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軍

　　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經濟學院教授、博導

　　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根本問題是體制問題，也就是經濟學家所說的結構性改革。回顧改革開放的30年，我們實際上經歷過好幾個十字路口，每一次只有到了十字路口，我們才可能記得起經濟改革的根本目標和任務是什么，才會有可能把改革的重心放在結構性改革上。不幸的是，這種結構性的改革總是反復不斷地被宏觀調控的總量政策所打斷。

　　因為原來中央計劃經濟的特點是公共部門非常龐大，幾乎沒有私人部門。所以，要進行結構性改革，無非就是壓縮公共部門，而把私人部門擴大起來。中國改革開放30年，如果要按階段劃分的話，我想，1978年到1993年這一段，基本上是一個比較成功的結構性改革階段，但是那時結構性改革的策略遵循的是 “增量改革”而不是“存量改革”，基本上沒有去觸動原有的國有部門，繞開了整個結構性改革當中最難的一個環節，只是放開了體制外的新興的經濟，允許和鼓勵了非國有部門的進入和擴張。

　　盡管不怎么被人提起，但我認為，1993年到1998年可能是中國改革以來結構性改革最有成就的一段時間。1993年正是嚴重通貨膨脹的時候，通常，這并不是結構性改革的好時期。可是，歷史往往就這么有趣，當時就大力推進了結構性改革，著力對不贏利的國有企業大刀闊斧重組、破產、改制。與此同時，國有銀行也進行了非常激進的結構性改革。

　　結構性改革必然是緊縮性的，因為需要對國有企業和銀行部門進行關停并轉和改組，這樣自然會對當時的總需求帶來非常負面的影響。俄羅斯和東歐的轉型都經歷過嚴重的經濟緊縮。好在我們那時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所以這種結構性的改革，雖然力度比較大，但反而與緊縮的貨幣信貸政策一道把通貨膨脹的兇猛勢頭壓下去了。

　　這樣的結構性改革的政策實施了幾年，中國經濟在1997年之后逐步顯現出了通貨緊縮的征兆。因此可以說，1993年到1998年的反通脹政策，是在結構性改革過程當中完成的，而結構性改革為解決銀行和國有企業兩大國有部門的低效率問題做出了非常正面的貢獻，是2002年之后生產率加速增長的一個重要的制度基礎。這個問題解決以后，如果沒有亞洲金融危機，中國結構性改革的政策應該會持續到今天，那樣，中國或許會有一個比現在更令人滿意的市場經濟制度框架。

　　但是亞洲金融風暴來了，中國政府做出了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給1998年的中國經濟帶來了直接的負面影響。由于出口大幅度下降，國內的供給突然增加，導致國內產能過剩。于是，明顯的通貨緊縮開始了。但是因為國內價格的下降使實際匯率下降，抵消了名義匯率不貶值的負面影響，到1999年，出口又開始恢復，而且增長率達到35%。出口強勁的現象從此得以繼續。但這一切都與人民幣與美元的固定匯率有關。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意味著中國選擇了固定匯率制度。而本來在1994年匯率改革時，明確提出的匯率機制是有浮動的管理匯率。

　　除此之外，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還改變了中國政府對外匯儲備的看法。政府以為外匯儲備不足是東南亞國家難以抵御國際投機資本襲擊的主要原因，于是決定盡快增加外匯儲備，越多越好。為此，中國政府在外匯政策上實施了長達十年的強制結售匯制度。我認為，1998年制定強制結售匯的政策應該是個短期的政策，但是在2002年中國經濟走出通貨緊縮、總量達到平衡之后沒有及時調整，從而導致了今天流動性過多的局面。這是一個需要檢討的政策環境。

　　由于中國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而形成上了事實上的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盡管1998至2002年出現了通貨緊縮，但是出口形勢越來越好，推動了中國在通貨緊縮時期的經濟增長。在國內經濟方面，政府為了消除通貨緊縮，采取了擴張性的財政支出政策，大量增加政府的國債，加大公共部門的投入，推行赤字財政。這是為了緩解通貨緊縮的局勢所做的相對來說正確的事情。以政府主導的財政支出和公共投資最終在90年代末和新世紀初發揮了效果。到了2002年，中國經濟的宏觀不平衡現象基本得以矯正。應該說，中國在2003年已經走出了通貨緊縮，那時，從緊迫性來說，應對通貨緊縮的外匯和匯率政策以及公共財政政策應該讓位于結構性改革的政策，但我們錯過了一個很好的結構性改革的機會。結果，中國經濟又因為流動性的泛濫而馬上進入了經濟過熱期。

　　很多人會認為，對新一屆的政府而言，社會的和諧和民生問題比結構性改革更重要。但是，其實這是一種誤解。中國當前階段最大的民生問題，是就業和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長。這要依賴就業創造，而就業創造離不開私人部門的進一步擴張和加快城市化進程。1998年之后，因為要擺脫通貨緊縮，政府擴大了公共部門的支出。1994年至1998年間，公共部門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國有企業和銀行方面，還沒有從根本上改革公共部門和政府部門的職能。今天，政府依舊“壟斷”了太多的資源和機會，對私人部門的發展還很不利。土地的流轉和城市化進程依然緩慢。私人企業進入的壁壘還太多，政府壟斷的行業和中央大企業對政府政策制定和立法的游說能力一天強過一天。這些都將從中長期妨礙有效的經濟增長和就業創造的能力。

　　中國經濟當前最需要的是私人部門的進一步發展和市場的擴張，以吸納更多的勞動力人口。一個中央計劃經濟的改革，不完成結構性的改革，不擴大私人部門，縮小公共部門，就不能建立起一個市場的經濟體制。90年代中期，銀行和國有企業進行了激進的改革和改組，從而改善了大量企業的競爭力，也使國有銀行有了重生的起點。但是，我們還有一個很大的公共部門的改革沒有完成，那就是各級政府部門和政府壟斷的職能。

　　在沒有嚴重的通貨緊縮和通貨膨脹的時候，我們應該重啟結構性改革的議程，現在的重心應觸及公共部門中最核心的部門——政府部門。我認為，壓縮政府規模、改變政府在經濟中的壟斷職能，讓政府回歸公共服務以及在公共品提供方面的重要職能，符合和諧社會的基本理念。我很擔心，如果我們不能很好地理解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性，很可能在未來的幾年里，現有的公共部門的生產性支出和壟斷，以及公共部門的體制剛性可能會進一步固化。我也很擔心，壟斷利益集團的游說能力會使政府出臺越來越多的反市場化政策，抑制私人部門的發展和就業創造的能力。如果今天失去這個重要機會，中國經濟在未來五年可能會進入另外一個十字路口，這可不是我們所希望看到的周期循環。

　　現在該是重啟結構性改革議程的時候了，這次的重心是公共部門中最核心的部門——政府部門：壓縮政府規模、改變政府在經濟中的壟斷職能，讓政府回歸公共服務及在公共品提供方面的重要職能。如果我們不能很好地理解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性，現有公共部門的生產性支出和壟斷，以及公共部門的體制剛性可能會進一步固化，壟斷利益集團的游說能力會使政府出臺越來越多的反市場化政策，抑制私人部門的發展和就業創造的能力。那樣，中國經濟在未來五年就可能進入另外一個我們不希望看到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