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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4-301:18:18□何帆
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已走出了內斂性極強的本土化樊籬，脫離了原有的亞洲區域分工的“雁行
模式”，走向世界。中國不僅事實上，而且制度上正在實行全球化戰略。中國從事實上的全球化戰略，到制度性的全球化戰略
。中國在近20年來一直奉行積極的對外開放戰略。到2000年，中國進出口額在世界上的排名上升到第8位和第7位，進
出口
總額占世界進出口總額的比重上升到3.6％，進出口總額占其GDP的比重為43.7％，中國出口的年均增長速度達
到了15％。2001年，中國出口美國、日本、其他亞太經濟體和歐盟的商品，占其出口總量的比重分別是26.5％、1
4.3％、36.4％和14.6％，可見，中國進出口市場，也從以亞洲為主，進一步向歐美開拓；外資流入中國的規模也
很可觀，中國外資來源也不再局限于亞洲“四小龍和日本，還有歐美等國家。這些事實說明，中國一直在實行全球化戰略。
制度上的全球化戰略。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標志著中國從制度上確立了全球化戰略。為什么要從事實上的
全球化戰略轉變為制度性的全球化戰略呢？也許人們會說，參加多邊貿易所得到的經濟福利的提高，完全能夠通過雙邊貿易協
議，甚至是單邊減讓關稅實現。但不要忘了，與雙邊自由貿易協議相比，多邊自由貿易協議至少有兩個優點：第一，世貿組織
雖不具有強制機制，但是它可以將違約者的行為昭示于天下，如果成員國重視長期合作的收益，必將對自己的行為自律；第二
，當雙邊貿易關系中地位不平等問題比較嚴重的時候，多邊貿易談判優于雙邊貿易談判。另外，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除可獲得貿
易自由化的好處外，還有其他潛在收益，這一收益就是可以引進競爭，加速國內體制的改革，尤其是某些壟斷性行業的改革。
這一結論來源于奧爾森的國家興衰理論。奧爾森認為，在邊界穩定的社會中，要打碎阻礙經濟增長的國內既得利益集團，一種
有效的辦法，就是通過開放政策破壞邊界穩定的狀態，借助國外的競爭壓力制約國內利益集團。盡管事實上的全球化戰略也能
夠起到這種作用，但其效果遠遠不如制度性的全球化戰略。因為，后者的好處是通過公開化提高政府的公信度，使得公眾對政
府的改革方向有穩定的預期。中國政府通過加入世貿組織，向全世界宣布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不會動搖的決心，這就會
給國內的利益集團一個信號，即政府如果不執行改革將付出巨大的成本(即在公眾中威信的降低和世貿組織的懲罰)，所以最
好死了心，不再去試圖賄賂政府繼續保護其既得利益。這就是博弈論中常說的，綁起自己的手得到更多的自由。我們預期，中
國實施制度性全球化戰略之后，貿易結構將更加多元化，與歐美等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聯系將更加密切，中國將更多地在全球
性的經濟事務中發揮作用。中國已脫離了區域分工的雁行模式，全面融入全球化。“魯海一杯水，難容橫海鱗。”中國經濟發
展并沒有從參與區域經濟合作中受益很多，相反，中國經濟的崛起，是導致原本對東亞經濟起飛有重要作用的雁行模式解體的
重要因素之一。自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直至90年代初期，東亞經濟中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產業鏈條，即所謂的
雁行模式。在雁行模式中，日本扮演了技術來源和投資來源的作用，日本的產業結構不斷升級換代，并將進入成熟期和大規模
制造期的產業轉移到更有成本優勢的亞洲四小龍；亞洲四小龍的產業升級之后，這些行業進一步轉移到勞動力低廉的東南亞各
國和中國沿海地區。這種環環相扣、逐級轉移的區域分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了東亞經濟不斷實現產業結構升級。不過，
必須指出的是，主張雁行模式的學者大多忽視了美國的因素。事實上，整個雁陣的最終產品大多是銷往美國的，如果沒有美國
巨大市場的引導，雁行模式將迷失飛行的方向。而美國之所以愿意為東亞經濟提供市場，一方面是因為美國可以借助美元獨特
的國際貨幣地位，用美元的回流(日本對美國有大量的貿易順差，但日本掙來這些美元之后又回到美國投資)彌補其貿易逆差
