歐盟隨著日后的擴大有可能分裂為“對美國親善的東歐”和“對美國疑慮的西歐”。
當然，美俄關系的水平還遠不能跟傳統的美歐關系相比，但將深刻影響美歐關系和北約的走向。在冷戰時代，西歐既害怕美蘇關系太壞，又害怕它太好。曾聽法國一位戰略問題專家就此引用過一句西方諺語：“兩只大象打架，草地遭殃”；兩只大象做愛，草地同樣遭殃。在冷戰成為記憶的今后，西歐會不會仍然或多或少夾雜著這種情結去看待美俄關系呢？直到今年年初法國還不時在車臣問題上說三道四，而在布什5月訪俄后，法國總統希拉克7月到莫斯科就變了調，公開承認俄在車臣的行動是反恐的一部分。這種轉向耐人尋味。
美俄不再是權宜的伙伴，而“已經成為國際反恐戰斗中的盟友”(美俄《新型戰略關系》聲明)，而隨著“北約-俄羅斯理事會”的成立，俄羅斯事實上又成了北約的準成員。半個世紀前北約成立之初，它的首任秘書長洛德·伊斯梅對北約做過這樣的形象解說：把美國拉進里面，把蘇聯擋在外面，把德國壓在下面。而今，北約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變了，賴以存在的根基動搖了，北約將何去何從？
“最好的防御是進攻”?
在西方看來，世界安全形勢在“9·11”事件后出現了嶄新情況。在冷戰時代，國際政治的角色是民族國家，地緣政治地圖清晰，敵友分明；今天，威脅和平的恐怖主義是由不同民族的個人組成的團體，藏匿于許多國家，憑借非常規手段制造災難。在一個貧富懸殊、缺乏公正的環境中，這極具傳染性。據報道，美國現在最擔心的已不是“人肉炸彈”，而是“人肉核彈”、“人肉生化彈”。人們所習慣的有序世界正在無序化，國際安全面臨著“不對稱戰爭”的威脅。賴斯說，發生在紐約的恐怖襲擊完全可能發生在巴黎或倫敦。這雖然令歐洲人不寒而栗，卻并非聳人聽聞。為應付新的形勢，必須找尋新的戰略。
西歐的安全歷來靠北約，即使游離在北約軍事一體化之外的法國，也是在美國的“核保護大傘”下面撐著自己的“核保護小傘”。法國學者說，“沒有美國，北約就等于零”，北約內部從來不投票，其政治領導由最強大的民主國家美國來保證，處理事端非常有效。冷戰結束后，西歐“對北約的崇拜仍然十分強烈”，認為北約比議論中的英法德“小三角”要有效得多。歐洲隨著一體化的深化和擴大，有意改變“經濟巨人、軍事侏儒”的形象，不想老坐在美國戰車的“拖斗”里，決心建設共同防務。否則，危機時刻就還得請美國介入，而美國一來就砸罐子砸碗的，留個爛攤子給歐洲收拾。科索沃就是新的例證。另一方面，美國對西歐的依賴性也很不耐煩，輿論譏諷它是“美國安全政策的寄生蟲”。前幾年，美國最終消除了對歐洲防務建設的疑慮，轉而支持它，希望在北約內部出現一個不反美的“歐洲支柱”，以便單獨應付些事端。這樣，美國在最后一刻就可以多一種選擇。事事親自出馬不僅是巨大的經濟負擔，有時還得冒政治風險，對美國很不利。1999年6月，聽英國國防大臣在巴黎一個公開場合說過，美國國防部長曾對他說，科索沃戰爭是美國最后一次介入歐洲戰事，以后再也不會管歐洲的事了。話說得如此絕情，顯然是想逼迫歐洲在防務上有所作為。以英法德為主角的歐洲防務前幾年得以重振，這是兩個基本背景。關于歐洲防務，筆者曾當面問過希拉克總統的首席外交顧問，是針對北約的還是對北約的補充？他不假思索地答道：“是補充。”
然而，“9·11”事件之后，英國好像要回歸“英美特殊關系”，這是歐洲防務建設的一個新麻煩。尤其重要的是，美國的安全戰略又在醞釀新的重大變化。據報道，美國在“9·11”之后就開始制訂“新安全戰略”，不久就要公布。研制和部署反導系統無疑將是新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它內容尚不得而知，只是露出些端倪。基本思想是要把冷戰時代的“威懾戰略”轉變為“預防行動”，即主動出擊，先發制人。布什在5月出訪歐洲前接受歐洲幾家報刊采訪時明確指出：“當我說最好的防御是進攻時，我確實是這樣想的。”另外，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還這樣放風說，今后將是“使命創建聯盟”，換句話說，美國將根據形勢變化組建不同的聯盟。實際上，美國的這種考慮在阿富汗戰事中已露苗頭。“9·11”之后，北約迅速啟動了公約最核心的條款：“對一個成員國的攻擊即視為對其它成員國的攻擊。”然而，戰爭之初，美國搞的卻是獨腳戲，把英國以外的盟國全都晾在了一邊，“不給派活”。后來，幾個西歐盟國均是以各自國家的身份參戰的，所起作用十分有限。嚴格地說，北約并未參加阿富汗戰事。美國的這種做法頗令歐洲人費解。本來，歐洲尤其是大陸歐洲各國一直擔心被邊緣化，拉姆斯菲爾德的上述說法和阿富汗戰事的實踐加重了這種疑慮。歐洲一旦有事，美國會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呢？這個冷戰時期的老問題又浮現于歐洲人的腦際。
歐洲防務建設變得更為緊迫，必須根據反恐斗爭的新形勢特別是美國的“新安全戰略”來調整建設方向。英法一向很倚重自己的核武器，而如今，核武器一方面受到反導技術發展的威脅，另一方面，它在反恐斗爭中又能起什么作用呢？防務建設是件花費極大的事情。歐盟15國的經濟總量同美國相當，但軍費遠遠不及美國的一半。英法是西歐的兩個軍事大國，可它們的軍費加起來，僅相當于美軍兩個月的預算。有人批評說，歐洲國家總舍不得丟掉冷戰時期的思維定勢：“以最少的軍費來最大限度地保衛福利國家。”美國一再強調說，如果歐洲固執地拒絕增加軍費，致使美歐之間的軍備差距越拉越大，日后就很難采取共同軍事行動。可是，在經濟形勢欠佳、失業嚴重的今天，大規模增加軍費談何容易。歐洲安全至少在中期之內仍然離不開美國。
所以，對美歐之間圍繞反恐的爭吵不宜看得過于嚴重，這實際上正是它們尋找新的共同安全戰略的過程。半個世紀的冷戰史證明，每當東西方關系趨向緊張的時候，西歐總是站在美國一邊。在西歐，向美國鬧獨立性最厲害的莫過于法國及其總統戴高樂將軍。然而，即使是戴高樂，無論是在1960年美蘇關系因U-2飛機事件而驟然緊張之際，還是在1962年因古巴導彈危機而面臨核戰爭危險之時，他都是第一個堅定地站到了美國一邊。在上世紀80年代歐洲中導危機最嚴重的時刻，法國總統密特朗冒著干涉內政之嫌，到德國議會公開為美國在歐洲部署導彈辯護。由此看來，盡管眼下美歐的爭吵很激烈，但到了關鍵時刻，歐洲各國還是會跟進的。這是美歐同盟關系所決定的，也是歐洲的根本利益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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