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1月5日，經濟學家茅于軾在廣州作演講時認為，目前的中國高校里，窮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如果高校學費降低，是讓不窮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學費的人搭了這個便車。他認為，最好的方法應該是提高學費，通過提高的學費，以增加更多的獎學金和助學貸款，來解決窮人上學的問題。(1月6日《南方都市報》)

　　此前，張維迎先生與湯敏先生也有類似的看法。茅于軾的看法和他們一樣，都是出于一個邏輯：富人搭窮人的便車，導致窮人上不了學。在他們看來，富人繳納與窮人一樣的學費，導致學校整體的經費有限，無法設立更多的獎學金與助學金，而如果提高學費，就可以增加學校整體經費數，就可以用從富人那里多收的學費，解決貧困學生的上學問題。

　　按照這樣的邏輯，以1所大學每年招收4000名學生計，每人的學費標準從現在的5000元提高一倍到1萬元，新增經費將是2000萬元，把這2000萬元全部還給學生，用于作為獎學金、助學金，有一半學生可以免收學費，照樣保證學校與以往相同的學費收入，這就實現了“劫富濟貧”。

　　但高校舍得把“多收”的錢真作為獎助學金嗎？茅老等可能不知道，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高校必須從事業收入中足額提取不低于5%的經費，用于學費減免、國家助學貸款風險補償、發放校內獎助學金和特殊困難補助等事項，但能做到如上規定的學校并不多。尤其是一些民辦學校，雖然其學費標準早已突破萬元，是公立學校的一倍多，但他們的貧困學生上學問題，卻十分突出，貧困生的學費根本不可能減免，難以獲得助學金，也難以獲得國家助學貸款。提取5%經費尚且如此艱難，要他們提出30%~50%的學費收入，談何容易。

　　高校之所以舍不得拿出學費收入，原因之一是財源不暢達。政府投入和學費收入是所有公立學校最可靠的收入來源，除此，幾乎沒有其他更多的收入來源，校友捐贈、社會捐贈少，經營基金收入也不多。民辦高校則只有學費收入。而就政府投入來說，我國政府的教育財政性投入嚴重不足，2005年，我國教育財政性投入只占GDP的2.82%，2006年占GDP的3.01%，一直未達到法定4%的標準。原因之二是辦學成本高，眾多學校在校園、大樓、標志性工程中投入大量經費，在迎來送往的行政接待中耗費了不少銀子，因此，在人才培養以及幫困助學時就捉襟見肘了。

　　目前，我國的高等教育成本中，國家分攤比例過低，已超出受教育者的平均承受能力。姑且不說像德國這樣的國家，高等教育成本全部由國家承擔，受教育者接受高等教育費用全免；就是在美國、英國等收費的國家，其受教育者分攤的高等教育比例僅為13%～15%，而我國受教育者目前分攤的比例高達40%甚至更多，不少民辦學校受教育者分攤的比例更達100%。這已大大超出了民眾的經濟承受能力。美國大學學費標準只占其人均國民收入的1/6左右，英國不超過1/5，而我國的大學學費標準，僅以每年5000元計算，已占人均國民收入的40%。這樣的學費標準，如果還說不高的話，那可能是分析者太富裕了。在筆者看來，不考慮大多數中國人的支付能力，而以富人標準來制訂學費標準，并寄希望由此解決窮人的上學問題，將以所謂“公平”的名義，形成對窮人的進一步掠奪，置其于更不利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