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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杰(北京)
在20世紀，中國共產黨一共召開了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今年秋季的“十六”大，將是中國共產黨在21世紀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過去的“十五次”，已經記錄在歷史的檔案里。而即將到來的“第一次”，將寫下新世紀黨代會的第一頁。認真研究上世紀的“十五次”，總結經驗，與時俱進，對于開好新世紀的“第一次”，也許很有裨益。
為什么召開黨代會？
為什么召開黨代會？這幾乎是個常識問題。但就好像是太陽圍著地球轉，還是地球圍著太陽轉一樣，常識問題恰恰是首先要搞清楚的問題。搞清楚什么？實質是搞清楚黨代會的職權、地位、任務和作用。查查一大通過的黨綱，還真沒有關于為什么要開黨代會的規定性條款。字里行間，只有個別限定性的措詞涉及到黨代會，如：“由全國代表會議選出之十名委員組成之中央執行委員會”，由此可以推導出，黨代會的職權之一，是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本綱領需經全國代表大會三分之二的代表通過修正案時方可修改”，由此又可以推導出，黨代會的另一個職權，是制定和修改黨綱。因為是上個世紀的“第一次”，所以有一點含糊是可以理解的。第二次黨代會通過的第一個黨章，開始明確“全國代表大會為本黨最高機關”，對黨代會的地位、權力以及干什么事有了一些初步規定。到1927年6月的黨章第三次修正案，則明確規定了黨代會四個方面的工作：“討論與批準中央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及其他中央各部工作的報告”；“審查與修改黨綱及黨章”；“決定一切重要問題政策的方針”；“改選中央委員會及監察委員會及其他等等”。按照“十五大”修改后的現行黨章的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職權共有六個方面：(一)聽取和審查中央委員會的報告；(二)聽取和審查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報告；(三)討論并決定黨的重大問題；(四)修改黨的章程；(五)選舉中央委員會；(六)選舉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其實，無論什么樣、什么性質、多大規模、多大權力的會議，歸結起來，為什么要開？一句話：為了解決問題。誰來解決？全黨的問題就要全黨來研究解決；其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黨代會是黨的最高領導機關。解決什么問題？按照黨代會的職權，要解決的是對上屆中央機構工作的審查和批準問題、黨綱黨章的制定和修改問題、黨的重大問題的研究和決策問題、黨的領導機構的選舉問題。開會不是為開會而開會。在每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黨都面臨著一些特定的需要研究和決定的重大問題。認真履行了自己的職權，深入地研究了這些問題，對這些問題做出了科學的決策，并且相應地落實到黨綱黨章及有關決議、政策、措施中，以此作為未來一段時期黨的全部工作的指導—這樣的會議就發揮了它應有的作用。這樣的會議就是成功的，否則，就是平淡的，甚至是不成功的。回顧20世紀的十五次黨代會，多數都是在當時形勢發展的重要時刻召開的，真正履行了它的職權，研究了緊迫的重大問題，并且做出了正確或基本正確的決策，因而對當時黨的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第一次黨代會，解決了建立一個新型政黨的問題，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樹起了共產黨的大旗。第二次黨代會，劃分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解決了中國革命的任務和階段問題。隨后的幾次黨代會，都在當時特定的形勢下，解決了中國革命發展中的一些緊迫問題。第七次黨代會，制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為共產黨在全國奪取政權奠定了基礎。第八次黨代會，研究了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黨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確定了黨的事業進一步發展的綱領、路線和方針。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從“十二大”到“十五大”，都解決了改革開放發展進程中逐步深化的一些重大問題，推動了黨的建設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不斷發展、不斷進步。有沒有雖然履行了職權，但未曾解決問題、甚至把問題搞得更亂、更糟的會議呢？也是有的。“九大”就是把問題搞得更糟的會議。“十大”，由于整個路線方針是錯誤的，所以，并沒有解決問題。“十一大”，想解決一點問題，但由于基本的理論錯誤沒有糾正，所以實質性的問題也沒有解決。還有一種情況，黨面臨著非常復雜的環境和非常重大的任務，但由于種種原因，黨代會并沒有能夠及時召開，因而，并沒有履行它應有的職權。比如說，從“六大”到“七大”，間隔了17年。這期間的許多重大問題，包括像糾正錯誤路線、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甚至像抗日戰爭這樣的大事，都是通過其它形式而沒有通過黨代會來研究決定。