，另一方面，從歷史背景來看，美國慷慨地為東亞經濟提供出口市場還是因為有冷戰的背景，因為日本、亞洲四小龍和菲律賓
等東南亞國家均處在冷戰前線，美國希望扶植其發展以遏制共產主義陣營。這注定了東亞經濟的起飛是一種特殊背景下“邀請
的發展：想參加晚會的人很多，能夠拿到邀請信的卻寥寥無幾。然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雁行模式趨于解體，其主要原
因是：日本經濟的衰退，雁陣失去了頭雁。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伴隨著泡沫經濟的崩潰，日本經濟進入了長期衰退。
整個90年代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只有1.75％。進入21世紀之后，日本經濟更是陷入了負增長。元氣大傷的日本不再能夠
在雁行模式中充當技術來源和資金來源，雁陣失去了頭雁。美國經濟的下滑，雁陣失去了方向。20世紀90年代美國經濟獨
領風騷，并掀起了新經濟的浪潮。在電腦和互聯網等新興領域，美國和亞洲四小龍、中國大陸等東亞經濟之間，形成了新型的
垂直分工格局。發展中國家的模仿，刺激了發達國家進一步開發新一代產品，從而展開了在研究與開發方面的趕超賽跑。遺憾
的是，新經濟之舟遇到了暗礁，美國經濟自去年四季度以來迅速惡化，9·11事件更使美國經濟陷入衰退，原本緊追美國新
經濟浪潮的亞洲國家(如新加坡、韓國)也遭受沉重打擊。展望未來，亞洲國家迷惘了。中國經濟的崛起，打亂了原有的陣形
。中國產品出口數量的增長，尤其是出口結構向機電產品升級，電腦、電信和輔助產品的出口大幅度增加，這些新的變化都沖
擊了原有的雁行模式。20世紀90年代，尤其是東亞金融危機之后，東亞經濟進入了沒有雁陣的蕭瑟秋天。在雁行模式解體
之后，各國均在思考如何整合本地區的資源，構建新的分工模式。但是，我們的基本判斷是，依靠在國際分工中的獨特地位，
中國將很快成為全世界最重要的制造業生產基地，全面而直接地融入全球化進程中，意味著中國將進一步脫離原有的區域分工
的雁行模式。亞洲區域經濟合作呼聲很高，但背景復雜，目的各異，真正目的還是全球化。亞洲的區域合作從一開始的目的就
是要迂回推動全球化，而不是像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那樣形成有效的排他性的區域貿易集團。亞洲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落差
極大，傳統上又過于依賴美國的市場(美國并不是東亞國家，但是它在東亞區域經濟合作中卻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本身就不
具備形成自由貿易區的條件。所謂的“開放式地區主義”，由于缺乏可操作性的解釋而不過是一種自相矛盾。雙邊貿易協議已
走出區域，面向世界。APEC內部雙邊自由貿易協議興起的原因在于東亞金融危機之后APEC的發展受挫(比如1998
年的吉隆坡會議沒有通過部門早期自由化計劃)、1999年世貿組織新一輪談判未果而終以及美國對APEC的態度漸漸冷
淡。從雙邊貿易協議的興起，也可以看出東亞經濟失去凝聚力之后的渙散局面。而且，雙邊的自由貿易協議基本上是圍繞日本
和新加坡兩國展開的。在已經達成的談判中，日本、新加坡更多地是與亞洲之外的各國如新西蘭、澳大利亞、秘魯等國達成合
作，這一切其實是在全球化。我認為參加區域經濟合作并不會給中國帶來直接的收益。中國與東亞尤其是東南亞國家之間缺乏
建立分工合作的基礎；只有在中國未來開放資本賬戶之后，區域貨幣合作的真實收益才會凸現出來；即使區域經濟合作達到了
很高的程度，依靠區域經濟合作促進經濟增長和抵御外部風險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一項研究表明，歐盟由關稅同盟創造的效
應，增加的經濟福利只占其國民產值的0.15％。同時，從9·11之后世界經濟形勢的發展可以看到，即使區域經濟合作
達到了歐盟的程度，仍然要受到世界上其它地區經濟衰退的沉重打擊。當然，我們要清楚，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全
世界尤其是亞洲鄰國對中國的崛起表現出極大地關注。許多國家擔心中國的崛起將對周邊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地區安全帶來威脅
。中國在區域經濟合作方面需要以建設性的姿態積極響，這將有助于在崛起的過程中減少摩擦和阻力。(30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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