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thslping@263.sina.com

　　在本專欄 《有感于美國皇帝和海螺共和國》及《有感于兩次罷工》兩篇短文中，我要討論的其實是這樣一種現象，即一種可以稱之為 “體制性拘謹”的現象。

　　體制在中文中的另一種稱謂叫制度，在英文中是institution。著名經濟學家諾斯教授認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范，它旨在約束追求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個人行為”。對于這樣一種外在于人的制度，人們往往將其看作是一種完全客觀的東西，但其實不盡然。

　　英國著名女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曾寫過一本書，叫作《制度是如何思維的》。這個書名就是有意告訴我們，制度是會思維的。她在書中講了這樣一個虛擬的例子：假如有5位探險者被困在一個被堵死的山洞中，雖然外面的救援工作在進行，但需要10天左右的時間才能將山洞打通，他們才能獲救。而這時5位探險者的食物已經用盡，無法維持到救援成功的時刻。現在，惟一的辦法是犧牲其中一名成員，讓其他4人食其肉以維持生命。那么這5個人將會如何解決這一困境呢？道格拉斯給出的答案是，這5個人的決定，取決于他們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制度，即取決于其觀念制度，以及這一觀念制度下人們的行為規范。后來，周雪光教授也寫過一篇同題的文章，來討論“雀巢奶粉碘超標”事件。

　　制度是會思維的。這樣的一個命題使得我們對制度的認識有了一個很大的進步。但學者們最終還往往是將制度的思維歸結為人的思維，即制度的思維是通過人來進行的。于是人和制度，又被簡單地混在了一起。在這里，我特別想要指出的是這樣一點，制度的思維與制度中人的思維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制度的思維與人的思維有時是很不相同的。制度的思維往往是通過一種特有的制度邏輯體現出來的，反過來說，我們能夠看到的、覺察到的制度的邏輯，實際上就是制度思維的結果。這樣一來，制度是如何進行思維的，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了。

　　記得還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的時候，當時我還在北大讀書，一次不經意間在一本地方性的文學雜志中讀到一篇小說，由于年代久遠，小說的題目，雜志的名稱，乃至作者，都已經忘記了(后來再也沒有看到有人提及這部非常有意義的小說)，但故事的情節在近30年后還記得很清楚。這篇小說講的是，一位即將復員的戰士，為了能在復員后找到一個好點的工作，想在復員前解決自己的入黨問題 (當時是否黨員與能夠找到什么樣的工作是有直接關系的)。于是，他在人們的建議之下，就開始不斷給指導員送禮，為此花了不少錢。但直到他離開部隊的前一天，入黨問題還是沒有解決。晚上，他沖到指導員的辦公室，與指導員大吵起來。突然間，他看到辦公室有一支槍，他抄起槍就對準了指導員的腦袋。在附近的連長聽到了吵架聲，推門進來一看，戰士已經將槍對準了指導員的腦袋，怎么辦？如果強行奪槍，很可能走火傷了指導員。情急之中，他想起不久前看過的一部電影中使用精神威懾法的情節，于是一邊向戰士走過去，一邊大聲說，“你開槍呀！”、“你開槍呀！”戰士愣住了(怎么這時候還有人叫我開槍？)，連長緩緩走過去，將槍口按下，避免了一次惡性事件的發生。

　　事件的處理過程開始了。那個戰士被處分是必然的。接著受到處分的是連長，處理的理由是“為什么戰士的槍口已經對準指導員的時候，你還說‘你開槍呀’”。連長的自我辯護當然是，“我使用的是精神威懾法”。但體制無法承認精神威懾法，因為在體制只能承認的政治邏輯中，是無法將精神威懾法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的。體制能夠承認的，只能是“在槍口已經對準指導員頭部的時候，你說的是‘你開槍呀’”這樣一個再簡單不過的事實。這個時候，參與研究處理決定的人，作為單獨的個人，也許會理解這當中的精神威懾法，能夠理解那位連長的真實用意，但作為一種體制是無法理解甚至無法承認這一點的。

　　當然，以上所說的體制，也許應當加上一個限制詞，就是“當時的”體制。因為那時是改革開放剛剛在啟動，中國社會剛剛從文革走出來，社會氛圍還帶有改革前社會的濃重色彩。而從這里要討論的問題的角度看，改革前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典型的體制性拘謹的社會，這種拘謹的極端形態，就是人所共知的僵硬性。在那時，即使是按照當時的標準在政治上沒有任何問題的一個人，或是因為緊張喊錯了一句口號，或是不小心打破了領袖塑像，在政治上都會被當作反革命而遭到嚴辦的故事，曾經不止一次地發生過。在類似的事件中，處理他的人或周圍的其他人不知道他是無意的嗎？不是。但人們卻無法為他進行辯護。因為在巨大的政治壓力面前，體制無法承認“無意”、“不小心”等構成這個事件的極為重要的要素，體制只能根據簡單的表面現象進行思維、判斷和處理。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