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失衡,從理論上說與多種因素有關,為什么西方國家學者和政府總拿人民幣匯率說事?如果說克魯格曼“人民幣匯率政策”想法是他個人的學術觀點,但目前很多美國官員都有類似觀點,其影響早已超出了學術爭論的層面。說到底,貿易失衡,甚至次貸危機,都是美國的責任,無法推卸給他人,這可能也是一些美國官員和學者不愿涉及的原因。
陸前進
克魯格曼教授的不假辭色是早就出了名的,在上周三天三城旋風般的中國之行中,他就一些當前熱點問題與中國經濟學家的激辯,讓中國的學者和媒體充分領教了他的不能說服自己就一定要糾纏到底的強烈性格特征。他認為中美的貿易不均衡主要是由于人民幣匯率政策,認為人民幣對美元應該升值,以消減貿易盈余,他直言中國的貿易盈余讓很多國家很生氣,世界再也不能容忍中國有這么大的貿易盈余了;在危機期間盈余的國家會成為麻煩制造者,而不是帶給別人好處。
從學術角度來看,中美貿易不均衡有幾種理論解釋。按國際收支的吸收理論,如果一國消費少,內需不足,就需要增加出口吸收過剩產能;相反,如果一國消費多,儲蓄少,就會出現貿易收支逆差。美國的增長方式主要是消費拉動型的,中國則更多地依賴出口和投資,中國高儲蓄和美國高消費,最終表現為中國貿易收支盈余,美國貿易收支赤字。因此,克魯格曼提出中國人并不富裕,應留錢自用的觀點,而張維迎教授則說美國消費太多,儲蓄少。這兩種觀點各有道理,反映了兩國經濟相互依存、聯系緊密的特點,兩國應加強合作,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如果從匯率彈性論來看,消除國際收支盈余應通過人民幣升值或美元貶值來實現,這就是克魯格曼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觀點。從中國實際來看,中國政府一直在積極推動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改革,2005年匯改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了約20%左右,人民幣對一些主要非美貨幣也保持升值態勢。盡管最近人民幣對美元保持相對穩定,但對非美元貨幣還是處于升值狀態,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還必須與中國的經濟以及金融市場發展水平相結合。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是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不能要求人民幣匯率迅速像發達國家貨幣那樣自由浮動,否則必然會導致外匯市場的不穩定,這是由中國的現實經濟條件所決定的。
如果從貨幣論觀點來看,貨幣供給大于貨幣需求,過度的貨幣供給追逐外國商品,導致國際收支逆差。由于美元是國際貨幣,可以獲得貨幣發行的鑄幣稅,美國的貿易赤字可以通過貨幣發行來融通,美國可以通過貨幣的過度發行提供消費信貸,大量進口其他國家價廉物美的消費商品,提高消費者的福利水平,這也是美國高消費和貿易赤字形成的原因。因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稱,美元過度的發放對世界經濟不平衡起了重大作用,這一輪全球經濟失衡,美國要負責。實際上,美元債務的擴張是一種全球資源的占有,這些美元外匯儲備國家在和美國博弈過程中一直處于劣勢,這些國家被綁架在美國的利益上。這些國家持有美元資產,但是美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是這些國家所不能左右的,一旦美國采取濫發貨幣的形式刺激經濟,這些國家無能為力,美國利用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可以把風險轉移給其他國家,而克魯格曼卻說,中國當時積累美元的時候為什么沒有想到美元會貶值呢?責任應該在自己身上。
因此,中美貿易失衡,從理論上說與多種因素有關,為什么西方國家學者和政府更愿意拿人民幣匯率說事?如果說克魯格曼“人民幣匯率政策”想法是他個人的學術觀點,但目前很多美國官員都有類似的觀點,其影響早已超出了學術爭論的層面。說到底,貿易失衡的原因,甚至是次貸危機的原因,都是美國的責任或與美國直接相關,無法推卸給他人,這可能也是一些美國官員和學者不愿意涉及的原因。
比如,以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尋找借口。美國新任財政部長蓋特納1月22日就在參議院金融委員會為其舉行的提名聽證會上指責中國正在“操縱”人民幣匯率。據美國媒體報道,一小群共和黨和民主黨議員5月13日重提一份議案,要求對中國等國家的進口產品征收特別關稅,以懲罰他們所稱的“匯率操縱”行為。
美國指責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可以把經濟危機的責任推給中國,這也是美國一些政客們經常打的一張牌。實際上,中國把資金投資美國,是市場投資行為,目前中國購買美國國債,還有利于美國經濟的恢復和振興。關鍵是資金運用問題,甚至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也指出:“美國沒有用從中國借來的資金建設‘21世紀鐵路’,政府用這些錢到伊拉克打仗,消費者利用寬松的資金購買豪華車和大房子”,這才是金融危機的問題所在。
按照克魯格曼的邏輯,“沒有人要求你以美元方式建立你的外匯儲備,這并不是美國人的決定,這是中國人的決定”。如果將來美元貶值,這跟美國沒有關系。這反映了處于強勢地位的話語權,凸現了克魯格曼的雙重標準,在對待中國的貿易盈余上面,指責人民幣匯率政策;相反在美國量化寬松政策可能導致美元貶值上面,他反而認為投資損失是你們的問題,并且強調美國印鈔不會導致通貨膨脹。其實,這也是很多美國人的雙重標準。
(作者系復旦大學國際金融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