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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貌不揚的小小芯片早已成為國與國爭奪的璀璨鉆石。
核心技術與專業人才共同構成了芯片鉆石的晶體結構。
京滬蘇深蓉，代工測試封，“中國芯”不懼鉆石欲火。
魚飼料大王劉漢元是福布斯評選的中國大陸第十一富豪，但不久前他卻要打上一條半導體大魚，其麾下主營業務依然為飼料的通威集團突然宣布與德國MCT共同投資25億元建設6英寸0.5微米數字模擬混合芯片生產線。如果單單從投資額考慮，這條生產線的規模并不大，技術水平勉強可以稱得上是中游，似乎根本不能與京滬深等地競相上馬的先進芯片生產線相提并論，但這個項目卻被列入四川省和成都市工業的“一號工程”，而就在此前兩個月，臺灣地區IC設計老四凌陽科技也在蜀中選好了IC設計基地，西部地區早非兩年前的吳下阿蒙，古都蓉城同樣鎖定了小小芯片。不過短短1年，中國“硅谷”之爭已經由去年的京滬爭霸突變為北京中關村、上海張江、蘇州工業園、深圳留仙洞和成都高新西區的“五虎鬧芯片”。
《國家競爭優勢》的作者邁克爾.波特認為“競爭力”的唯一意義就是國家生產力，當國與國的交鋒已經從硝煙彌漫的血腥戰場轉移到風起云涌的尖端科技的時候，討論哪個城市會成為中國硅谷已經失去了意義。何況“硅谷”這個詞本身就是舶來品，麥肯錫分析師同樣指出中國芯片必須走出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
群聚效應中國解讀
根據邁克爾.波特的理論，一個國家有影響力的產業通常是由多家企業組成的群體，而這些企業不但集中在某些國家和地區，甚至可能是某個城市。半導體行業各環節企業的發展軌跡往往印證了這種俗話說的“扎堆兒”現象，用經濟學的術語表達應該叫“群聚效應”。
國內芯片業發展中，企業最“扎堆兒”的地方當屬上海張江，62家芯片企業涵蓋了從設計、代工到封裝、測試的每個環節。這種發展模式與加州硅谷和臺北新竹并不相同，因為前者側重研發和市場，基本沒有芯片代工廠；后者幾乎是芯片代工制造的樂園，不允許封裝企業進入。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開發公司總經理戴海波認為至少從規劃來看，張江比其他園區齊備，將芯片業各個環節企業“一勺燴”了。對比上海張江，北京目前的8寸生產線處在“正在進行時”，國際集成電路設計園剛剛開園，北方集成電路國家級產業基地也轉回到設計的“本行”，但北京欠缺的是芯片產業鏈下游的封裝測試。深圳雖然自設立特區后不久電子信息產業就成為地方經濟第一大支柱，但其半導體產業特別是核心元件卻相對滯后。由于國家“909工程”的布局規劃，深圳逐步形成了一批集成電路設計企業，但芯片制造始終沒有突破，雖然去年深圳留仙洞技術園已經宣布定位在超大規模集成電路上面，但比之京滬兩地，深圳發展半導體產業的硬傷依然明顯。自從聯電進入蘇州設廠的消息傳出，這個云集眾多IT制造業臺商的城市似乎突然間顯示了向產業鏈上游拓展的雄心，不過區內只有一家IC設計企業的尷尬局面也讓蘇州人的軟肋顯得那么明顯。成都的芯片業起步最晚，目前也只局限在混合芯片制造和設計領域。沒有人否認芯片代工對上下游產業的拉動作用，但國內五個城市“芯片城市經濟學”的分析結論明顯不同。
硅谷：制造廠還是發動機？
對于京滬蘇深蓉五地中誰有資格成為中國硅谷的問題，無論芯片大佬還是業內專家都出言甚微，“將來中國哪個地方會成為硅谷，現在還很難判斷。”德州儀器(TI)亞洲區總裁程天縱認為其實這幾個地方芯片業都“剛剛開始”，只不過北京和上海起步稍早，而且前者IC設計企業多些，后者芯片代工和封裝測試企業多些。揚智電子(上海)有限公司總經理修俊良同樣認為目前談中國硅谷還為時尚早，“國內目前比較熱的是芯片制造，大量資金投入進來。但‘硅谷’的概念并不是制造中心，而是產業‘發動’的中心。”不過TI在上海和北京都有合資項目，揚智的總部卻選擇了上海。“資本密集型的企業需要的是安全和規范。”中芯國際副總經理謝志峰顯然認為上海可以滿足中芯“錢在這里才安全”的規范化要求。
各地硅谷之爭的結論當然仁智各見，但強有力的國內市場競爭，不但有利于上游產業發展和升級，還會帶動下游產業間的競爭。對于國內芯片業來說，只有掌控國際競爭力才能推動國內產業進步，半導體行業從來都是全球化產業，沒有不需競爭的世外桃源，也沒有食量不變的單一本地市場。按照國家競爭優勢的鉆石理論，國內市場競爭和地域上的產業集中，對整個產業體系的影響極其深遠，這兩點隨著國內各地芯片業的升溫也將發揮出效應，因為國內五個城市全部成為囊括芯片業所有環節的中國芯片基地的幾率畢竟微乎其微。
抉擇代工
