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

    帶著上百億美元的采購計劃，由商務部長陳德銘帶隊、100多名中國企業家同行的中國貿易投資促進團(“赴歐采購團”)已經開始了歐洲四國之行，僅在德國一站就簽署了超過100億美元的合同。在世界經濟噩耗不斷、大規模跨國采購一時近乎絕跡的情況下，中國的這個“訂單外交”自然吸引了廣泛的關注；要充分理解此舉的意義，就必須放在中國整個反危機戰略的框架下審視。在當前這場八十年未有之危機中，中國的目標從低到高可劃分為以下3個層次：

　　減少、消除次貸危機中的損失，削弱次貸危機對中國經濟社會的沖擊；利用危機削弱競爭對手等機遇，建立、鞏固國家和民族資本對國內市場的主導地位，并借助危機沖擊改善內政與經濟秩序；最大限度提高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話語權力，包括鞏固、增強本國在周邊國家／地區和其它重要國家／地區的經濟影響力，以及盡可能提高中國在整個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影響力。

　　赴歐采購團的直接目的可以劃入第一層次，包括通過遏制貿易保護主義風潮來保持中國經濟增長動力，同時通過擴大進口來實現自己對外資產的安全；我們如果利用得當，還可望有助于實現第三層次目標，即提高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軟實力。而要充分實現上述目標，中國又必須把握幾個關鍵事項。

　　激活“沉默的大多數”

　　1990年代初期以來，隨著我國對美歐發達國家、尤其是對美國貿易收支順差格局逐步走向長期化，以及我國與西方國家經貿爭端日益向縱深發展并與各種摩擦糾纏在一起，我國開始越來越多地采用“訂單外交”手段。

　　假如運用得當，“訂單外交”有助于遏制貿易伙伴國內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的活動，從而降低貿易爭端爆發的幾率和烈度。在理論上，自由貿易更能增進當事國的福利；貿易伙伴(特別是西方國家)國內保護主義集團之所以如此活躍，根本原因在于在西方政治游戲規則下所謂“集體行動的邏輯”：貿易保護主義者絕對人數雖少，卻是“活躍的一小撮”；受益于對華貿易的消費者和相關行業等絕對人數雖多，卻是“沉默的大多數”；組織嚴密的“活躍的一小撮”有著強烈的動機去為實施貿易保護而奔走呼號，其政治動員能力往往顯著超越組織渙散的“沉默的大多數”，能夠有效地“綁架”其母國的外交政策，依靠犧牲廣大公眾的公利而自肥。

　　而在西方代議制民主政體下，無論是選民群體，還是政客和政治集團，天然就更傾向于尋找外部的替罪羊，而不是自我反省，去進行可能相當痛苦的自我調整。而且，為貿易保護主義而付出代價的進口國公眾可能還會對此給予支持，因為在不需要打開錢包時，他們能夠看到本國企業在進口沖擊下關閉、本國工人在進口沖擊下失業，從而產生惻隱之心，但看不到出口市場對更多中國工人的意義。我們需要激活“沉默的大多數”，借助他們遏制“活躍的一小撮”。為此，通過“訂單外交”，將我國原來分散的海外采購合同集中組成令人印象深刻的大訂單，有助于提醒貿易伙伴國內社會重視中國商業機會的潛力，削弱公眾對保護主義的支持。

　　對外貿易增長快于國民經濟總體增長是改革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最突出特點之一，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也由此持續上升到全世界大國中的最高水平。其他大經濟體外貿依存度通常很少達到30%，即使以外向型經濟而著稱、號稱“貿易立國”的日本，2007年其GDP為45690.31億美元(聯合國《國民核算統計年鑒》)，出口額、進出口總額分別為13340億美元、7130億美元，外貿依存度不過29.2%，出口依存度為15.6%；但中國外貿依存度1995年就達到了39.7%，2007年為64.4%，出口依存度為36.1%；2008年外貿依存度為58.3%，出口依存度為32.5%。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中國GDP增長的貢獻率在1990年達到50.4%的最高點，2005—2007年分別為24.1%、19.3%和19.7%。

