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濤

　　進入2008年，中國經濟運行面臨更加復雜的內外局面：一方面，物價上漲壓力仍然較大，雖然抑制通貨膨脹的政策調控力度不斷加強，但由于罕見雪災的影響，去年12月并未成為預想中的物價漲幅頂點，今年1月份CPI同比增長7.1%，PPI同比增長6.1%，都再創新高；另一方面，由于美國次級債危機和經濟放緩的影響，全球經濟運行存在進入下行周期的可能，中國經濟將來或許會受到外部拖累，而在生產要素成本上升、企業投融資環境趨緊、技術進步不足等因素作用下，加上調控經濟過熱的政策效果逐漸顯現，以及雪災的直接和間接沖擊，最終可能導致2008年經濟“硬著陸”的風險增加。

　　通常來看，在市場經濟體系中，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可分為四個階段：繁榮、衰退、復蘇和擴張。其中，在繁榮階段后期，向衰退階段的轉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濟逐漸減速的過渡，這一階段的特征，是實際GDP高于潛在GDP，但是經濟增速已呈現趨勢性降低，同時通貨膨脹仍處在高位，根據各國經驗，此時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就是“滯脹”，即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的雙重危害。從我國的情況來看，一方面，2007年4季度GDP增速為11.2%，低于前兩個季度的11.9%和11.5%，但依然高于GDP潛在增長率，另一方面物價上漲幅度仍呈上升趨勢，客觀上說明中國經濟正處于繁榮階段的中后期，即經濟減速階段。

　　有鑒于此，宏觀調控的著力點，應該是盡量延長這一減速過渡階段，并努力降低未來經濟衰退的幅度，實現“軟著陸”。要達到這樣的調控目標，單一經濟政策難負其重，而需要構造“多管齊下”的宏觀調控體系。

　　第一，宏觀調控應注重需求管理的“適度”。長期以來，我國宏觀政策一直把需求管理作為調控重點，2007年的緊縮類政策也主要旨在抑制需求的膨脹。但2008年經濟形勢的演變，使我們在調控總需求時必須注意“適度”，避免“過猶不及”的風險。具體可以從構成總需求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和凈出口來看。

　　首先，去年11月以來，投資增速開始逐漸回落，但也要注意到，在出口不確定性增加、消費并未實質性啟動的情況下，高投資增長率已成為維持經濟高增長和就業的基本條件。對此，一方面在調控投資的行政性審批措施和貨幣政策都逐漸收緊的情況下，要注意單純為“壓投資”而導致投資增速回落幅度過大，損害到增長潛力。另一方面，抑制投資增長也要避免“一刀切”。事實上，在雪災中，交通運輸和電力供應方面呈現嚴重瓶頸，再次說明了，我國基礎設施投資需求仍然巨大，尚未達到與經濟增長和社會生活相匹配的水平，因此要重視基礎設施投資在災后重建中的必要性。當然，這并不是要回到過去依靠財政投資的狀況，而是應逐漸放開市場準入，在基礎設施投資領域引入多元化資本，在競爭與合作中，提高投資效率與規模。

　　其次，由于經濟多年處于繁榮期，居民收入增加，在政府消費增長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斷提高，今年的奧運因素也將為消費增加動力。但也要看到，去年消費增長也有通貨膨脹導致居民名義收入增加、食品等剛性支出增加等因素的影響，如果今年通脹率居高不下，對居民消費能力的損害也是深遠的。為了避免未來居民消費可能遭受通脹和衰退的雙重沖擊，繼續加強對消費的政策支持力度，增加社會保障支出，都是必須考慮的措施。

　　另外，由于美國經濟疲軟，加上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以及在人民幣升值和調整出口結構政策的綜合作用下，未來凈出口增速可能會有較大回落。基于長遠利益，我國應從“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解脫出來，逐漸轉向主要依靠國內市場的持續型、節約型的大國發展模式，因此凈出口增長率的適度下降，應該可以作為抑制總需求著力點之一。對此，繼續調整出口結構，抑制“兩高一資”產品出口，適度加快人民幣升值步伐，都是可取的政策選擇。

　　最后，貨幣因素也是造成需求膨脹的重要原因。據統計，2000年開始，廣義貨幣M2的增長速度，連續大幅高于GDP增長率和通脹率之和。2004年上半年后，M2出現持續的趨勢性上升。應該說，充裕的貨幣供給是物價總水平上漲的影響因素之一。影響流動性過剩的原因非常多，但無論如何，從源頭上控制貨幣總量也是反通脹的必要條件，這同樣是為了表達貨幣當局反通脹的決心，穩定公眾預期。

　　第二，宏觀調控應強調供給管理的重要性。當前經濟局面，我們可以理解為總供求的某種失衡所造成的。其中，實際總供給高于潛在總供給所表現的“過熱”，將隨著政策對過度需求的抑制而逐漸弱化，此時，如果直接影響供給的因素，會造成總供給額外大幅下降，則經濟陷入“滯脹”的風險就會進一步加大，因此需要巧妙應對。在影響總供給的各種因素中，最主要的就是價格、技術進步和成本要素。

　　首先，基于對物價上漲失控的擔憂，政府先后出臺了一系列價格干預政策，引起了各界的廣泛關注。近期政府采取行政性價格干預，本質上基于兩種目的，一是控制通貨膨脹的蔓延，二是避免通脹對公眾福利的損害。對于前者來說，雖然行政干預在短期內會對物價有立竿見影的影響，但從長期來看，不能從根本上消除通貨膨脹的根源。同時，也必然會對市場基礎上的價格形成和供求機制帶來嚴重損害。對于后者，事實上與其強力控制與民生相關的產品價格，還不如多增加民生方面的保障。因此長遠來看，應該盡可能縮短價格干預階段，或者更多以價格政策作為一種“政策姿態”，來弱化公眾通脹預期。

　　其次，雖然近年來中國生產率提高迅速，但也存在很多問題，主要表現在工業化中的技術進步不足。事實上，目前的高投資主要來源于城市化，在城市化帶來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迅速增長的同時，更能反映工業化水平的設備工具、器具購置投資額一直處于較低水平，這也必然會影響產業升級的步伐，實際上近年來的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并沒有多大提高。這樣，在城市化和工業化兩大經濟增長動力中，我國便缺少了重要一環。因此，推進技術進步，增加有效供給，是促使經濟健康增長的基礎。對此，有必要適時采取各類有利于企業技術進步和生產能力提高的政策選擇，例如盡快在全國推進增值稅從生產型到消費型的改革，雖然短期對投資需求有擴張性，但能夠帶來設備更新、產業升級、有效供給增加的更多好處，總體上看利大于弊，能促使工業化再次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