芯片代工在2年前曾經被認為是國內發展半導體產業的靈丹妙藥，頗有代工一來，就能點“芯”成金的效果。上海、北京領銜，蘇州隨后，芯片代工企業被紛紛引入三地工業園。當中國臺灣地區當局開放8英寸芯片企業赴祖國大陸投資成為既成事實的時候，盡管臺灣當局設置了重重限制，而且符合“規定”的目前也只有臺積電和聯電兩家，但依然再度掀起了短暫平靜后的祖國大陸芯片代工投資熱潮。聯電投資蘇州已經沒有什么懸念，而其老對手臺積電據傳正在上海和蘇州之間進行選擇。所有這一切似乎再度讓“代工論”者占了些許上風。但來自產業專家和資深經理人卻為中國芯片業的代工熱潑了一些冷水。
專家學者紛紛強調獨立知識產權的“中國芯”對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而IDM企業則在觀望國內芯片風向的同時提醒芯片代工所需的巨大投資和人力是產業發展的隱患。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無錫華晶立項開始，國內已經建成投產的芯片代工企業并沒有成功的范本(不包括摩托羅拉自給自足的天津芯片工廠)，上海華虹NEC的巨額虧損讓后來者不敢選擇SDRAM作為發展方向，中芯國際定位另辟蹊徑做起通信芯片代工。對于這種現象，TI程天縱認為半導體產業5年一個發展周期的制約今天會讓SDRAM墜入冰河，明天同樣可以讓通信芯片步履蹣跚，芯片制造代工的風險不能夠回避。當年華虹NEC剛剛投產時也曾經風光一時，引得中芯、宏力等心癢難耐，終于沖了進來，木已成舟，只能靠產業羅盤定方向了。
芯片代工的困擾其實并不在于上與不上之分，而是周邊相關產業能否健全起來的問題，這不僅包括IC設計、封裝測試等緊密環節，同時包括下游最終消費品的制造，聯電立項蘇州的重要原因正在于后者。芯片代工本身也有設備投資、制程技術和產品合格率三大要素，任何一個環節的缺失都會導致企業生存的危機。例如拿產品合格率來說，揚智電子的修俊良先生就對上海張江一些芯片代工企業的合格率表示擔憂。TI程天縱正在積極考察國內各地的代工企業，包括合格率在內的三個環節同樣缺一不可。
北京、深圳的IC設計雖然進展較快，但在業內強者眼中依然是小兒科級的。不過程天縱認為另外一種代工模式——IC設計代工目前大有可為。事實上國人更加關注的是鄰國印度的軟件業，其實與印度大部分軟件企業的運作模式一樣，已經取得不俗戰績的印度IC設計企業也同樣選擇了代工的模式。代工并不是什么芯片制造的專利，從IC設計到封裝測試，都可以選擇代工的發展模式。產業的自然發展規律沒有必要非扣上“克隆”的帽子。
人定勝“芯”
對于半導體行業的企業來說，沒有一個企業會忽視人才的重要意義，因為這個行業各個環節間無非是知識轉移引起的價值轉移。硅谷、新竹、蘇格蘭的成功都是本地化人才與“海歸”的密切配合造就的。麥肯錫《中國芯片報告》同樣認為國內半導體業的發展必須走本地人才與歸國人才結合的道路，海外人才的引進帶來的不僅是先進技術和個人技能，更重要的在于整個產業的宏觀把握和個體企業的管理。企業既然群聚在了一起，人才流動自然也方便，或許真的連車位也不用挪就可以跳槽了。中芯國際進入張江后，從TI、聯電、臺積電等企業引入的人才達到百人以上，其中從TI美國總部去了20多人，TI亞洲區去了20多人，程天縱笑說“這也算為國內芯片業發展貢獻了人才力量”。威盛麾下的威宇也是如此，主要管理層基本全是從天津摩托羅拉過去的。桐辰微電子老總劉忠也表示了對中芯“搶來”人才的覬覦：“我們的薪水比中芯好，中芯有的我們全都有，甚至好過它。”揚智電子的修俊良則認為IC設計企業培養一年左右的人才“最危險”，最容易被別的企業挖走，因為挖其的企業既省了大筆培訓費用，雇員的薪資也不高，此時必須給這些員工一些遠景的承諾和實際的補償。人才爭奪顯然已成為國內芯片企業競爭的第一戰役。
為世界半導體產業貢獻最大的人才基本來自兩個國家，印度和中國。程天縱認為任何一家國際級半導體企業中這兩國人的比例都很大：“人才流動對產業來說極為正常，哪家企業都有TI出去的人。但對企業來說，怎樣留住人才就是關鍵問題了。”相比較TI內部的華人工程師社團和相當于公司總裁一級的最高技術職務，國內芯片企業與國際大鱷在人才管理方面相比相差較遠。
不同企業對人才選擇的角度自然各異，揚智電子進入內地后強調本地化人才的作用，上海和深圳兩個研發中心150多名技術人員中只有幾名來自臺灣地區。TI則要為中國芯片設計培養一支精兵強將。而無論揚智的修俊良還是桐辰的劉忠都認為國內人才基礎扎實，大學基礎理論教育水平已經達到甚至超過發達國家或地區，同時他們也都表示內地高等教育培養的人才實際操作能力差，動手能力不強。
如果說芯片產業初創時期資本、技術、政策還會產生重大影響的話，人才競爭將會始終貫穿芯片產業發展的歷史。
芯片產業曾經是北美、日本、韓國、新加坡和中國臺灣地區電子信息產業騰飛的源動力，如今中國也將裝上動力充沛的“芯動機”。從技術到人才，“中國芯”的較量不過是“演出開始了”。
采訪 李二鋼 王非 覃遠軍 鄭華芝 撰文 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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