　　無論是作為反危機的短期目標，還是作為推進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長期戰略，我們都必須將擴大內需作為首要任務，但出口部門不僅僅為一大批國內產業提供了下游市場，也為眾多居民提供了得以消費的收入來源，假如不能保證出口適度增長，至少大體持平，我們的反危機戰略和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就注定是步履艱難的。

　　對外經貿部門當前“保增長”影響最大的外部因素，無疑是正在興起的全球貿易保護主義風潮。作為世界第二出口大國，作為全世界屈指可數的順差大國，作為1990年代后期至今世界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受害者，貿易保護主義對中國的潛在影響更大，我們不能不付出更大的努力去遏制貿易保護主義風潮蔓延。為此，我們可以考慮準備威懾措施(如制定貿易報復清單)，還需要以身作則，以“訂單外交”、擴大對外投資等實際行動表明維護多邊自由貿易體制的意愿；而作為一個國際儲備充裕的順差大國，我們有實力開展“訂單外交”的實際行動。

　　不僅如此，此次赴歐采購團標志著我國訂單外交的一大進步。因為在此前我國與西方國家的外交活動中，訂單外交主要是作為一種被動的、防御性的工具，往往是在對方發起對華貿易摩擦壓力增大的情況下進行的；而這次我國是在西方國家并未專門針對中國發起貿易保護措施的情況下主動出擊。

　　美國經濟刺激法案中的“購買美國貨”條款雖然在全世界激起了猛烈的抨擊，但我們不能視之為專門針對中國發起的貿易保護措施，因為與無差異地全面提高關稅壁壘不同，“購買美國貨”條款并不能適用于所有進口品，只能適用于政府采購項目，這樣一來就大大限制了該項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對出口國的殺傷力。而且我國本來就沒有加入世貿組織《政府采購協定》，在美國政府采購市場上并無太多既得利益可以喪失。我們之所以需要反對“購買美國貨”條款，并不是因為這項條款讓我們失去了多少既得利益，而是因為我們需要警惕將這項條款推廣到僅有部分屬于政府資助的項目，從而成倍放大其殺傷力，以及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擴大貿易保護范疇。

　　從更高層次上看，我國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黑云壓城之際派出大型采購團，有助于在國際社會樹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

　　降低對外資產風險

　　不僅如此，與昔日在對方貿易摩擦壓力下派出的采購團不同，當前以“采購團”方式擴大進口，還有助于優化我們的對外資產結構，降低風險。由于進口下降快于出口下降，我國貿易順差在危機時期反而顯著擴大，這伴隨著一定風險。2008年貿易順差2955億美元，比上年(2627億美元)增長328億美元，其中雷曼倒臺、次貸危機陡然升級后的10—12月月度順差額均超過200億美元；今年1月份當月實現貿易順差391億美元，增長102%。

　　不僅如此，由于危機期間美國財政赤字和國債激增，奧巴馬的反危機計劃又將進一步大幅度提高美國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不僅降低了我國持有的美國債券收益，而且放大了美國潛在的債務危機和美元危機風險，對我國的影響與日俱增。正如俄羅斯居民在遭受危機沖擊、盧布急劇貶值的2008年消費大幅度增長，以至于居民總支出超過了居民總收入一樣；為避免風險起見，我國實有必要通過擴大進口、擴大海外投資等方式盡快將手頭的巨額美元花掉一部分。我國近來之所以在資源市場上頻頻大手筆出擊，中鋁對力拓提出195億美元投資案，與俄羅斯、巴西簽署350億美元“貸款換石油”協議，原因之一，就是如此。

　　而在海外采購和海外企業并購兩種方式之間，擴大海外采購風險較小。海外并購交易完成之后，我們收購的企業在其經營存續期間必須不斷承受各種商業性風險和政治性風險。

　　不僅如此，此時赴歐大手筆采購，還可望贏得較好的交易條件。因為西歐主要經濟體制造業多以高檔消費品和先進技術裝備見長，經濟景氣時期購買者多，可待價而沽；在經濟蕭條時期則淪為潛在客戶們削減預算的首選，不得不降低身段。如果我們能夠充分發揮“團購”的優勢，交易條件還可望進一步改善。

