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檀 評論員

　　財政部、稅務總局21日聯合發布通知，將從2008年11月1日起再次調整紡織品服裝商品的出口退稅率，部分紡織品、服裝、玩具出口退稅率提高到14%；10月22日晚，財政部與央行出臺房貸與房稅新政，以阻止房地產交易急劇下滑的勢頭；10月23日，媒體傳出消息，財政部9月初提交的千億元減稅規模的增值稅全面轉型方案已獲國務院批準，減稅規模保底為1500億元，有望達到2000億元，2009年1月1日起實施。

　　從G3經濟區到新興市場，從美國、匈牙利到巴基斯坦，所有的國家都在應對金融危機，以及接踵而來的經濟衰退。全球信貸市場仍然緊縮，大宗商品交易價格下挫近半，全球經濟衰退不可避免。

　　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出臺了一系列政策，目標是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阻止經濟增長速度大幅下滑。

　　系列救市舉措是救市場、救企業、救經濟的應急之舉、必要之舉。面對目前的經濟形勢，有關各方必須放棄救市或者托市之爭，拋棄政府不應救市的之見，參與全球救市行動，保住中國的經濟增長，不能讓中國受全球經濟下滑的大害。

　　筆者早在一系列文章中以數據說明，中國經濟下滑勢頭迅猛，從用電量來看，GDP已降至9%以下，沿海中小制造企業的倒閉風潮已經蔓延至上游資源性企業，導致中國資源性產品價格全面過剩。同時，美國信貸繼續緊縮，商業票據幾近斷流，全球經濟有可能陷入長期衰退，從外部沖擊我國出口導向的經濟結構。

　　與緊急救市相比，更為急迫的是，救市舉措應成為中國基礎制度改革的契機，為中國企業與經濟的市場化發展提供空間。企業增值稅改革就是這樣的基礎性制度改革，短期可為企業減負、增加工商企業投資積極性，長期可以提振內需，配合中國經濟結構轉型。

　　增值稅改革一直雷聲大雨點小。“十一五”規劃明確提出，2006年到2010年期間，將“在全國范圍內實現增值稅由生產型轉為消費型”。從2004年7月起，東北地區“三省一市”的8個行業開始試點增值稅轉型，2007年7月起又延伸到中部6省26個城市繼續試點。但年年說改年年難以推廣，主要是增值稅在我國整體稅收中所占比重過大，牽一發而動稅收半壁江山，也因為我國的征稅手段較為落后，而生產型增值稅是最為簡便的征稅方式。

　　為了遷就落后的征稅手段，難道我們就必須維持落后的稅收體制，向企業重復征稅？全球90%以上的國家實行消費型增值稅，難道我國的征稅手段與稅收人員素質落后于90%以上的國家？這顯然說不通，關鍵是有關部門有沒有讓利于企業、讓利于民的決心和勇氣，改革的動力何在？

　　增值稅改革的核心，是企業購買固定資產發生的進項稅可以在當期銷項稅中扣除，縮減增值稅稅基。這將導致稅收下降，但仍在政府可以承受的范圍之內。國家稅務總局對中部6省的26個老工業城市、12000多戶企業進行了擴大增值稅抵扣范圍的試點。到去年底為止，一共為這些企業抵退增值稅34.5億元。即使減稅沖擊達到千億元人民幣以上，與披露方案的減稅規模保底為1500億元，有望達到2000億元相近，以2007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24.66萬億元，比GDP增長更快的全國財政收入5.13萬億元而言，也在可以承受的范圍之內。

　　增值稅改革勢在必行。由于我國據測算的隱性稅負高達30%以上，增值稅只對工業企業和商業企業征收，導致不同的企業處于不公平的競爭平臺；增值稅稅率檔次多，政府對于不同企業出臺重重疊疊的優惠政策，影響了稅務的法律嚴肅性；由于政府的稅收主要來源于增值稅，使地方政府惟提高投資與GDP為能事，而對于促進內需、促進消費興趣不大，因為消費稅進項遠遠不如增值稅。

　　稅收是重要的經濟激勵舉措，正確的激勵可以促使企業將市場與消費者當成上帝，而錯誤的激勵則會讓地方政府與企業將一味生產無視污染。從1994年稅改以來，中國的財富分配形成了重政府、輕居民、重生產、輕消費的格局。長此以往，拉動內需將成一句空話，不當的稅收政策已經對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直接造成負面影響。

　　壞事變好事，此次全球金融危機是我國基礎制度改革的契機。只有推進增值稅改革，才能拉動內需，促進工商企業投資，重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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