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岸元 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對外經濟研究所

　　去年以來，坊間流行幾本關于國際金融陰謀與國家經濟安全的書，讀來饒有趣味。當時也沒有當真，僅僅是當作奇聞軼事，茶余飯后愉悅神經。近期，偶然參加與某書作者及相關人士的座談，方才大吃一驚。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這一類知識分子，雖然早就聽說北京有那么一群�！敖o美國8000億美元，幫助其解決次級債問題，代價是把臺灣給我們”、“拋出外匯儲備中的美元部分，擊垮美元”、“美元對歐元匯率達到1.4時，伊朗戰爭必將爆發”、“通過恢復金本位達到毀滅美元霸權地位的作用”——種種網絡思維，看來似乎已經準備好發動一場貨幣戰爭了。

　　政治、經濟、安全之間有著嚴格的學術分野。愛談論經濟問題的政治學家、愛談論安全問題的經濟學家、愛談論政治問題的安全專家，都不是本領域真正有見解的專家。在強調“安全”問題的半吊子經濟專家面前，理性、邏輯、實證都沒有意義。黑夜給了他們一雙黑色的眼睛，他們永遠尋找不到光明。他們不相信我們生活在一個基本誠實的世界里，不相信人性中的善，只相信陰謀，只能睨著眼睛躲在暗處偷窺這個朗朗乾坤。

　　在人類所從事的逐利性活動中，用錢生錢的金融活動最為復雜，最為人所不解。金融理論的發展跟不上金融手段創新、金融制度變革的速度。而一旦理性的光輝照不到的這個角落，偏執、愚昧和瘋狂就會流行開來。這是金融陰謀論最主要的起源。關于我們這個世界被一小部分金融陰謀分子操縱的說法由來已久。1903年，沙俄秘密警察捏造《猶太賢士議定書》一書，論證出存在某種“國際猶太金融陰謀”、“猶太銀行家特性”，鼓吹猶太金融集團和拉比們正試圖通過全球化手段控制世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希特勒聲稱是猶太金融集團試圖將整個歐洲拖入戰爭。希特勒說“如果他們想發動戰爭，我們就將毀滅他們”。后來猶太人果然發動了戰爭，在元首看來，將他們推入焚尸爐也就順理成章。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是金融陰謀論者最大的談資，他們認為對沖基金經理們是“金融恐怖主義分子”，攻擊某國貨幣或金融市場的行為是“金融恐怖主義”行為，都應繩之以法。筆者在此無意重彈關于危機之前東亞經濟體自身缺陷的老調。我只提一個簡單的事實：當泰銖出現明顯貶值趨勢時，中國銀行的外匯交易員是否應追隨市場潮流拋出泰銖(加入中國銀行當時有泰銖交易的話)，維護公司利益？中國銀行拋出泰銖的行為必然加劇了泰銖的貶值，這樣一來中國銀行是否也是恐怖主義分子的從犯？類似的例子還可舉出不少。1998年對沖基金采取股市匯市套作的方法攻擊港元，香港特區金融管理局不得不在聯交所大量接盤以維持大盤指數。而當時市場跟風看跌風氣甚濃，大量拋盤都來自本地投資者。是否應將這些投資者繩之以法？唐吉珂德有個風車做敵人，金融反恐戰爭的發動者卻沒有，因為他們要與市場為敵。

　　人固然經常采取集團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但從利益集團的角度分析問題，得不出多少有含義的結論。利益集團分析方法是階級、階層觀點的瑣碎化。階級的觀點是高度提煉的，整個社會被分為兩大對抗的階級，階級斗爭是社會生活的全部內容。經過階層觀點解剖后的社會是片狀的，相互之間仍有高下之分。而社會中的利益集團則是“塊狀的”：一個利益集團可能為不同階級及階層人數組成；不同利益集團相互之間可以沒有高下之分。軍火廠工人和財團老板可能組成“軍工利益集團”；滬深股市中的販夫走卒和投資銀行家也會臨時拼湊出“金融利益集團”反對政府提高印花稅。

　　利益集團觀點會使得對社會的結構性分析完全缺乏指向。比如，從利益集團的角度考察美國在

人民幣升值問題上的觀點，將陷入對美國國內諸多因素孰強孰弱、合縱聯橫的論證中不能自拔。美國國內關于人民幣是否應該升值存在諸多觀點：進口商與本國生產商之間、消費者與意識形態偏執狂之間、“銹帶”與農業區之間、經濟學家與政治家之間，存在不同觀點，最終究竟哪個因素居于主導地位取決于人類智商無法完成的福利函數加總工作。