　　訂單外交如何效益最大化？

　　除了慎選訂單外交對象，選擇能夠對我國努力作出合理回應而不是妄自尊大的國家之外，我國在實施訂單外交策略時必須把握以下幾個要點，對西方國家的訂單外交尤其如此：

　　首先，我國海外采購的前提應當是我國對所采購的商品有現實的需求。在這一點上，此前海外輿論往往存在偏頗，更令人遺憾的是我國也有一些輿論盲目跟隨海外口徑。以2006年吳儀副總理帶隊赴美采購為例，媒體上充斥的是對這些采購有助于緩解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分析，卻見不到對所采購貨物適用性、性價比等方面的分析。如此偏頗的宣傳，將令社會公眾產生何種印象？而且，這種偏頗的宣傳，無形之中將會讓人覺得：似乎中美貿易失衡是我國的過失，我們有義務彌補這種過失；實際上，這種印象是極其荒謬的。此次赴歐采購團采取“政府發起組織、企業報名參加”的形式，希望企業采購的是自己真實需要的產品，而不是采購無用之物。

　　其次，我國從發達國家擴大進口先進技術裝備不能損害我們發展自主先進制造業的努力。經過10多年實踐，我國一度盛行的“市場換技術”策略總體上已經基本被證實效果不佳。為了給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創造動力，為了給我國國民創造盡可能多的體面就業機會，我們必須走發展自主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之路。而正在興起的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并不僅僅局限于那種旨在保護國內市場的傳統保護主義，還包括旨在奪取海外市場的進攻性保護主義，因為經濟危機也大大增強了各國爭奪海外市場的動機，相信各國將更多地運用財政、金融等項工具支持本國企業奪取海外市場。

　　我們不可為一時之利而損害自己的長期發展潛力，必須盡可能將先進制造業產品進口局限于必需范疇內。為此，我們在政府采購、關稅、加速折舊、退稅等方面應給自主創新先進制造業產品創造與進口品平等競爭的機會，消除在某些局部已經相當嚴重的對國貨逆向歧視傾向。

　　第三，我們對發達國家開展訂單外交的主要對象是技術裝備，而擴大進口這類產品應伴隨著進口內容的升級。以往的教訓是單純注重引進硬件而忽視消化吸收，導致我國對國外的技術落差未能因引進而縮小，出現“引進－落后－再引進”的惡性循環，有鑒于此，政府和企業應增加引進技術和設備消化吸收預算，包括引進專家。從國際收支的角度來看，這樣做是帶動了服務貿易進口，更有助于國際收支平衡。

　　第四，平衡訂單外交對象，避免過度集中于少數發達國家。作為一種主動的經濟外交工具，我國完全可以把訂單外交用于推進我國主導的區域／雙邊經濟，爭取更多的朋友。我國和東亞諸經濟體都需要擺脫對美國市場的過度依賴，且我國進口正在迅速成長，在東亞區域內的商品吸納中心作用日益突出，東亞經濟體早已成為中國內地進口增長最大的受益者。對巴西、澳大利亞、中東國家、俄羅斯、中亞國家……我們也都可以考慮實施類似的訂單外交策略。盡管有時可能未必有對美歐國家的訂單外交那么引人注目，但實際上我國對東亞和其它原料輸出國的訂單外交，對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可能更為重要。

　　第五，在向貿易伙伴進行包括經貿協定在內的廣義訂單采購之前，我們必須充分考慮未來對這個貿易伙伴的定位，以免反而可能削弱日后對方與我國達成更全面經貿協定的動機。1990年代，部分由于從美國《非洲發展與機會法案》受惠頗多，南非反而沒有興趣付出額外的代價與美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了，對于美國而言，這是個決策失誤。

    新浪聲明：此消息系轉載自新浪合作媒體，新浪網登載此文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文章內容僅供參考，不構成投資建議。投資者據此操作，風險自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