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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歷史原因，東亞的經濟金融合作遠遠落后于歐洲和北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是一個轉折點，亞洲國家開始
感到單純依靠國際經濟組織或大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來抗御經濟、金融危機是不夠的，應當挖掘次區域經濟合作的潛力，以達到
聯合自強的目的。
合作勢在必行
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最早認為東亞國家應當聯合起來，建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的是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他提議
建立東亞經濟決策委員會(EAEC)。當時，美國政府公開反對他的這個提議。在美國的反對下，EAEC終于流產。
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日本政府提議由亞洲國家建立一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F)來補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
F)，以更好地抗御金融危機。這個提議同樣遭到美國政府的反對。
然而，近年來東亞區域經濟、金融合作又以新的勢頭得到有力的推動。促成這種變化的有以下幾個因素：一是在亞洲
經濟復蘇以后，對再次發生金融危機的高度警惕；二是美國經濟的放慢和隨后的經濟衰退使亞洲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安全再
次受到威脅；三是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以及中國同東亞各國、各地區經濟依存性的加強。隨著亞太經濟形勢的上述變化
，亞洲國家已經越來越感到加速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東亞各國為此而采取的行動首先是在1999年11月成立了東盟10＋3機制。接著于2000年5月，在亞行年
會之后召開了第一次同行意見會議，討論的主題是加強東亞的金融合作。為了促進持續的增長，與會者一致同意加強政策對話
和區域合作，包括對資本流動的監管、建立自助和支持機制、促進國際金融改革。2000年5月，東盟10＋3財政部長在
泰國清邁達成了清邁協議。涉及金融合作的協議有：一，充分利用東盟10＋3的組織框架，加強有關資本流動的數據及信息
的交換。二，擴大東盟的貨幣互換協議，同時在東盟與其他三國(中國、日本和韓國)之間構筑雙邊貨幣互換交易網和債券交
易網。三，研究如何將東盟10＋3各國超過7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用于相互之間的金融合作，以穩定亞洲區域內的貨幣
市場。此后2001年5月，又在夏威夷舉行了東盟10＋3財長會議。宣告建立東盟10＋3的早期預警系統，以求及早發
現新興工業化國家宏觀經濟、金融和公司企業的弱點，防范潛在的金融危機。
東亞經濟合作的最新進展是2001年11月朱?F基總理在第五屆東盟＋3首腦會議上提出的十年內建立中國—東
盟自由貿易區的倡議。這個倡議獲得東盟十國的一致同意，并將很快進入磋商和正式談判的階段。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
，目標之一是促進東亞地區的金融穩定。在朱總理提出的五條原則中，第三條強調的就是繼續推進金融領域的合作，落實清邁
倡議。
合作有利于加強APEC
東亞經濟合作的發展是令人鼓舞的，幾乎所有東亞國家都對這一發展表示支持。然而，我們也聽到了一些不同的聲音
。比如美國就有一些人對于這種勢頭表示擔心。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高級研究員林肯在他的研究報告中對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以
外的所有次區域經濟、金融合作幾乎都抱懷疑態度。對于東盟＋3和最近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倡議，林肯的評論是：所有
狹義的自由貿易協定都涉及貿易轉向————這提高了參與國公司的機會，然而對未參與國的公司卻是不利的。如果亞洲一些
國家在他們自己之間形成了優惠協定，那么美國企業將面臨貿易轉向的不利影響。
林肯的主張作為一種觀點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我們認為強調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的重要性是完全正確的
。但把APEC與次區域經濟合作對立起來則是不正確的。必須強調的是，任何次區域經濟合作只要是開放型的就將是APE
C的有力補充，而不是對APEC的削弱。區域經濟合作本來并沒有一種固定的模式。但從小到大似乎是常規，歐洲和美洲都
是這樣發展起來的。歐洲區域合作的萌芽是20世紀50年代德、法、意、荷、比、盧六國的鋼煤聯盟，到60年代發展為有
10國參加的歐共體，到70年代它進一步發展為12個國家的歐洲貨幣聯盟和有15個國家參加的歐洲聯盟。美洲區域合作
在北美先有美加自由貿易區，然后發展為北美自由貿易區。在南美則有巴西、阿根廷、巴拉圭、烏拉圭四國組織的南方共同市