“七大”到“八大”，間隔了11年，像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這樣一些非常重大的問題，也不是通過黨代會來研究決定的。“八大”之后，“八大”制定的路線被改變，發生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論戰，及至發動“文化大革命”、改變國家體制、審查和處置一大批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沒有通過黨代會來研究決定。這算不算一個缺點呢？有沒有教訓可以記取呢？好在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代會的職權已經逐步清楚，召開已經逐步規范，在黨的事業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這應該說是總結和記取了經驗教訓的一個重要表現。所以，黨代會有哪些職權？如何很好地履行它的職權？這是一個基本的問題，但又是需要不斷搞清楚的問題。黨章賦予了黨代會最高領導機關的職權。凡是黨所面臨的重大問題，都應當由黨代會來研究決定；召開黨代會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決黨所面臨的重大問題。黨代會是議大事、定大策的會。總結20世紀的“十五次”代表大會，我們應該對黨代會的職權、任務有更加清楚的認識。
怎樣召開黨代會？
搞清楚黨代會的職權，還要繼續搞清楚如何履行它的職權。怎樣召開黨代會，就是一個如何履行職權的問題。黨代會是作為黨的最高領導機關研究重大決策的會議。回顧已經過去的“十五次”大會，我們可以看到在履行黨代會職權方面很多有意思的做法。首先，我們看到，有些會議，在可能的情況下，能夠將會議的議題、內容事先通知黨員，征求黨員的意見。比如，1925年1月召開的第四次黨代會，事先就于1924年8月31日，由中共中央向各地發了一封信，要求各級組織：“對于本黨一年來各種政策，工農、青年、國民黨各種實際運動及黨內教育上、組織上各種問題發表其意見，并于小組會議時提出討論，以其結果報告中央。個人有特別意見者，指令其寫成意見書，由委員會或組長匯寄中央局。”據現存的檔案資料，當時就連遠在莫斯科的中共旅莫支部，也給中央寫來了專門的報告，不僅匯報了對各種問題的討論情況，而且各種觀點多少票、都詳細記錄在案。(見電視文獻片《光輝歷程》)其次，我們看到，多數會議，都能夠圍繞主題展開討論，充分發表意見，包括發表不同意見，最終達到思想政治上的統一。“一大”出席13人，從1921年7月23日至31日，歷時9天(包括轉移會場的時間)，通過一個綱領、一個決議。“二大”出席代表12人，從1922年7月16日至23日，歷時8天，通過9個決議案。“三大”出席代表30余人，從1923年6月12日至20日，歷時9天，通過7個決議案。“四大”出席代表20人，從1925年1月11日至22日，歷時12天，通過11個決議案。“五大”出席代表82人，從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歷時13天，通過7個決議案。“六大”出席代表142人，從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歷時24天，通過18個文件。“七大”正式代表547人，候補代表208人，從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歷時50天……從這些數字，我們可以發現，出席這些會議的人數并不多，但會議的時間卻并不很短。代表們是在干什么呢？如果沒猜錯的話，他們一定是在認真地討論會議的有關議題。只要看看會議通過的那么些文件，就可以得到證明。這樣說，絕不是認為會議時間越長越好，通過的文件越多越好，而是意在強調，會議的靈魂和實質在哪里？在于充分發揚民主，真正討論和研究問題。比如，在“八大”上，除了毛澤東作開幕詞、劉少奇作政治報告、鄧小平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作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之外，還有113人作了大會發言，70篇未刊發言。這些發言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思想和觀點。像陳云關于“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思想，就是在大會發言中提出的。多數大會，在討論中都會有不同意見。但可以發表和討論。如“三大”對共產黨員要不要加入國民黨的問題，就有截然不同的兩種意見。持反對意見的代表人物，是蔡和森和張國燾。兩種意見都充分發表了。最后通過的，仍然是正確的決議。在有些大會上，不同的意見可能恰恰是正確的意見。比如在1927年的“五大”上，陳獨秀作了長達5個小時的報告。但代表們對此報告卻十分不滿，報名發言的就有38人。但可惜的是，正確的意見未能被接受。直到“八七”會議，陳獨秀的錯誤才得到糾正。黨代會的目的，是要達到思想政治上的統一。這是任何大會都必須努力實現的要求。會議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現在這里。一般情況下，“一致通過”反映了全黨意志的統一。但某些特殊情況下的“一致通過”，未必就是好事。比如“九大”，林彪所作的政治報告，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為指導，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大會通過的黨章，也充分體現了這個精神。至今我們未聽說大會上有多少不同意見的爭論。但這種表面上的一致只不過是“萬馬齊喑究可哀”而已，并不能真正消除內部思想實質上的分歧。所以，大會之后兩年零五個月，寫入黨章的“接班人”林彪就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引起舉世震驚。