　　跳出利益集團的框架，從經濟決策的基本邏輯進行分析，則會有新的觀點。壓迫人民幣升值是典型的經濟行為。美國政府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策是因為當局認為，美元貶值帶來的競爭力恢復和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所創造的財富經過貼現之后，大于當期由于貶值導致的貿易利益損失以及資產價格低估損失。未來創造的財富增量規模取決于美國經濟自身的調整能力。貼現率為多少，取決于美國政府的偏好。利益集團的作用是擁躉一個人進入政府以改變行政當局的偏好，比如，華爾街出身的財長主張強勢美元以維護金融集團的利益、底特律出身的財長主張弱勢美元以提高美國制造業的競爭力等。如果中國決策的政治過程與美國類似，則是否允許人民幣升值應基本遵循同樣的邏輯。但是，中國經濟處于轉型期，人民幣升值帶來的未來財富損失存在很大不確定性。因此，社會上有觀點認為，政府是“美國之所欲，必為我之所不欲”的原則簡化決策，能不升值就不升值、能控制速度升值就控制升值速度。即便如此，也只能認為中美間存在關于

匯率是否升值的“貨幣斗爭”，而“貨幣戰爭”根本無從談起。

　　雖然打一場貨幣戰爭的想法激動人心，但迄今為止，還沒有人指出什么樣的行為屬于貨幣戰爭。我理解，也許他們指的是那些破壞對方國家貨幣五種基本職能的行為。金本位年代，禁止本國貴金屬輸出是各交戰國金融管制的重要內容，(這一點破壞的是貨幣的“支付手段”職能)。進入虛擬貨幣時代之后，偽造對方國家貨幣偷運到對方國內的事件時有發生(這一點破壞的是敵國貨幣“價值尺度”與“流通手段”職能)。在拉鋸戰中，高估本幣價值、低估敵對方貨幣價值，利用戰爭間隙搶購物資，更是慣常做法(這一點破壞的是“流動手段”和“儲藏手段”職能)。但這都是先有實實在在的戰爭，而后才將金融充作戰爭的輔助手段。在和平年代，以破壞對方國家價值尺度、流通手段職能為能事，挑起貨幣戰爭的行為還未曾聽說(朝鮮據說偽造美元是一個例外)。近來，損害對方國家貨幣“儲藏手段”、“世界貨幣”職能的設想倒是不少，如拋出中國

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等等。這些做法將國家數十年的命運作賭注，是流氓無產者的破罐子破摔，是美國經濟、美元即將垮臺之際的“一錘子買賣”。

　　為什么要覬覦美元的全球地位呢？鑄幣稅、強化本國財政及貨幣政策效果等好處，是美國為全球提供貨幣職能應得的報酬。與全球貨幣地位對美國經濟管理當局帶來的麻煩相比，這一報酬微不足道。美聯儲借助美元地位，采取周期性升值貶值、加息減息策略掠奪世界財富的說法更是無稽之談。

　　以中國外匯儲備為例，美聯儲加息減息的決策絕不會考慮其對中國外匯儲備價值的影響。一是因為“一個政策手段、一項政策目標”的觀點對美聯儲有很深影響，加息決策的主要參照指標是通脹率，而不是美元匯率及資產價格；二是因為近年來，聯邦基金利率與外國政府主要購買的美國國債市場收益率缺乏相關關系。三是因為美元相對于其他儲備幣種升值對中國外匯儲備資產價值固然是一件好事，美元相對于其他儲備幣種貶值又能怎樣呢？只要美國不發生實質性的通貨膨脹，美元計價的紙質資產還是在美國國內購買到與之相對應的其他實物資產。相對于持有歐元，持有美元的損失只是機會成本。

　　至于美元對人民幣升值導致中國外匯儲備貶值的說法更是缺乏基本常識。干預外匯市場是多數經濟體外匯管理當局的基本職能，當局就是要買入貶值壓力下的貨幣、拋出升值壓力下的貨幣，做賠本買賣以平抑市場。

　　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旋律，市場經濟是必由之路，這些大的判斷不能推倒。中國是現有國際政治經濟體制下主要受益國家，是否能夠與主導國家合作謀求更長時間、更深層次、更多領域的發展，固然主要取決于對方的意愿，但至少我們自己不能充當本輪全球化的終結者。

　　少一些戰爭思維，對大家都有好處。