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報評論專欄作者 楊濤

　　如果有某位民營企業家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被法院以“投機倒把罪”判刑，而在今天出來喊冤的話，相信大多數人會從心里認同他是無罪的，盡管他可能在法律上很難抹去犯罪的烙印。但是，如果是遲志強呢？這位曾經因為亂搞男女關系、跳貼面舞被以“流氓罪”判刑的前電影明星，如果他在今天為自己喊冤，“要撕掉罪犯的標簽！”我們又該如何看待呢？

　　我的朋友郭松民就斷然說：“遲志強究竟冤不冤呢？我以為并不冤。”這是他發表在2月18日《深圳商報》的觀點，理由有二：一是遲志強之被判流氓罪，是依照當時的法律規定，按照當時的法律程序由法院判決的結果。除非遲志強能夠依法申訴，由上級法院宣布改判無罪，否則的話，“罪犯的標簽”，他是撕不掉的；二是從社會效果的角度來看，無論遲志強怎樣巧舌如簧，但他和不同的女性發生了混亂的性關系，這是事實……在民風淳樸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其惡劣的“外部性”是不難想見的。

　　“流氓罪”是舊刑法規定的一個罪名，新刑法早已經將其取消，遲志強那些所謂亂搞男女關系的行為，換到今天，根本就不可能構成犯罪。但是，法律有一個內在特征是追求穩定，也就是說，盡管隨著時代的變遷，法律的內容發生了變化，但根據當年法律判定有罪的人，事后不會按新的法律來再審，宣判其無罪，否則，就有無數的案子要翻，社會既定的秩序就會失去平衡。所以，盡管遲志強的行為在今天的法律看來是無罪的，但他已經無法通過法律程序來為自己平反了。

　　但是，所謂“犯罪”這一術語，還會在社會學上、在人們日常生活中使用，換句話說，人們還會在輿論和社會層面上認定某人是否有罪。所以，從現行法律來看，既然當年的“流氓行為”今天已經不再是被當作犯罪處理，遲志強當然有權要求“要撕掉罪犯的標簽！”要人們重新評價他是否“罪人”。如果一切當年被不合理的法律甚至是“惡法”判處有罪的人們，現在都還要受到社會的否定甚至歧視，那就否定了社會前進的動力。試想，不正是那些所謂的“投機倒把”的犯罪分子推動了商品經濟的萌芽？說到底，任何按照今天法律被認定為無罪的行為，從公平正義的角度來講就應當認定為無罪。但在法律的穩定性與個體正義的博弈中，立法者選擇了注重維護法律的穩定，這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所以，遲志強當然可以為自己喊冤，也有權利要求人們不再給他貼上“罪犯”的標簽。但是，吊詭的是，遲志強亂搞男女關系的行為，不像是“投機倒把罪”一樣在今天可以完全得到肯定，盡管不再作為犯罪來處理，但對于相當一部分人來說，在道德上并不被認可，這些人仍然以道德上有罪來否定遲志強有喊冤的權利。郭松民就是這個觀點。遲志強的行為可能在今天仍然不符合道德規范，甚至是道德上有罪，但道德的有罪僅僅是違反道德規范，與法律的有罪、與事實上有罪還是應區分開來。法律上的有罪依據是當時的法律，是有嚴格的法定程序與認定主體(法院)；事實上有罪是依據今天法律，是由社會公眾來進行認同。所以，不要用遲志強在道德上的有罪來否定其事實層面上的無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