可見，如何處理思想活躍與思想統一的關系，實在不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既要充分展開討論，又要保持思想政治上的統一，兩者必須有機結合，防止任何偏頗之處。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在解放思想中統一思想。總結過去，這是需要非常謹慎處理的一門政治藝術。第三，我們還看到，凡是成功的大會，都有某些成功的建樹，能夠在理論和實踐上有重大的創新。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中國共產黨進入新的發展時期。改革開放的大潮伴隨著黨的腳步前進，黨的建設又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得到洗禮。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也能夠定期召開，正常舉行，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從“十二大”到“十五大”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每一次代表大會，都能夠在理論和實踐上做出重大的創新，從而推動黨和國家的事業向前邁出堅實而有分量的一大步。“十二大”，鄧小平在開幕詞中明確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命題。胡耀邦所作的《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報告，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總任務以及精神文明建設等一系列新的觀點，推動了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大會還設立了顧問委員會，創造了新老合作與交替的有效形式。“十三大”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立論的根據，明確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按照鄧小平的構想正式表述了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戰略。從十三屆四中全會，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開始形成。隨后于1992年召開的“十四大”，科學地概括和評價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確立了它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還完成了黨的又一次新老交替。“十五大”繼續前進，總結了20世紀中國的三次歷史性巨變，鮮明地高舉起鄧小平理論的旗幟，明確將鄧小平理論寫入黨章，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制定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標和基本政策，進一步明確了黨的建設的總目標。“十五大”因此而成為把我們的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的里程碑。
“第一次”怎樣成為“第一”？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20世紀的歷史已經過去，新世紀的篇章已經翻開。中國共產黨連同自己的事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將于今年秋季召開的“十六大”，也將歷史地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新世紀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第一次”是什么意思呢？不言而喻，它首先是從時間上說的，是指“新世紀”這個時間段里的“第一次”。從哲學和科學的意義上來說，時間是運動著的物質存在的基本形式之一，是事物運動延續性和持續性的表征。像公元紀年、新世紀、舊世紀等等，都是事物運動發展過程中一個轉瞬即逝的階段，并沒有其它任何特殊的意義。但是，在科學上很普通的東西，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人們也可以把它作為一個特殊的標志，賦予其特殊的價值和意義。所以，我們沒有必要一概否定特殊標志的特殊價值。關鍵是，事物的分量取決于事物的本身。自身有重大價值，自然會在歷史上永遠閃光；自身沒有價值，很快就會成過眼煙云。這樣較為全面地來看，“第一次”的界定就并非無關緊要。特殊的標志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機遇。新世紀的“第一次”—僅僅這一點，就足以在中國的歷史上寫下一筆。而如果進一步在自身的內容上放射出奪目的光彩，那么，“十六大”就有可能以真正具有深刻內涵的“第一次”，而載入21世紀的史冊，載入中國共產黨的史冊。新世紀的“第一次”連著上世紀的“十五次”。前后相繼，繼往開來。既要總結過去，又要開拓創新。既要發揚光大，又要有新的建樹。過去與未來，“第一次”與“十五次”，就是這樣一個辨證統一的關系。從總結過去來說，十三屆四中全會、特別是“十四大”以來，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應對了國際國內的各種考驗，解決了一系列復雜的課題，做出了一系列戰略決策，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事業全面推向前進。