場和南美洲的安第斯集團，在這些組織的基礎上現在進一步醞釀建立美洲自由貿易區。亞洲的情況則有所不同，亞洲雖有南亞
區域合作聯盟和東南亞國家聯盟的區域經濟組織，但是東亞有重要影響的日本、韓國和中國卻沒有參與任何區域經濟組織。在
這種情況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的率先建立，在東亞這個重要區域就缺乏其下面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是東盟＋3，還
是東盟—中國的經濟合作都將是亞太經濟合作的最好鋪墊。亞太經濟合作在貿易自由化上之所以進展緩慢，缺乏具體措施，次
區域經濟合作不成熟是重要原因。
其次，對次區域經濟合作不能只強調“貿易轉向”這一個方面，次區域經濟合作至少還有“創造貿易”、“擴大市場
”和“促進競爭”等積極作用。而其總體效果則是推動區域經濟的迅速繁榮。這是因為區域經濟合作能夠發揮特有的地緣優勢
，挖掘出為區域經濟在無組織狀態下所不可能產生的特殊經濟效果。比如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以后，有許多與地緣經
濟相關的重大問題就會迅速提到議事日程并加以解決，如湄公河流域的開發，昆明—曼谷公路的建設，泛亞鐵路的修建，以及
為南海地區確定行為準則等。這些問題的解決無疑可以使這個地區的經濟迅速繁榮起來。但在亞太地區的大范圍中它們未必是
所有成員普遍關切的問題。
貿易的擴大歸根到底取決于經濟的發展。次區域經濟的繁榮不僅可以擴大區域內部的貿易，而且區域外的貿易肯定也
會得到擴大。因此它不僅對區域一體化的國家和地區有利，而且從長遠看，對一體化范圍以外的國家和地區也有利。歐盟的發
展過程就是一個最有力的證明。歐盟的建立明顯地擴大了歐盟的內部貿易，但是隨著歐盟經濟實力的壯大，它同區外的貿易也
大大增長了。如果歐洲仍然處于二戰前的分散狀態，它的世界貿易份額能得到如此擴大是不可想象的。
清邁協議表現出東亞國家攜起手來共同抗御金融危機的決心，這在歷史上是第一次。在此基礎上，日本已經同韓國、
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締結了貨幣互換協定。中國也同泰國締結了協定。今年3月29日，中國又同日本締結了在必要時向
對方提供最高約合3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協議。它以日元和人民幣為提供貨幣的對象。人們認為日元與人民幣的互換雖然同在
發生貨幣危機時用美元同本幣交換的機制不同，但是外匯儲備額居世界第一位的日本同外匯儲備居第二位的中國之間構筑了外
匯通融的安全保障體系，是一個巨大進步。
它的積極意義在于，第一，它在IMF之外構筑了防范金融風險的另一條防波堤，在東亞第一線的各個國家依靠自己
的內部資源，互助互利，在發生危機時可以更迅速地做出反應。而且以亞洲各國各地區的外匯儲備而言，它們的實力是強大的
，IMF完全可以放手讓東亞各國聯手打頭陣，使自己真正成為最后靠山；第二，東亞國家通過金融合作機制在成員間進行資
本流動的數據和信息交換，為IMF增添了耳目，強化了危機的預警系統，同時各國之間加強金融合作之后就可以避免在發生
危機時各自為政，甚至實行競相貶值的匯率政策；第三，東亞國家通過金融合作抗御金融危機并沒有否定IMF的指導地位。
IMF仍然有權對東亞金融合作機制提出建議，進行監督，因而處于更加超脫更為主動的地位。
合作面臨諸多障礙
東亞經濟、金融合作雖然取得了積極進展，但只是剛剛起步，面對金融風險時能有多大的戰斗力尚待實踐檢驗。
談到客觀形勢，有兩點特別值得關注，一是亞洲金融風暴雖然已經成為歷史，但產生亞洲金融危機的根源并沒有消除
。二是東亞各國關系錯綜復雜，進行金融合作仍然面臨諸多障礙。
消除亞洲金融危機的根源并非輕而易舉。首先，不良資產問題依然嚴重。雖然經過一系列的債務重組，亞洲各國的銀
行不良資產比率有大幅度下降，但仍然處于相對較高的水平。例如印度尼西亞仍高達58.8％，泰國26.5％，菲律賓1
8％，馬來西亞23.2％，韓國17.9％，中國在26％左右，日本雖然在剝離之后為6.4％，但由于銀行與企業交叉
持股的問題短期內不會得到圓滿解決，所以不良資產比率要高得多。數字表明亞洲各國的銀行不良資產比率離國際要求的3％
—5％安全標準關差距甚大。
其次，亞洲各國的不少銀行仍在繼續虧損。例如1999年，韓國銀行平均資產收益率約為10.5％，平均資本收
益率約為—16％，泰國銀行平均資產收益率約為—9％，平均資本收益率約為—9.5％。2000年泰國最大銀行曼谷銀
行虧損186.87億泰銖，資本收益率約為—47.3％。
第三，亞洲企業仍然債務負擔過重。韓國16家大財團的負債總額為2870億美元，資產負債率平均達225.5
％，若包括金融事業公司則高達332％。馬來西亞和泰國僅有35％—50％的公司債務糾紛得到了部分解決。印度尼西亞
對公司債務的處理剛剛起步。企業債務問題不得解決，影響極壞：一是債權銀行的不良資產無法處理；二是繼續損害投資者的
信心。
歐洲聯盟成功的經驗是有德法兩個大國發揮核心作用，在遇到各種風浪時起中流砥柱的作用。東亞經濟與金融合作取
決于東盟、中國、日本、韓國的精誠合作。其中，日本的作用尤為舉足輕重。但是由于對歷史的認識問題日本和中韓、東盟之
間仍然難以建立充分的信任關系，同時日本受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影響，能否全心全意在東亞的經濟合作中發揮核心作用，以
實際行動取信于東亞各國，仍有不確定因素。(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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