確立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現香港澳門順利回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提出“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等等，都是足以載入史冊的大事和成就。所以，“十六大”完全有必要、有理由對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所推進的事業、所作出的理論貢獻，進行一次系統的總結。“十四大”曾經對改革開放以來14年的歷程作了一次總結。“十六大”對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13年的歷程作一次總結，這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從發揚光大來說，上世紀的“十五次”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教訓。有豐碩的成果，也有痛切的挫折；有可歌可泣之業績，也有可笑可悲之謬誤。所有這一切，都是我們寶貴的財富，應該認真地發掘，不能輕易忘記和拋棄。特別是那些優良的傳統，都是經歷了無數的艱難曲折以后才形成的，更應該加以繼承和弘揚。包括黨的代表大會是什么性質的大會，具有什么樣的職能和任務，以什么樣的方式方法來開，應該有什么樣的建樹，開成什么樣的大會，等等，過去的“十五次”都有許多經驗，也能給我們很多有益的啟示。要把“十六大”開成成功的大會，不能不研究這些經驗。與此同時，“第一次”畢竟是“第一次”。沒有開拓進取，就稱不上是真正有內涵的“第一次”；沒有重要創新，也稱不上真正有價值的“第一次”。“第一次”要名副其實，就要在其內涵、方式上有重大創新、重大推進，能夠創造出一些有價值的“第一”。從開拓創新來說，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都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也提供了這樣的背景和條件。新世紀，我們已經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加入世貿組織，我國的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七一”講話的發表，又標志著黨的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三個新階段，毫無疑問要求我們有開拓進取的精神，能夠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作出新決策，開創新局面，通過“十六大”的召開，真正把黨和國家的事業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從新的建樹來說，一次黨代會，只有真正適應時勢發展的要求，在理論和實踐上有一個或幾個重大的建樹，才有可能對社會起大的推動作用，也才有可能在歷史上留下深刻的烙印。上世紀的“十五次”，不少有大的建樹，所以，起到了應起的作用，也使人們久久難以忘懷。在迎接“十六大”召開的過程中，江澤民同志已經提出了“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成為指導我們建黨治國的戰略思路和偉大綱領，成為中國共產黨進入新世紀的政治宣言。在“三個代表”思想的指導下，繼續努力在理論和實踐的創新上下功夫，我們必然能取得新的成果。事實上，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一直重視對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的研究。2001年初，江澤民同志提出了7個需要研究和解決的重大問題。2001年6月，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江澤民同志提出了“四個如何認識”問題，即如何認識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如何認識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如何認識我國社會主義改革實踐過程對人們思想的影響、如何認識當今的國際環境和國際政治斗爭帶來的影響。這是更帶有深層次、規律性的問題。在準備“七一”講話以及“七一”講話以后，黨中央又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組織力量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對這些問題作出科學的回答，將有助于為“十六大”的召開做好必要的思想理論準備。因此，我們有理由希望、也有理由相信，“十六大”一定能夠在理論和實踐的創新上，有與其“第一次”相匹配的建樹。在黨代會召開的方式方法方面，如何進一步發揚黨內民主，把歷次黨代會提出的關于黨內民主的要求落到實處，使我們的黨內民主有新的更大的發展，這也是“十六大”能否有建樹的方面之一。在這方面，“十五次”有許多好的經驗和啟示。再把眼界打開一些，馬克思恩格斯在黨內民主方面有很多寶貴的思想財富，列寧在召開黨代會方面有過很多重要的方式方法。至于其它國家共產黨，經驗教訓不勝枚舉。所有這些，只要認真繼承和借鑒，就能使我們大大地向前邁進一步。當然，如果有若干“第一次”創新，那就更加理想了。總之，我們希望，“十六大”能夠真正作為新世紀的“第一次”，繼往開來，與時俱進，有所作為，有所建樹，開創若干值得列舉的“第一”，在推進黨的建設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方面起到應有的作用。(作者為中共黨校校務委員、科研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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